“我要制定一条新规则！”
埃丽卡挑衅地看着父母。
“这条规则你自己会遵守吗？”卡提娅问她。
“我会遵守所有人上餐桌前必须洗手的规则，”埃丽卡说，“特别是莫妮卡，她的手老是很脏。”
“我的手不脏。”莫妮卡说。
“我也同意我们应该按时吃饭，特别是戈洛，他老是读书，不按时吃饭。”
戈洛耸耸肩。
“但我的新规则是，餐桌上任何一个人都能打断其他人，没有人有权利说完他们正在说的话。如果我不同意你，我就可以打断你。如果你说的话很无聊，我就可以让你别说下去。”
“我们也有权利打断你吗？”卡提娅问，“还是你和以前一样希望自己是特例呢？”
“我的新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
“包括魔术师吗？”莫妮卡问。
“特别是魔术师。”克劳斯说。
有时，长子长女让他感到很有趣。他们比两个最小的孩子活泼得多。有时他们却严肃地讨论书本和政治，话语中不乏洞见。他们似乎读了很多德国、法国、英国文学。他们忙着读所有最新的小说。克劳斯手中一直挥舞着安德烈·纪德的集子和 E.M.福斯特的小说。但托马斯好奇他们何时真正坐下来阅读他们自称非常欣赏的书。据他所知，他们把所有闲暇时间都花在了社交圈子上，为出门而穿衣打扮，和朋友们策划繁杂的戏剧事项。他们的朋友包括里基·豪尔加滕 ── 一个住在附近的英俊聪慧的年轻人，还有帕梅拉·韦德金德 ── 一个当下很红的剧作家的女儿。
托马斯时常恼怒两个孩子和他们朋友的尖叫声，还有他们进进出出的杂音，但他也对他们印象深刻。豪尔加滕说德国文学中少有作品符合他严格的标准。他一刀切地排除整类作品，却让克劳斯对他深信不疑。比如说，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喜剧优于悲剧。托马斯以为他只是夸夸其谈，问他知道哪些喜剧，他便开始列举。
“《第十二夜》和《仲夏夜之梦》。我喜欢它们的结构，它们形成的模式，”他说，“但在所有剧作中，我最喜欢《冬天的故事》，尽管它不是一个喜剧，尽管我还可以删掉中间牧羊人的部分。”
托马斯不确定自己是否读过这部剧。但里基·豪尔加滕没有注意这点，他专心地分析他喜欢的古希腊剧作和他很欣赏但不怎么喜欢的剧作之间的区别。说话间，他让托马斯想起了卡提娅的哥哥克劳斯·普林斯海姆，他在这个年纪也是满口文学，他也是这样的深色皮肤。
埃丽卡和克劳斯无法就范于任何一所学校的规章制度，对他们的告状接连不断。卡提娅说服托马斯，让他们去一家更自由的教育中心。他们入学后，毫不遮掩他们享有的自由，直到被禁止在餐桌上当着弟妹们的面，或在卢拉姑妈和任何长辈面前讨论他们不羁的生活细节。
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来家里做客时，鼓励埃丽卡对他坦白，他发现她在学校里一直和女生们有恋情，而她的弟弟克劳斯则和男生们谈恋爱。托马斯发现克劳斯这么做，愤懑不已。
“我的外甥和外甥女与他们的吕贝克祖先已经大不相同了，”克劳斯·普林斯海姆对托马斯说，他道出这个城市的名字时，仿佛在说什么怪胎，“他们天性不受压制，又从母亲那里继承了美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人见人爱。”
“我希望他们不会很快长大，”托马斯说，“而且我一直认为他们的美貌得自于父母双方。”
“你是说他们长得像你？”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我确定他们还有不少令人惊讶的事没说，如果我听说的是真的。”克劳斯·普林斯海姆说。
托马斯好笑地告诉卡提娅，说他觉得她哥哥在伪装面目之下，对埃丽卡和克劳斯施加坏影响。
“我倒觉得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卡提娅说。
埃丽卡虽然不情不愿，还是拿到了中学文凭。但克劳斯再也不想读书。他母亲问他没有文凭打算将来如何生活，他朝她笑。
“我是艺术家。”他说。
托马斯问卡提娅，他们这样稳重的家庭怎会栽培出这等人。
“我的祖母是柏林最直率的女人，”卡提娅说，“而你母亲也很难说是一个保守的人。但埃丽卡一生下来就是这样。她和克劳斯形影不离，把他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完全没有阻止此事。我们什么都没做。也许我们只是表面上稳重而已。”
卢拉没告诉他们，约瑟夫·勒尔已经病危。她去他们家做客，仿佛一切如常。她和十一岁的莫妮卡交上了朋友，对她说知心话。
“她是唯一一个能和我聊天的孩子，”她说，“其他人都太高傲强势。我对别人不说的话，都对莫妮卡说了，她也告诉我她的秘密。”
“我希望你没有告诉她太多事。”托马斯说。
“比我告诉你的更多！”卢拉说。
海因里希来告诉他们，勒尔的日子不多了。
“那房子里都是些奇怪女人。米米说她们在吸吗啡。她们的行为相当古怪。”
葬礼上，卢拉效仿茱莉娅在议员死后的样子。托马斯看到，她挟一身超然气息，淡淡微笑，款款交谈，脸上抹的粉使她容色苍白。她跟着棺材走时，戴着黑面纱，让三个女儿紧跟着她，但不与她们说话。她看起来像是在摆姿势让人画像或拍照。
当他和卡提娅、海因里希、米米来到墓地时，她朝他们点点头，仿佛不太认识他们。
后来，卡提娅、米米陪着卢拉的女儿一块走时，托马斯和海因里希落在了后面。
“她告诉过我，”海因里希说，“勒尔留给她的财产几乎不值分文。”
