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有获得职权的权利

继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意外败给唐纳德·特朗普之后，关于女人在这个国家的参选问题得到了普遍关注，并且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大量的研究表明，这些问题绝不愚蠢—虽然正如我们最终会在这里看到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很容易被操纵和误解。但涉及谁有资格掌握权力这个问题时，女性在许多（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都处于明显的劣势。鉴于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在2020年大选中击败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成为一个最为紧迫的政治需要，如果我们还完全无视女性在选举中面临的重重困难，至少是面临比她们拥有特权的男性同行更多的困难，那么这就太轻率了。我们需要明确，是否有充分有力的证据，并质问这些困难是否会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我们还应该质问，“可当选性”的机制到底对谁有利—这些问题要到后面才能解答。

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马德琳·海尔曼与她的合作者让参与者根据人事档案里的信息来评价两个虚构的人物，一个是叫“詹姆斯”的男人，另一个是叫“安德烈娅”的女人。2詹姆斯和安德烈娅都被描述为某航空公司的助理副总裁—这是一个具有明显男性特征的领导职务。研究者通过对调人事档案袋上的名字（每换一个实验参与者，档案袋上的名字就对调一下），这样可以确保参与者获得的这两个需要评价的人的信息在总体上没有实质性差别。然而，参与者对于男性领导者表现出明显的一致偏向。具体而言，当缺乏关于其能力的明确信息时，86%的参与者会判断“詹姆斯”比 “安德烈娅”更能干—虽然在判断他们是否讨人喜欢方面没有明显的差异。当文件中包含明确描述他们出色能力的信息时（指出他们俩都是在该级别员工中排名前5%的人），结果发生了变化。这一次，83%的人认为“詹姆斯”比 “安德烈娅”更讨人喜欢—虽然对于他们能力的评价并没有显著差异。有趣的是，将研究结果按参与者的性别进行细分后，结论并没有变化：男性和女性都表现出相同的偏见倾向。3

结论是：无论自己是什么性别，人们都会倾向于认为，在那些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重要职位上，男人比女人更有能力，除非有进一步的信息明确否定这一看法。而事实与此相冲突时，女性很可能会被人讨厌，特别是，会被人认为“对人有敌意”，在这个研究中，这个评价语的内容涉及诡计多端、爱出风头、自私自利、生硬粗暴、善于操纵、不可信赖。研究人员用“意想不到”来描述这个实验结果—他们还应该加上一个词：令人沮丧。如果这种偏见如此猖獗，女人怎么还有可能获胜呢？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女性面临的困难。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两年，研究人员戴维·保罗和杰茜·史密斯对可能的选民进行了调查。他们让参与者在三名共和党人（鲁迪·朱利亚尼、约翰·麦凯恩和伊丽莎白·多尔）及两名民主党人（约翰·爱德华兹和希拉里·克林顿）中考虑，会把票投给谁。在每场一对一的对决中，女性候选人总是输给男性候选人（不论是在党内还是两党间）。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相当多的选民为了避免把票投给自己党派的女性候选人，而把票投给另一个党派的候选人—例如，民主党选民选择了共和党的男性候选人，而不是希拉里·克林顿。近几十年来，美国人强烈倾向于把票投给自己党派的候选人，鉴于这个倾向，他们的这个研究为“女人不可能赢”的假设提供了真实的证据，至少是在女性参加总统竞选的情况下。4最近的调查结果为这一假设提供了更多（同样令人沮丧）的证据，调查显示，许多美国人（包括略微超过一半的美国男性）想到有个女总统时，仍然感觉“很不舒服”。5

当然，我们也有充分证据表明，女性可以赢得选举，包括在与男性对手的竞争中：这里仅举一例，在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的女性政治家的数量创下了历史新高。6但社会心理学家推测，如果女性追求最高权力职位或者最具男性特征的权力地位，人们仍然会觉得她们令人讨厌。在一项研究中，那些被假设要竞选参议员的女性政治家基本上没有受到性别歧视，但如果明确地把她们描绘成野心勃勃追逐权力的人之后，情况就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性别产生的抵触效应(1)十分显著。此外，研究人员还指出，女性不需要采取太多行动就会被认为是在追逐权力：只要参加竞选总统就够了。正如他们所说，“在更加需要涉及命令、决策和权威的政治角色中（例如，美国总统、众议院议长），这种抵触效应更容易出现”。7 他们推测，类似的惩罚可能也会用在那些谋求更普通的权力职位的女性身上—例如，老板或经理，这些职位也被认为具有鲜明的男性特征。