托马斯觉得自己生活在三个德国。第一个是他的长子长女居住的新德国。它混乱无序，尊严扫地，只想打破和平。这个国家活得就好像世界将被重造，法律将被抛弃和重立。
第二个德国也是新的。这国家里有大量在冬夜读小说和诗歌的中年人，他们会涌入演讲厅和剧院去听他的讲座，听他读作品。
在战后劫波中，他有种感觉，他在许多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心目中已被遗弃。当战争开始时，他的随笔和评论文还符合时下主流观点，但战争过半时，这些文章就变得危险而过时。等到争议结束后，无人还想听他这样的人说话。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他关于德国和战争的文章逐渐退出公众记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长篇和短篇小说，无数德国人开始阅读他的作品。他的小说被视为自由的象征，他将时代变迁戏剧化了。《死于威尼斯》被认为是关于一种复杂的性的现代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是一部关于旧商德国衰亡的小说。他在这部书中对女性的描写，使他在德国女性读者中知名度上升。
托马斯很乐意收到邀请信，并把它们拿给卡提娅看，然后查看他的日程簿，做好安排。他喜欢一下火车就有人接，或是有车来接。在出席活动前与市长或某位市领导，或文学编辑、出版商共进晚餐，让他感到满足。受到恭敬的款待，让他心情愉悦。他对自己拿到的酬金也很满意。
他发现听众是不会轻易疲倦的。他读上一个小时，他们仍不满足。在卡提娅的建议下，他把开场白拉得长长的，他喜欢自己一开口就肃静下来的大厅。如果他说话声过低，卡提娅会对他打手势，他就提高音量。有时这就像宗教仪式，他是牧师，短篇或长篇里的章节是神圣经文。
他总是在听众里注意到一些年轻人。有些人是与他们爱好文学的父母同来的，另一些年纪更大的，则因为被《死于威尼斯》所打动。他一站到演讲台上，就会扫一眼第一排座席，每次总能看到这样的人。托马斯会把他挑出来，对他投以注视，然后移开视线，然后投以更密切的注视，直到这位年轻人不再怀疑自己受到了特殊待遇。朗诵结束后，托马斯会以目光搜寻那位被他注视过的年轻人，但他的注意对象往往会消失在夜色中。有时，他们中的一个会拿着一本书，腼腆而礼貌地走上前来，他们可以交谈片刻，直到有人来提醒托马斯，许多人还等着见他。
第三个德国是他母亲居住的波林村。那里一切都没有变。年轻人上过战场，许多人丧命、受伤，但战争一结束，生活就继续下去，仿佛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农耕时节的田野里运作着同样的机器，储存稻谷和干草的是同样的谷仓，人们吃着同样的食物，教堂里念诵着同样的祷文。慕尼黑仍然远在天边。火车时刻表也没变。
母亲的房东马克斯、卡塔琳娜·施魏格加特夫妇年事已高，但待人处事还是照旧。卡塔琳娜用友善和委婉的语气向托马斯表达了她对茱莉娅身体状况的担心。施魏格加特的孩子们也继承了父母的智慧和老练，他们说着一口村里的方言。
从埃丽卡和克劳斯身边来到波林村，就像从一个满地狼藉的混乱场所来到一个安稳而永恒的德国。
然而没有什么是安稳和永恒的。卢拉和母亲抱怨她们的收入在逐渐贬值，而他发现通货膨胀是因为战胜国对德国出口货物征收的一系列打击性的税款。托马斯和所有德国人一样谴责这些事，认为这是报复行为。但他渐渐明白，通货膨胀不仅造成生活贫困，还引发难以平息的怨恨。
由于美元升值，托马斯的书在海外的销售收入大幅增长，他与卡提娅能毫不费力地支付用人薪水，把埃丽卡和克劳斯保释出来，帮助他的母亲和妹妹。他们养得起两部车和一个司机。
他们的财富很快被注意到了。一天，家里接到好几个电话，他问卡提娅是什么人。
“是卖东西的，他们听说我们有钱。他们卖油画、乐器，还有皮大衣。最后那个打电话来的女人说有一尊雕像，她觉得它很值钱。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
托马斯有几次从波林或是参加完某次活动回来时，看到街头有游行。他从报纸上读到此次动荡是反共产主义群体掀起的，但他每日只顾着写战前扔下的那部长篇，他为慕尼黑的稳定而心生感激，觉得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他对游行毫不关心。
他母亲搬到波琴格街住，每天都和卢拉碰面，直到卢拉厌烦了她。
“她不停唠叨同样的话，一会儿以为我是卡拉，一会儿假装她是故意惹我。我觉得她还是回波林住一阵的好。”
托马斯想，母亲把一沓钞票交给他以支付自己的用度时，她一定知道这些钱已经不值钱了。
“我老了，不知道哪样东西值多少。我想我已经不会加减法了。还好有你和卡提娅帮我处理这些事。卢拉靠不住，海因里希呢，我把这些钞票给他看，引来他的长篇大论，他有时候说话像你父亲一样。”
在波林，他付清了她的房租，雇了一个管家，确保房子里一直有暖气和充足的食物。可他不知该如何给母亲买衣服。她说，她穿拖鞋是因为脚疼，但托马斯知道其实是她买不起鞋。卡提娅提议她们一起去购物时，茱莉娅假装太累不去。
他有几次发现母亲是真的累了。午餐后，她经常在起居室找个地方睡觉。她和卢拉一样，最疼爱莫妮卡，说她是唯一一个来自老吕贝克的孙辈。
“为什么我是来自老吕贝克？”莫妮卡问。
“她的意思是，你很懂规矩。”托马斯说。
“和埃丽卡不一样？”
“是的，”卡提娅说，“和埃丽卡不一样。”
茱莉娅回波林后不久，消息传来，她卧床不起。