所以，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有大量女性被选入国会甚至参议院。我们要问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人们能够更加心甘情愿地接受那些最普通的女性权力的形式？

海尔曼的进一步研究为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有时候女性的权力可以被容忍，以及如何被容忍提供了重要启示。海尔曼和她的同事泰勒·冲本一起开始调查，为什么有人会对女性担任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职务有偏见。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即使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女性在男性类型的工作中也可以成功，她还是会在工作环境中面临阻碍事业发展的问题—被人厌恶，在人际关系中受到贬损”。8研究者们假设这类问题源于一种观念，那就是，如果一个女人能在这样的位置上成功，那她就一定是个没有“亲和力”或“团结精神”（communality）的人，即那种缺乏善于照顾人、亲社会的品质的人—如果女性缺乏这些品质，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正如海尔曼和冲本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上普遍存在这样的规定，即“女性应该有亲和力，要表现出善于照顾人、具有社会敏感性这些特征，这些特征说明她会关心他人，例如待人友好，具有同情心，善解人意”。9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证明的那样，这些社会规范对女性的要求远比对男性要苛刻。研究者还指出，女性根本不需要明确表现出自己有不关心人的特点就会被人认为没有亲和力，并因此受到惩罚。人们往往仅仅因为一个女性在具有男性特征的领导职位上取得成功，就会推断或假设她没有亲和力。海尔曼和冲本写道：

一些调查发现，当研究参与者只是被告知这些女性管理者事业成功（没有提供其他的行为信息）时，他们就会认为这些管理者缺乏能体现亲和力的良好的人际交往的素质，认为她们自私自利、狡诈善骗、冷酷无情、善于操纵……因此，要让人们对一个女人反感，似乎只需要告诉他们，这个女人在男性类型的工作中取得了成功，就足够了。10

有没有办法可以阻隔这种推断，让他们推翻这种假设呢？

可以做到。海尔曼和冲本决定使用与刚开始研究时使用的设置相类似的研究范式来调查这个问题，但有一个区别非常关键：在实验条件下，他们加入了暗示“詹姆斯”和“安德烈娅”都具有亲和态度的信息（而在控制条件(2)下，他们的这种亲和态度没有被提及，而且两个人都被描绘成能力很强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在控制条件下，参与者不喜欢安德烈娅但喜欢詹姆斯的倾向仍然非常明显（从而重复了前一研究的结果）。但是，当参与者被明确告知安德烈娅的下属认为她“善解人意而且关心他人”，说她“鼓励合作和乐于助人的行为”，“努力提高自己员工的归属感”后，结果发生了翻转：参与者更有可能选择安德烈娅作为更理想的老板，认为她是两个人中更讨人喜欢的那一个，而且评价她比詹姆斯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得更为友好。要记住，即使在这个实验中，詹姆斯也同样被描述成具有体现亲和力的特征，这个结果仍然不变。11被认为具有亲和力对于女性求职者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于男性求职者却并不重要。对于有权势的女性来说，她们必须要表现出明显的友好态度，但对于她们的男性对手来说，这却无关紧要。12

因此，不能认为男性总统候选人肯定要比能力相当或者甚至比他更有能力的女性更容易获得支持。13上述研究表明，在特定条件下，女性被认为有资格和她们的竞争对手一样，在这种男性主导的环境中掌权，或者甚至比他们更有资格。这是好消息，那么，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是这些特定条件往往无法得到满足。对于很多女性候选人来说，要想在总统选举中被认为具有亲和力，不啻为一场艰难的战斗。

“色拉狂魔埃米·克洛布查尔曾经因为助手忘记拿叉子而对他大加呵斥”，这是一个长得让人喘不过气的长标题。14《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也曾经报道过这个故事，但题目要严肃冷静得多，叫“埃米·克洛布查尔如何对待员工”。那篇报道表达了对这个两周前宣布竞选总统的明尼苏达州参议员的合理关注，但在描述轶事时使用的语言几近下作。尤其是下面这段话：

参议员埃米·克洛布查尔饿着肚子却无叉子，情急之下耐心全失。

2008年，一名助手和她一起去南卡罗来纳州出差。这位助手拉着行李通过机场航站楼时为他的老板买了一份色拉，可是登机后他报告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在到达机舱前，他在手忙脚乱之中把塑料餐具弄丢了，而这种短途飞机上机组人员没有叉子可以提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正常：克洛布查尔女士当时就责备助手工作失误。再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异乎寻常了：据四位了解当时情况的人说，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梳子，开始用梳子吃色拉。然后她把梳子交给手下员工，命令道：去洗了。15