托马斯赶去时，卡塔琳娜·施魏格加特在等他。
“我觉得她没什么病，”她说，“不过附近每个村都有这样的事，特别是那些靠积蓄过日子的女人。是从去年开始的。她们躺在床上，不吃饭，就等死。你母亲就是这样。”
“可是她被照顾得好好的。”托马斯说。
“她过不了没钱的日子。我们这里的人都爱她，每个人都很想帮她。可她没钱了。过惯有钱日子的人受不了这个。这世道就是这样。”
“医生来看过她吗？”
“来过了，但他也没办法。她还给了他一张旧钞票。”
茱莉娅被喂着汤水和干面包，撑过了大半个冬天。有些日子她想见卡拉或卢拉，有些日子她喊着两个儿子。当托马斯在她床边陪了一晚上，觉得她也许撑不过那晚时，她以为他是巴西的某个人。
“我是你的父亲吗？”他问。
她摇摇头。
“是你记得的某个人吗？”
她盯着他，开始喃喃自语，他觉得是葡萄牙语。
“你爱过巴西吗？”
“我只爱过巴西。”她说。
一星期后，她还活着。她越发瘦了。她见到他时，让他扶她坐起来。海因里希和维克托都在楼下，他问她是否也想见他们，但她摇摇头。她状似困惑地探询他的眼睛。他告诉她自己是谁。
“我知道你是谁。”她声音很轻。
他握住她的手，但她慢慢把手抽回。有几次她勉力张开口，但没说出话来。她打了个哈欠，闭上双眼。卡塔琳娜来了，她对他母亲说，她看起来气色不错，很快又能和以前一样在村里走动了。茱莉娅朝她虚弱地一笑。
在门外，卡塔琳娜对托马斯说，茱莉娅撑不过这一晚了。
“你怎么知道？”
“我服侍过我母亲和我祖母。她今晚会走。会悄悄地走。”
托马斯、海因里希、卢拉和维克托坐在她床边。茱莉娅不时表示要喝水。卡塔琳娜和她女儿过来换了床单，让她更舒服些。过了午夜，茱莉娅闭上眼睛。她的呼吸声时深时浅，然后又恢复正常。
“她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托马斯问卡塔琳娜。
“她可能到最后都能听到。谁知道呢？”
烛光下，她的脸浮现生机。她嘴唇翕动，眼睛一开一合。若有人握住她的手，她就明确表示不需要。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这事总是最难的。”卡塔琳娜说。
“什么事？”
“等死。”
死亡来临时，托马斯坐在她床边。他从未见过这种突然的变化。前一秒他母亲还活着，后一秒她就不在了。他不知道这事会这么快，这么决断。
在托马斯的孩子中，只有埃丽卡参加了祖母的葬礼。
“我从没见你哭过。”她对托马斯说。
“我很快就不哭了。”他说。
海因里希也哭了，维克托也是，但卢拉非常冷静，她目视前方，脸色比往常更苍白。等到站在教堂里时，托马斯才发现她已经那么枯竭衰弱。她的女儿们得扶着她走在棺材后面。
在母亲死后的日子里，托马斯所能做的事就是写作。当卡提娅提议去意大利，他说等写完《魔山》他去哪都行。
这段时间他也去周边城市参加朗读会、做讲座。出席公众活动给予他能量。他发现朗读会前后的几个小时很有成效，他能从中获得可以写进小说的新想法和新场景。
他告诉埃丽卡自己在写这部书，但他注意没对卡提娅透露太多，她只知道书里写到了达沃斯的疗养院。他在写作一些章节的时候心里只想着卡提娅。他把她想象成此书的唯一读者，意识到相当一部分内容只有他俩知悉，包括他取材于她书信的场景和人物。有时他读完刚写好的几页，不禁担心除了卡提娅，再无旁人会欣赏他的作品。他还担心细节过于繁琐，人物过多，关于哲理和人类未来的探讨过于冗长。
可是他最担心的是，他不知道把时间的流逝戏剧化，或让时间如同一个小说角色那样放慢脚步，对此书的读者而言是否有意义。当他想到这部书扎根于最私密的念想，也许只在私密领域才能茁壮成长，他不由得对自己笑了。
《魔山》排完版时，托马斯对卡提娅说，要送给她一个包裹。她表示诧异，他便拿出一个装满书页的盒子给她。
他们坐下来吃饭时，他使劲注视着她，但她只是神秘兮兮地朝他笑了笑，离开餐桌时，又笑了笑，说她很忙，得去干活了。
戈洛开始对父母和兄姐有了一种无休止的好奇心。哪怕别人都不知道埃丽卡和克劳斯在哪，戈洛却总是掌握着情报。
托马斯经常看到他出没在自己的书房门口。一天，他拦住托马斯问他是否知道母亲在读什么书。
“你为什么问这个？”
“她一直在笑。我知道她在看你写的新书，可是你的书从来都不好笑。”
“有些人觉得好笑。”
“不，我觉得你在这点上被误导了。”戈洛说道，他像个教授似的皱起眉头。
他和卡提娅下午去散步时，希望她能对书发表一些意见，可她只谈他们操心的家事，比如卢拉的经济状况、埃丽卡和克劳斯的闹剧。
一天早晨，她端着咖啡和饼干出现在他书房门口，他知道她已经把书读完了。
“我有很多话要说，”她开口说，“我喜欢你在书里把我写成一个男人，而且是那么好的一个男人。但这是小事。更重要的是你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用这部书改变吗？”
“你的严肃性已经如此令人瞩目。书里充满了严肃性。它会被每一个爱读书的德国人阅读，也会被全世界阅读。”
“它不是写了太多我们的私事吗？”
“也是，但除了我没人在意这点。你花了好多年才有如此成就。现在是时候让每个人来读它了。这部书来得正是时候。”
接下来几星期，他们一起把书过了一遍。卡提娅提了一些删改，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把欣赏的片段挑出来并读上几句，赞赏其细节描写。
“处理时间的方式，还有这书如此缓慢地展开！还有他们在留声机上播放《瓦伦丁的祈祷》时，那个以我为原型的人起死回生，走进了屋子！还有好俄国人桌子和坏俄国人桌子！”