这篇文章的开头意味深长，它没有一上来就写文章后面提到的她那些在我看来更加令人不安的行为：朝助手扔东西，指使他们做不该做的分外之事，比如经常帮她洗碗。文章的开头是从助手的视角来讲述这件（十多年前发生的）事，而且看上去是在最大程度地表现参议员当时的尴尬之态。克洛布查尔对手下工作人员的行为显然是粗暴的，人们对此表达的担忧理应得到重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故事也引起了人们的另一种不满，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一个女性上司发火，无论其理由多么无可厚非，或者多么情有可原。更能说明问题的也许是，一些人认为克洛布查尔的这些行为应该立即引起公众关注，认为就该这样报道，但他们对男性政治家的相关类似报道却很少关注。例如，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据一篇新的报道称，乔·拜登表面上看起来和蔼可亲，背后却是一副火爆脾气，这位前副总统经常对手下员工大发雷霆……他的一位前顾问告诉该杂志说，“每个为他工作的人都被他吼过”。

这篇曝光拜登坏脾气的文章和那些关于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埃米·克洛布查尔的报道如出一辙。她在二月份宣布竞选总统，成为拜登2020年的竞争对手。16

虽然这些报道的内容如出一辙，但它们产生的反响却大不相同—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拜登身上是可以接受的。

伯尼·桑德斯的一位前下属说，“他的粗暴态度令人难以置信”。在一篇发表于2016年桑德斯竞选总统期间、标题为《愤怒管理：桑德斯为员工而战，除了他自己的员工》的文章中，保罗·海因茨对桑德斯祖父般的形象提出了异议：

据一些多年来与桑德斯密切合作的人说，“脾气暴躁的爷爷”根本不足以形容他的坏脾气。他们说，这位参议员说话粗鲁、脾气暴躁，有时甚至充满敌意。虽然桑德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佛蒙特州的劳动者而奋斗，但他却不会善待那些为他工作的人。

一位之前参加过竞选工作的人说：“作为领导，他的粗暴态度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前雇员声称，自己经常忍受言语攻击。桑德斯的双重标准很明显：“如果他发现其他领导在工作场所做某些事，他不会放过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对待员工，但他自己就可以那么做。”…… 其他人也认同这位前雇员说的话，说桑德斯很容易发怒。一位在竞选活动中与桑德斯合作过的民主党内部人士说：“伯尼是个混蛋，他实在没必要那么混蛋。”17

然而，另一位男性总统候选人贝托·奥罗克自己承认，他对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也像个 “混蛋”。在奥罗克宣布决定竞选总统之前，据一篇新闻报道，奥罗克竞选得克萨斯州参议院失败后曾拍摄过一部名为《为贝托加油》的纪录片，在片中可以看到奥罗克“大动粗口……抱怨要为媒体‘跳舞’，还对工作人员发火”。……奥罗克在纪录片中对他的高级助理说，“我知道我有时候很混蛋”，那位助手对他说的这句话没有表示异议。18

与关于克洛布查尔粗暴对待工作人员的报道相比，这些关于拜登、桑德斯和奥罗克的文章几乎没得到多少关注，更没有让人感到惊愕。这很符合我们的发现，那就是，一个有权势的女性如果被认为缺乏亲和力，往往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她的男性同行如果有同样的问题则无伤大雅。无论人们认为我们应该多么严肃地对待总统候选人的这种道德失误，这里显然没有任何借口可以为性别的双重标准开脱。

假如没有那些负面报道，理智的人们对克洛布查尔在竞选总统的过程中是否能够得到更多支持仍然可能会有分歧。19 但另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前途就是因为有人认为她缺乏亲和力而受到了阻碍，她就是纽约州参议员柯尔丝滕·吉利布兰德。20吉利布兰德所谓缺乏亲和力的罪名和克洛布查尔的大不相同，但至少引来了同样的愤怒。在她指控明尼苏达州参议员阿尔·弗兰肯性行为不端后，人们普遍认为吉利布兰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阿尔·弗兰肯”—这说明她不忠、奸诈、自私，是个机会主义者。21弗兰肯在2018年初自愿辞职，虽然吉利布兰德只是要求他辞职的约30名民主党人之一，但对许多人来说，她是第一个提出让他辞职的人，所以她不可原谅。22在2019年8月吉利布兰德宣布退出总统竞选后，《政客》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对此做了很好的总结：

吉利布兰德一度看上去是一个非常合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胜算很大的候选人—虽然有缺点，但她有完美的选举记录和鲜明的女性主义观点，看起来可以成为唐纳德·特朗普的有力对手。但吉利布兰德因为敦促参议员阿尔·弗兰肯辞职一事受到批评，竞选还没开始就夭折了……在吉利布兰德周三晚上宣布参加竞选后几个小时，她和弗兰肯都上了推特的热搜，两个人的名字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

一个熟悉吉利布兰德竞选活动的人说：“在筹款的时候，弗兰肯绝对会成为一个不利因素，人们会一直提到他的名字，没完没了地提。”希拉里·克林顿的前任通讯主管珍·帕尔米耶里说，弗兰肯所经历的煎熬“毫无疑问”会对她产生“巨大的、超乎寻常的影响”。“在她的整个竞选过程中，都会有一股暗流，那就是人们会不公平地将弗兰肯的辞职归咎于她。” 帕尔米耶里说，“这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对所有候选人来说都很艰难，没有例外，但这件事确实阻碍了她。”23

在某些人眼里，对一个女性领导者而言，阻挠一个男人获得大家认为他应该得到的权力，那简直就是罪大恶极，虽然有多份可信的报告都证明他在性行为方面不检点，为人好色，喜欢动手动脚。

在调查对有权势的女性的偏见时，海尔曼和冲本又进行了两项实验。在其中一项实验中，他们再次加入了能体现“安德烈娅”和“詹姆斯”的行为体现出亲和力的信息。但这一次，他们没有说明这种行为的动机，只是暗示这是在部门或全公司提出的一项更为广泛的倡议，因此 “可能［仅仅］是为了履行工作职责才这么做的”。24他们提供了两个类似的描述（这两个描述轮流用在“詹姆斯”和“安德烈娅”身上），参与者看到的其中一个评估对象的行为描述是：“詹姆斯/安德烈娅在［某某公司］的最后一年期间，他/她为一位以高度重视员工关系而著称的主管工作。” 关于另一个评估对象，参与者看到的是：“近年来，［某某公司］提出了新的公司宗旨，更加重视理解员工所关心的问题。作为这项全公司举措的一部分，詹姆斯/安德烈娅……”在阅读了有关两位候选人体现亲和力的行为描述后，参与者像以前一样，继续完成评价。

如果知道安德烈娅对下属表现出关心和体贴，这是否足以让人克服不喜欢她的倾向，不再认为她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不友好呢？并不能。当参与者无法判断安德烈娅体现亲和力的行为是否缘于其性格时，他们就会再次表现出之前研究中出现的明显的性别歧视（再次重复了那些研究结果）。25只有在一个女人体现亲和力的行为可以明确归因于其稳定的性格特征或其真实本性时，她的这种行为似乎才会对她有利。

这并不会令人感到特别惊讶，但在一个认为杰出的女性政治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靠的政治舞台上，这个研究结果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却着实令人不安。好几位杰出的女性政治家都被人指责“假模假样”，不可靠，只是为了谋取权力。深受这些指责困扰的不仅仅是希拉里·克林顿，还有澳大利亚第一位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26在担任国务卿期间，希拉里的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可是等到她开始竞选总统时，支持率出现了狂跌—这和媒体对她的描写不无关系，至少是一部分原因，媒体认为她对利比亚班加西人民的命运，以及对国家安全问题（指那些子虚乌有的邮件丑闻），冷漠得近乎残酷。朱莉娅·吉拉德成为总理之前在澳大利亚是一位相当受欢迎的政治家，可是她一担任总理后就被媒体普遍描绘成一个装模作样、自私自利、投机取巧、刻薄冷漠、背信弃义（因为她在党内竞争中击败了前总理陆克文）的人。27

在如今这个时代，关于任何公众人物的资讯都极其丰富，要想把某个杰出女性描绘成在某个时刻不关心人、不体贴人、不了解人的形象实在太容易了。我们不仅要警惕有人公然地对她进行性格攻击和诽谤中伤，甚至还要提防有人因为她得到过多的重视而深表忧虑，这种忧虑更加微妙，貌似合理。