“你和母亲在干什么？”戈洛问。
“我们在读我的小说。”
“你是说那部好笑的小说？”
出版商们先是担忧小说的长度，然后勉强决定出版。很快，国外出版商买了版权。出版数月后，当托马斯和卡提娅去歌剧院和话剧院时，人们来到他们面前称颂此书。邀请函从德国各地飞来，请托马斯去开朗读会。有本杂志让读者选出书中他们最喜欢的段落。
瑞典有消息传来，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学院正在郑重考虑《魔山》。
埃丽卡十八岁、克劳斯十七岁那年，他们搬去了柏林。埃丽卡当上了演员，克劳斯开始写随笔和短篇小说。他俩很快在报刊上发表各类题材文章，因文风浮夸而出名。他们被认为代表了新一代人的声音，但也是作为托马斯·曼的孩子。他们承袭了父亲之名，但他们告诉采访者，他们希望在父权世界和他们的世界之间拉开距离，他们想要凭自己的成就扬名。
“可惜啊，”卡提娅说，“他们不是凭自己的成就赚钱。如果我再读到埃丽卡的采访，我就要把她装惨的要钱信发给媒体。”
关于曼家姐弟眼高手低的笑话越来越多。在一幅卡通画上，小克劳斯对他父亲说：“爸爸，我听说天才的儿子成不了天才。所以，你不能是天才！”不喜欢托马斯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写道：“整个世界都知道托马斯·曼之子克劳斯·曼。顺便一问，托马斯·曼是谁？”
托马斯和卡提娅有时不明白长子长女乱七八糟的事。传闻说克劳斯和帕梅拉·韦德金德订婚，卡提娅也听说埃丽卡正与帕梅拉谈恋爱。
“也许他们分享了她。”托马斯说。
“我知道埃丽卡从来不分享任何东西。”卡提娅说。
克劳斯写了一部主角是同性恋的小说，又写了一个关于四个年轻人的剧本，剧本中的两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彻底抛弃成规。由于餐后读书是家庭传统，大家让来做客的克劳斯把他的新作分享给家人，包括他的卢拉姑妈。
克劳斯读完剧本后，卢拉姑妈明确表示反对作品中两个女孩的性爱关系。
“这太不健康了，”她说，“我希望这个剧本默默无闻。托马斯和海因里希写的书那么好，但现在本该在学校里读书的这些孩子，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可不能让我的女儿们看到这些。”
“战争已经结束了，卢拉。”托马斯说。
“哦，我不喜欢和平。”
卢拉的观点没有得到著名演员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的认同。他是汉堡室内剧院的明星。他提出要在克劳斯的剧中演一个角色，并说另一个男角应该由克劳斯自己来演，两个年轻女角则由埃丽卡和帕梅拉·韦德金德来演。
格林德根斯让曼家愈加扑朔迷离。就连戈洛也开始津津乐道格林德根斯身兼数爱。一天，对自身性取向毫不隐瞒的克劳斯来信说，他和格林德根斯在谈恋爱。不久，埃丽卡来信说她要与格林德根斯结婚。随即克劳斯来家里对他们吐露，虽然他姐姐和格林德根斯订了婚，她仍然爱着帕梅拉·韦德金德，而他虽与格林德根斯恋爱，与帕梅拉仍有婚约，这让他父母和戈洛大惑不解。
“每个人在结婚前都这样吗？”戈洛问。
“不是，”他母亲回答说，“只有埃丽卡和克劳斯这样。”
克劳斯的剧在德国巡演时，四个演员的复杂关系传遍媒体报刊，那些报道暗示这部剧作是取材于演员的个人生活。
“我们在计划一场盛大的慕尼黑首演，”埃丽卡说，“所有人都得去，我们的成功在此一举。”
“十匹马都不能把我拉去，”托马斯说，“报纸可以把你们的荒唐事当世界热点一样报道，但我只会待在自己书房里。那天晚上我会早早睡觉。”
托马斯和卡提娅知道他们无法阻止埃丽卡及克劳斯谈恋爱、订婚、演戏。大多数时候，他们觉得两个孩子的行为很可爱，但他们渐渐开始讨厌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并想让埃丽卡知道他们的不满。
当埃丽卡带格林德根斯去父母家时，他并不隐瞒他对他们了解多深，他对托马斯和海因里希在战时的嫌隙了如指掌，还提到了曼家的美金来源。格林德根斯是第一个试图进入埃丽卡和克劳斯所打造的黄金圈的外人。托马斯和卡提娅是看着帕梅拉·韦德金德长大的，他们曾与她的父母里基·韦德金德夫妇比邻而居，但他们不知古斯塔夫·格林德根斯是何来历。
“我曾经在从慕尼黑到柏林的火车上见过他这样的人，”卡提娅说，“他一直面带笑容，简直不能更讨人喜欢，可是当检票员过来时，发现他没买票。”
卢拉来做客时，满面红光，神情激动，但突然间恼怒起来，又提起了埃丽卡和克劳斯的出格行为。
“我看到一篇对埃丽卡的采访。看来她对权威一点都不尊重。她在采访里那么说的。”
一天下午，克劳斯·普林斯海姆正与托马斯、卡提娅一起悠闲地喝咖啡，卢拉来了。托马斯注意到他的小舅子仔细地打量卢拉，他希望这两位可别碰面。
“活着真有意思，”克劳斯说，“前一年皇帝还在，后一年就一切自由。这就叫历史。”
“话不是这么说的，”卢拉说，“上等人家的人像小丑一样在德国各地上街游行，这令人愤怒。”
“埃丽卡和克劳斯？”克劳斯·普林斯海姆问，“上等人家的？”
“哦，我们家至少德高望重。”卢拉说。
“感谢上帝，我们家不是，”克劳斯说，“看来问题的关键是门不当户不对。”
“我想克劳斯是在开玩笑。”卡提娅说。
卢拉的脸红了。
“你究竟是做什么谋生呢？”她问克劳斯。
“我研究音乐，有时候指挥乐团。我不做什么谋生。”