如何正确看待这些观点是一个有些微妙的事情。具备亲和力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美德，但我们在领导者身上还希望看到其他的美德，要求每个身居要职的人都要具有超乎寻常的亲和力（而不只是以合理的方式表现出亲切友好、善解人意、体贴周到等态度），既不现实也不公平。还有显而易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希望女性具有亲和力的观点确实是合理的，那么，要想让男性也遵循相同的道德标准还遥遥无期。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复杂因素是，人们对亲和力的看法可能会因政治价值观而各不相同。例如，美国的左派普遍认为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具有非凡的亲和力（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看法），但在右派眼里，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从福克斯新闻和其他保守媒体对其行为所表达出来的惊愕就可以看出。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致力于环境保护事业及各种社会公平议题的杰出女性身上。

本章所探讨的权力关系有助于解释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女性公众人物所遭受的严重的厌女行为，即使是以针对女性公众人物的严苛标准来看，对她们的恶意也是相当过分的。28 左派越是喜欢她们（部分原因是她们在为子孙后代的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团结精神），右派就越讨厌她们—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这个女孩或女人伤害了别人的利益（注意：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质疑了他们的良好品格时。29

关于各种边缘化现象及性别歧视会如何影响人们对亲和力的理解，这中间也有很多棘手的问题。例如，一个神经非典型者(3)或非常内向的人，可能不喜欢通过长期或广泛的人际交往来表现自己对别人的关心，但他们可能会特别关注道德问题，坚定地致力于社会正义。我们应该允许有表达亲和力的不同方式。

同时，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希望领导者具有亲和力，但不是要他们成为没有脾气的老好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完全有权利表现怒气甚至怒火。哲学家米夏·切莉和阿米娅·斯里尼瓦桑、政治理论家布兰特尼·库珀、政治评论员兼作家索拉亚·切马里和丽贝卡·特雷斯特都曾令人信服地提出过以上观点。30如果我们对亲和力有细致入微的理解，就应该允许领导者自由地表达愤怒情绪—尤其是代表那些受到冤屈、压迫或被边缘化的人。伊丽莎白·沃伦最近给她的支持者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回应乔·拜登影射她动不动就发火，她的邮件主题栏里写的是：“我承认我很愤怒。”她写道，鉴于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发生的不公正现象，我们应该感到愤怒。然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告知，女人不能表达愤怒”。她指出：“表达愤怒让我们在那些希望我们保持安静的权贵男人眼里失去了吸引力。”31

对于有抱负的女性政治领袖来说，即便她是一个真正富有爱心、善良体贴的人，可能还是很难改善公众对她的看法。而根据海尔曼和冲本的研究，照理来说，这样的一个人是应该因其具有亲和力而得到支持的。可见，她无法得到首肯的原因是多样的。还有一点是，对任何人来说，不管是哪一种性别的人，要表现出自己真正具有亲和力可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怎样才能表明自己是真的关心，而不是单纯为了拍照才去亲吻婴儿？就这一点而言，要求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为了拍照而去亲吻婴儿，合理吗？考虑到一个政治家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期望她与竞选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进行深入交流，几乎就是要求她在社交方面成为超人—某种雌性独角兽。

伊丽莎白·沃伦因给小额捐助者打私人电话而闻名，到2020年初，她已经和单个选民拍了大约10万张自拍。32喜剧演员阿什利·妮可·布莱克在推特上开玩笑地问沃伦，是否有计划帮助她解决感情问题。沃伦回应说：“直接给我发个邮件，我们一起想办法。”然后她真的安排了一个显然非常有用的电话。33

当沃伦的主要左翼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在竞选活动中突发心脏病时，她不只是和其他许多总统候选人一样给他发了短信，祝他早日康复，而是做得更好—桑德斯在医院康复期间，她还给他的工作人员送去了晚餐和饼干。34

“伊丽莎白·沃伦在星巴克排队点单时，总是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从不耽误别人的时间。”35 “伊丽莎白·沃伦从来不问酒吧服务生‘你们有什么威士忌’，她已经自己查看过酒架。”36“伊丽莎白·沃伦在人行道或地铁上从不占用过多的空间。她不享受特权，乐于分享公共空间。”37

诸如此类的推文一度在推特上广泛流传，反映出人们普遍认为伊丽莎白·沃伦是一个特别具有亲和力的人：善良、有爱心、有同情心、关注他人的需求，等等。根据本章中讨论的实证，这种看法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沃伦在竞选总统期间大受欢迎，她在2019年10月之前一度在竞选中领先。38这也同样有助于解释她为什么会戏剧性地迅速出局—在早期的初选中，包括在她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她的得票率排名都不超过第三。39