“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羞耻已经结束了，”克劳斯说，“你在慕尼黑和柏林晚上出门看看，那里早就没有羞耻了。它和皇帝一起倒台了。从那以后就是一场无耻的盛宴。”
“那就是德国的末日。”卢拉越说越激动。
“难道那不是一桩好事？”克劳斯问。
卢拉说要走了。她似乎一下子显出疲态，几乎萎靡下来。有一会儿，她两眼发直地坐着，像是快要睡着了。托马斯不得不把她搀扶到门口。
他回到房间后，克劳斯问他，有没有人照顾卢拉。
“你什么意思？”托马斯问。
“你的妹妹看着我的样子，像是一个用吗啡提神的女人。”
“别说傻话。”卡提娅说。
不久埃丽卡穿起了西装、打起了领带。托马斯想，姐弟俩彼此肖似，他俩经常同时开口，想说相同的话，对格林德根斯 ── 如果他在场的话 ── 清楚表明，他被排除在他们的世界之外，他不会理解他们深奥的言下之意，微妙的戏谑玩笑，或是他们对任何道德规范的抗拒。托马斯想，他们说话的语气是在故意排斥任何新来者。令托马斯和卡提娅不解的是，埃丽卡为何非要嫁给此人。
“她最好谁都不嫁。”卡提娅说。
托马斯差点想说，可惜埃丽卡不能嫁给她的亲弟弟克劳斯，否则就能管住克劳斯了。起初他并不相信她真的会与格林德根斯结婚，即便她把这事说成是她要完成的一桩任务，并不很麻烦，好比应观众要求而加演的一场戏。但接着邀请函寄来，日期定了。
他和卡提娅勉为其难地去参加婚礼。当周围的年轻人都在寻欢作乐，玩愚蠢的把戏，给男人取女人的名字，给女人取男人的名字，开各种粗鄙的玩笑，他不得不摆出更严肃、更正式的样子。卡提娅碰了碰他，他发现克劳斯已经闭上眼睛，若不是一个盛装的姑娘过来邀他跳舞，他很可能就睡着了。这个姑娘后来走到托马斯和卡提娅跟前，告诉他们，帕梅拉·韦德金德因为嫉妒而没来。
“他们会在康斯坦茨湖的一家酒店度蜜月，埃丽卡和帕梅拉最近刚在那里度过一个美妙的浪漫周末，”这个姑娘说，“格林德根斯非常嫉妒，他把埃丽卡的一件结婚礼服撕成了碎布。但她毫不在意。她哈哈大笑，因为她不喜欢那条裙子，这就让事情越发糟糕。在蜜月酒店里，帕梅拉扮成男人，说自己是韦德金德先生，我们现在都觉得埃丽卡会在酒店登记簿上写曼先生，如果格林德根斯容许她写的话。他经常很无趣。”
埃丽卡开始了新婚生活。克劳斯仍然和家人住在慕尼黑。白天他精神不振，但每天傍晚开始吃饭时，他总是有讲不完的点子和计划。托马斯有几次注意到，他是在和一个看不见的埃丽卡说话。他说，在剧院里和格林德根斯一起工作，让其他三人都感到压抑。格林德根斯在生活中是个沉闷的人，读过的书屈指可数。他没有好奇心，缺乏闪光点。但一登上舞台，他无所不能。克劳斯、埃丽卡和帕梅拉都期待着演出结束，他们能一起吃饭，但格林德根斯一等灯光熄灭，就光芒不再。餐桌上，他变得很普通。如果他们约会到很晚，他还能变得很无聊。但在舞台上，他身怀魔力。克劳斯说，这事十分怪诞，简直令人感到惊悚。
谈话间，托马斯突然想到，对于克劳斯而言，与其他事带来的兴奋感相比，写作是一个乏味的过程。克劳斯喜欢外出、聚会、结交新朋、旅游。他天生不爱待在一个艰苦而隐秘的地方，像炼金术士那样把一个主题提炼到光线下。他写东西很快。托马斯得出判断，克劳斯虽有天赋，但不是一个艺术家。他不知道儿子年龄增长后将会如何生活，能干什么。
克劳斯早已对他们预言，埃丽卡与格林德根斯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灾难。当克劳斯在柏林和他们一起吃饭时，他说格林德根斯为一期杂志封面拍了一张克劳斯、埃丽卡和帕梅拉·韦德金德的照片。他告诉他们，这张照片上原本有他，可是某个编辑觉得他名气不大，就把他删了。他说，显然他不重要，其他三人都是名演员，就他不是。他又说，或许他们只是想要被著名文学家父亲宠溺的孩子们，而他不是。
克劳斯说，整个傍晚都在听格林德根斯抱怨。那时埃丽卡已经厌倦了他。他让她请她父亲去多家剧院的管理层为他说项。克劳斯告诉他们，格林德根斯已不再满足于当演员，他想自己开剧院。
“等埃丽卡回家，”他说，“她会觉得嫁给这个人是她自己犯蠢。我们得好好安慰她。”
托马斯关注着阿尔道夫·希特勒的新闻，虽然他对此兴趣寥寥。慕尼黑总有怪人和疯子，他们是左翼还是右翼并不重要。希特勒在狱中时，人们谈论着他，猜测他会被释放，然后被驱逐去奥地利。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的选举中，他的党派只赢得百分之三的国民投票。
托马斯将德国的战败视为某种终结。因为他曾津津乐道德国灵魂的特殊性，如今他觉得有义务把这些词句从他的词典和脑海中驱逐出去。他花在小说上的时间越多，就越加确定他应该讽刺和反思自身的传统。
海因里希和米米来吃饭时，托马斯知道海因里希会说希特勒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面对人群慷慨激昂演说的照片开始经常出现于报端。
“他的脸上有种让人讨厌的东西。”托马斯说。
“他整个人都让人讨厌。”米米应道。
“钱已经不再是钱了，”海因里希说，“这对大多数人都是不可想象的。只要有人站出来高声指责，别人就会听他的。”
“可是没人听希特勒的，”托马斯说，“他所谓的政变就是一场灾难。他企图蛊惑人心然而失败了。”
“你怎么看这个人，卡提娅？”米米问。
“我希望这个希特勒能放过我们，”卡提娅说，“巴伐利亚没有他就已经够糟糕了，我无法想象有了他会是什么情况。”
米米向他们透露说，她确切知道卢拉在吸吗啡。
“她仍然跟那群女人在一起，她们仅仅为了吗啡而混在一起。她们彼此掩护，确保供应不断。我有个朋友，她的妹妹就在那群人中。”
卢拉下一次来家里时，坐在那里目光呆滞，不停点头。有一会儿，她喃喃说着什么，接着猛一愣神，似乎意识到自己身在何方，随即眉飞色舞地聊了起来。
当女儿们在身边时，她让她们和她一样遵守社交礼仪。如果她看到某个女儿的坐姿不那么端正，便会立刻训斥。她对到访和告辞的礼节十分严格，要求其他人跟着她使用传统的问候语和同样次数的吻面礼。
一天，她被邀请去用午餐。她纠正了戈洛随意拿刀叉的方式，仿佛她是一个修道院院长，一丁点细节不到位，她就摇头哀叹，感慨礼仪崩坏。
“你可以把这归咎于战争，”她说，“或是通货膨胀，但我归咎于人们自己。是人们养成了坏习惯。而且有时候父母比孩子更不像话。”
“你是说我父母吗？”戈洛问。
“我正在说新出现的粗鲁行为，这就是一个例子。”
只要埃丽卡和克劳斯可能会来，卢拉就声称不会让女儿去波琴格街，以免她们被玩世不恭的表兄姐带坏。
“埃丽卡毫无女人味，”她说，“她是怎么生活的？她看起来像个男人。”
“她就想要这样。”卡提娅说。
“她给妹妹、表妹，还有一般的年轻姑娘，树立了极坏的榜样。”
海因里希在慕尼黑多个阶层走动，他得到消息，甚至早在勒尔过世前，卢拉就与一个已婚男子有过风流韵事。她被看到在一栋有名的公寓楼前撒泼。起初，托马斯以为这是两个名作家的寡妇妹妹能招来的那种谣言。他认为，人们不对卢拉说些什么，探听些什么，是不会满足的。在慕尼黑文学圈和体面人士会晤的地方，卢拉被人注意，不是因为她的观点，而是因为她显然开始手头拮据了。
海因里希告诉他们，他相信卢拉有个对她不忠的相好。那个男人已经结婚，但他在公众场合露面时身边围着一群女人，而不是他的妻子和卢拉。
“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乎，”海因里希说，“但这对卢拉来说是公开羞辱。”
接着海因里希告诉他们，卢拉在街头跟踪这个男子，或是去咖啡馆和餐厅看他是否坐在里面，然后她沮丧地独坐着，说出他的名字，并坚持说要等他。
后来消息传来，卢拉自杀了。当海因里希来家里通知托马斯和卡提娅时，卡提娅和戈洛立刻赶去安慰卢拉的女儿们，但海因里希和托马斯留了下来，他俩躲进托马斯的书房。
海因里希问他记不记得母亲向他们讲述巴西童年故事的那些夜晚。
“在那样一个夜晚，如果有人走进来告诉我们的两个妹妹，她们将如何死去，你能想象这事吗？”托马斯问。
“卡拉走的时候，”海因里希接着说道，“我的一部分也跟着她去了。现在是卢拉。很快我们也都会走。”
在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二八年，每到诺贝尔文学奖公布那天，总有记者围在他家门口。第一年，卡提娅还让用人请他们喝茶吃蛋糕，但第二年她关上百叶窗，下令所有人要出门就从后门走。
“去年你没获奖时，我觉察到一种幸灾乐祸。”
到了一九二九年，托马斯和卡提娅开始担心他可能会获奖。由于失业再度波及了两百万余人，希特勒的名字挂在每个人的嘴边，他在慕尼黑的见面会总有数千人出席，他们不想公开领受巨款，也不想在埃丽卡和克劳斯招来的关注之外更添风波 ── 随着希特勒的影响力增长，兄妹俩和他们的朋友越发对他横眉怒骂。
当埃丽卡、克劳斯或者他哥哥海因里希表达对希特勒的警惕，表明他们讨厌他的追随者时，托马斯并不很信任他们。他感觉，他的哥哥和他的长子长女需要在德国有个敌人来对之咆哮。他早晨读报时，经常发觉自己在浏览希特勒的新闻。希特勒的党派宣布赢得了当地州和地区的选举，以几个百分比的优势险胜。
戈洛却开始收集希特勒和冲锋队的剪报。一九二九年八月的纽伦堡集会之后，他买了所有的报纸，一些报道估测集会人数有四万，另一些认为有十万。他把所有剪报放在餐桌上，请父亲来看。
“队伍在壮大，”他说，“而且有纪律了。他们一边组织选举，一边组织半政府的军队。”
“他们没有资助。”托马斯说。
“这不是真的。我每天都能给你看他们的资助是什么。这不是暗中进行的。”
托马斯和卡提娅达成协议，不提诺贝尔文学奖的事，也不让别人提。但在奖项宣布的前夜，他辗转反侧，想着自己是多么渴望得到这个奖，他认为这是自己性格的一大缺陷。他告诉自己，不应该要它，它也许能带来读者，但也会带来麻烦。
早晨，他听到电话铃响，就等着卡提娅或戈洛出现。他们没有出现，他笑着想到自己竟然如此确信这奖是他的。当卡提娅端着两人的咖啡出现在门口，他以为她是来安慰他的。她关上门，坐下来之后才开口。
“两分钟后，电话铃会响，记者会到门口。我以为我们还能有一段清闲时光，但暂时不会有机会了。”
他原已答应去莱茵兰开朗读会，而今又增加了其他事，包括在慕尼黑的一场名人晚宴和波恩大学的一场典礼。满大厅的人也是战后一直参加他朗读会的那些人，但如今厅里的气氛充满期待，仿佛他能驱走听众周围的恐惧和失败感。
在开场白中，他不谈政治，但他作为一个置身事外、誉满全球的德国人，他的在场就让这些场合成为反对者无形的集会，让德国无瑕的灵魂得到抚慰。
戈洛告诉他，在自由派的报纸上，这一奖项不仅被视为对他作品的辩护，还是对他代表自己国家的思想生命的辩护。一家报纸写道，这些庆祝是对威胁着他的祖国的黑暗势力的反驳。
戈洛给他看《观察家画报》，这是一份被希特勒控制的报纸。此事他早有觉察，但他从报上读到的版本更具煽动性。这一奖项令他进一步成为纳粹的目标。战后他所代表的文化 ── 中产阶级式的、海纳百川、不偏不倚、平和沉稳 ── 正是他们最想毁灭的。他的文风 ── 深思、持重、文雅 ── 正是他们风格的对立面。
他们开启的战争包括文化独裁之战。犹太人或左翼作家写的一首抒情诗，犹如成功的犹太人企业一样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一个名作家在他们看来，就像一个不友好的异域国家或一个犹太银行家。他们不仅想要控制街道和政府大楼、银行和企业，还想重塑德国的未来。如果他们无法掌控抒情诗和小说，那么德国文化的未来将很可能滑出他们的手掌心，而他们就像注重当下一样注重这种未来。
当他傍晚坐在慕尼黑自家的书房里时，这些结论越发清晰地浮现在他脑海中。他以前从未想过纳粹会掌权。有段时间他们只是令人厌恶，代表了潜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粗糙。餐厅里的服务员不再那么有礼貌。他喜欢的书店里的店员不再那么恭顺。卡提娅时常抱怨中意的家政服务难找。他觉得邮递也比以前慢了。
但这些只是小麻烦。因为他不太上街，他没怎么想过街上穿制服的暴徒。纳粹在德国未来的政体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想法几乎不值得讨论。他认为，既然他们没有根基，也将会很快退出。他认为未来的争斗将在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之间。
若干年前，当戈洛刚开始对政治哲学感兴趣时，他喜欢和戈洛辩论这两者的裂隙将可能弥合。如今他与戈洛的讨论都集中在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区别上，话题关于德国工人党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公众想象的中心，他们没有赢得任何选举，也没有为了获得支持而降低语调。当他试图让戈洛对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感兴趣时，戈洛耸耸肩说：
“虽然海因里希、埃丽卡、克劳斯都认为希特勒对我们所有人是一个威胁，但不意味着这就不是真的。”
“我没说过这不是真的。”
“我很高兴听到这话。”
他发现，埃丽卡和克劳斯从他们敌人的粗俗和恶意中得到能量。他们旅行去了美国，遇到一群好奇的记者想要采访他们。他们的朋友里基·豪尔加滕正住在纽约，他招待了他们，带他们去城里寻欢作乐。埃丽卡在信中说，其中一些乐子连她亲爱的父母都不能说。他俩坐火车穿越美国，然后环球旅行，去了日本、韩国、俄国，合写了一本关于旅途见闻的书，书的结尾是沮丧的回国，他们在微明的晨光中踏上普鲁士的土地，在警察警惕的目光下，他们只得停止嬉笑，严肃起来。
托马斯记得，他们抵达时见到的并不是警察，而是他们的父母和弟妹。他们没有回到柏林，而是回到了慕尼黑。刚到家时，他们几乎又变成了孩子。往常他和他们的母亲总是提醒他们在餐桌上要守规矩，但这次他们的环球历险记充满了天真的奇遇，仿佛两个民间故事里的姐弟，逃到世上后，被许多好心的陌生人照顾，幸运地避开了所有灾祸。
很快他们又变回了成年人。当里基·豪尔加滕从美国回来，埃丽卡写了一本童书，他给书画了插画。卡提娅告诉托马斯，克劳斯和他谈上了恋爱。克劳斯现在每年出版一两部小说。埃丽卡因她写的新女性短文而名扬德国。她喜欢被拍到开着车，飞扬着短发，对性和政治这类争议性话题发表意见。她与里基参加了一场为期十天的赛车并赢得冠军，埃丽卡在他们各地的休息处写作。
当时托马斯和卡提娅迈入了平静的知天命之年，而埃丽卡和克劳斯发现生活多姿多彩。他们计划开两部车从德国去波斯，随行的有里基和埃丽卡的朋友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
对托马斯而言，平静的岁月转眼间成了惊诧。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年，纳粹赢得了 650 万选票，而两年前还仅有 80 万。但他认为，他们的支持来得快，去得也快。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的承诺是空洞的，人们迟早会醒悟。只要戈洛不再给他看小报上骇人听闻的文章，他就能安定地写他的书了。
然而几个月后，在他写作、出门做讲座和朗读会期间德国发生的变化成了他难以忘怀的景象。他答应去柏林的贝多芬音乐厅做一场题为《呼吁理性》的讲座。这个题目在其他时间也许并不敏感，但此刻是的。他认真地准备讲座，越写越愤怒，也越发肯定这些话必须说出来。
他仍然相信听众是他所定义的三个德国中的第二个。他以为贝多芬音乐厅中会坐满冬夜读书的有思想的人。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谴责抛弃文明社会规则的做法，他把这些规则命名为“自由、平等、教育、积极和发展的信念”。他以为他的听众会鄙视他所称的“怪异蛮横的狂潮和原始的民粹游园会上的吠叫”，他们会认同他说的德国工人党提供了“一种怪诞的政治，充斥着群众反射性的癫狂，游乐园里的钟鸣，高喊的哈利路亚，单一口号念经式地重复，直到所有人都口吐白沫。”他呼吁听众支持社会民主党 ── 德国政坛中最理性、最进步的党派。
大厅里座无虚席，他刚开始演讲时，台下的反馈是积极的。他很高兴埃丽卡、克劳斯和卡提娅都在观众席中。当他说到德国给人的感觉可能会变成“对世界的威胁”，又说纳粹是“泥足巨人 (注："与“纸老虎”喻意相近。") ”时，观众席中站起一个男子，要求发言。
托马斯从未被打断过。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犹豫片刻后，他指了指这个男子，让他发言。
男子的声音传遍整个大厅，说他是一个骗子，是人民的公敌。观众中响起不满的嗡嗡声。托马斯心想幸好他有讲稿。他决定不去理会。他知道欣赏他作品的观众会对此有情绪，但这会进一步激怒那个打断他的人。
他发现大厅里到处都是反对者，他们一抓住机会就辱骂、吹口哨。显然他们是有组织的，他们来此就是为了不让他做讲座。他们现在开始喊他下台。有几人离开座位，朝讲坛走去，但大多数观众默默坐着。打断他的人是有备而来。他们都是年轻人。他每次在演讲中抬眼望去，大厅里都是他们寻衅的身影。
托马斯继续演讲，这时他收到一张纸条，让他缩短发言，在事态变得更紧张之前结束。他决定不能那么做。不仅因为这种撤退会被广泛报道为可耻的投降，也因为他不知道他和卡提娅还有其他人该如何离开 ── 如果抗议者觉得他们被吓倒了。
他越发强硬地批判纳粹的理念，大厅里的起哄声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糟。起初只是个别人在叫嚣，但后来成群的人唱歌、辱骂。到最后，托马斯的声音几乎被淹没。
他讲完后，显然已经很难安全离开。他看到卡提娅做手势让他去台侧。他在那里找到了指挥家布鲁诺·瓦尔特和他妻子，他俩对音乐厅复杂的楼梯和通道很熟悉，小心翼翼地带着他和卡提娅走到隔壁的楼房，瓦尔特的车就停在附近。
托马斯明白，只要纳粹得势，他就再也不能在德国演讲而无惧旧事重演。想听他演讲的人会觉得参加他的活动是不安全的。他同意出版演讲稿，也很高兴它出了三版，但他知道这没什么用。他已经被打上了标记。戈洛想给他看德国工人党报纸上的讲座报道，他拒绝了，他知道他们会怎么说他。
他继续写作，但心里清楚，只要他走上慕尼黑街头，就会被注意到。他和卡提娅在河边散步时，他们警惕着周围。他认为反对纳粹是值得的，他相信他们一定会被打败。他看到，通货膨胀已经让整个国家动荡不宁，在稳定到来之前，会有很多党派倾轧，理念轮换。但柏林那一夜前所未有地让他醒觉，他崇高的文学声名并不能将他置于安全无虞的地位。他不被允许随心所欲地陈述他的思想。他的德国，他在朗读会上对之发言的那个德国，已经失去了中心地位。
危机四伏之际，埃丽卡和克劳斯越发慷慨激昂。他们的父亲因为柏林的叫骂事件而不愿再出席任何活动，他们却在纳粹紧逼的威胁下变得更勇敢了。
克劳斯写了第二部四个演员的剧，两男两女，但这次的风格更为沉郁阴暗，似乎除了爱情是一场欢愉的游戏外，还要赌上更多东西。四个年轻角色为他们的人生而奋斗。吸毒对他们而言并不能带来宽慰，只能导向毁灭。爱情是占有对方的纠缠，死亡是另一种自由。
克劳斯、埃丽卡和里基·豪尔加滕为他们的波斯之行做最后的准备。托马斯和卡提娅开始欣赏里基，他与夫妇俩说话，就像与他们的长子长女说话一样轻松随和。克劳斯在里基身边也变得稳重起来，不太发表惹父亲生气的极端观点。
然而在那几个月中，他们全都对德国工人党持有极端观点。餐桌上托马斯总是听到猛烈的抨击。尽管如此，他还是对里基批判希特勒的语气感到诧异。
“一切都完了！我们完了！我们所有人。他们会毁灭一切。书、照片，一切。谁都不会安全。”
接着他刻意模仿了一段希特勒冗长激昂的演说。
“你们看到正在发生什么吗？”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在预定的启程日前一天，里基、埃丽卡、克劳斯和安娜玛丽·施瓦岑巴赫去了一家巴伐利亚的新闻影片公司，拍了一部关于他们旅程的电影。为了拍摄效果，克劳斯和埃丽卡坐在车里，其他两人忙着修理想象中的车损。里基说克劳斯应该拍一段他修轮胎的戏，这样拍摄就得停了，他们都哈哈大笑。
按计划，他们与各自家人度过最后一晚后，就会在次日下午三点出发。但中午消息传来，里基枪击自己的心脏自杀了。他去了阿莫斯湖畔的乌廷，他在那里有一套小公寓。他留下一张纸条给当地警局，上面写了卡提娅的名字和电话号码，让警察联系曼夫人，请她去告诉他父母这一消息。
那天晚上，埃丽卡和克劳斯无言地坐在餐桌旁。之前有段时间，他们处于欣喜若狂的状态。克劳斯曾担心此次旅行会给他和里基脆弱的关系造成压力，但里基通过一种新的做爱方式安抚了他，让他俩都兴奋起来，这是埃丽卡告诉卡提娅的。克劳斯即将与他最爱的两个人踏上旅途。在这之前的数日，他都无法安坐。每次托马斯看到埃丽卡，她面前都放着路线图和一堆导游书、词典。她对着空房间发号施令。她已经为即将发表的文章想好了题目，还策划了一部由四位旅行者合作的书。
他们去了里基身亡的公寓，看到他床上方的墙壁上溅了他的血。埃丽卡看到他的尸体和血，她嚎叫起来。克劳斯带她回家时，她还在嚎叫。
卡提娅去书房找托马斯。
“我不知道里基为什么把我的名字给了警察。我去敲门时就知道我会毁了豪尔加滕夫妇的生活。还有，埃丽卡得停止嚎叫。你得走出书房，让她别嚎了。”
之后数日，托马斯对埃丽卡和克劳斯讲了他的两个妹妹是怎么死的，这两起自杀事件是多么令人震惊和困惑，但他们似乎不能理解。他们无法把里基之死与其他人之死联系起来。即便他讲了种种细节，卡拉和卢拉死时他在哪儿，感受如何，他俩都听不进去。仿佛他们那种明亮、丰富、生动的生活是其他人的生活所无法企及的。里基无法与他们名不见经传的姑姑们相提并论。
“你不明白，”埃丽卡一遍遍对他说，“你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