这就是沃伦的结局，尽管她具有亲和力，尽管她可以说是民主党候选人中最有经验、准备最充分、最冷静、最聪明的人。她以计划周全著称，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到如何控制新冠病毒大流行，她都制定了详细计划。当她犯了错误时，比如为了确认自己（可以忽略的）原住民血统而接受DNA测试时，她不仅道了歉，而且从错误中吸取教训。40正如金伯利·W.克伦肖在推特上所说的那样：

我今天投票给伊丽莎白·沃伦，［因为］她倾听黑人女性的声音，理解“经济正义从来都不足以确保种族正义”，她敢于承认错误，她是个厉害娘们，［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没有计划的领导人会让多少人丧命。41

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可以开诚布公地说，下面这些话是我作为沃伦的铁杆粉丝而写的。她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我的选票。42我认为她会成为一位杰出的总统，可是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她的竞选活动已经暂停，这让我感到很痛心。

但是，尽管人们对沃伦是否应该赢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有合理的分歧，她应该得到的结果至少应该比现在要好些—她输给了好几位白人男性竞选人，如伯尼·桑德斯、乔·拜登，有时甚至输给了皮特·布蒂吉格或迈克·布隆伯格，这样的结果真是让人感到意外甚至惊愕，尤其是考虑到她之前的受欢迎程度。43本章中讨论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令人费解的结果。

关于一个人是否具有亲和力的看法很可能是摇摆多变的，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如果需要，这些不稳定的看法就会构成对女性政治家的号召力具有危险性的一个方面。处于这种地位的女性面临着强大的双重束缚：一种情况是，你要表现出人们希望你具有的超乎常人的亲和力，但如果人们不可避免地对你的历史、观点或政治纲领的某些方面感到失望，你就会有失败的危险；另一种情况是，如果你不表现出超常的亲和力，你会冒更大的风险，你的竞选也许永远不会有任何进展，就像克洛布查尔和吉利布兰德那样。44

当然，沃伦在竞选总统期间也遭受了真正的厌女行为和伴随而来的性别歧视。她的义愤填膺让一些人感到讨厌甚至不安。（保守派作家詹妮弗·鲁宾发推文说：“刻薄而愤怒的沃伦样子很难看。” 45 ）因为身为女人，沃伦的教授背景让其他人憎恶。46 还有一些人可能很喜欢她，愿意把她作为他们的第二选择，但首先会更倾向于男性候选人，至少是在投票站投票的关键时刻是这样的。有时，这很可能是上述性别歧视的具体表现（当然，并不是要否认有些人倾向于选拜登或桑德斯有他们合理的理由，这与他们的价值观有关）。47这种偏见往往是无意识的，而且可以在事后让它合理化—包括用“女人不能当选”这样的陈词滥调。（对此，不妨用那句印在T恤衫上的话来回应：“如果你把票投给她，她就能当选。”这款衬衫还有一个未经审查的版本：“如果你该死的把票投给她，她就能当选。”48） 请记住，正如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事实证明，这种偏见不仅仅存在于男性当中，也存在于女性当中，甚至还存在于那些仍然非常年轻的人群当中，例如千禧一代。49

但是，各种更为微妙的厌女行为可能也破坏了沃伦当选的机会。50当被逼问将如何实施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的细节时（被逼问的程度远甚于她的进步派对手桑德斯），沃伦最终宣布了一项全面计划，来扩大《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覆盖范围，她还宣布将在她入主白宫后的第三年通过一项全面的医疗保健法案，实施单一支付者系统（single-payer system）。51无论人们对这一计划有什么看法（就我自己而言，在如何具体实现重要的改革思想时，我倾向于在认知方面要有足够的谦卑感），沃伦因为所谓的倒退而受到了在我看来过于严厉的谴责。人们认为她在表达关爱（care）方面不够得力，这让她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这样的结果似乎并非偶然。人们会下意识地要求女性领导人在关爱别人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但如果她的男性同行有类似的失误甚至更糟糕的表现，却可以得到原谅。52

同样，由于沃伦在竞选的最后关头决定接受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4)的资金，她似乎失去了相当一部分进步人士的支持。不管人们是否赞成她的这个决定，对于沃伦的潜在支持者来说，这至少不会明确地成为他们不再支持她的理由。但是，还是那个老问题，在坚定性和纯洁性方面，女性都会遭受性别的双重标准：在这方面，任何失误都会被无情地抓住不放。53当然，她们的可信度也经常会遭到无端的怀疑。54

我们对女人的要求太高了。如果一个我们喜欢或尊重的女人让我们失望，哪怕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完全可以被原谅的事情，她还是会受到惩罚—往往是被那些自以为占据着道德制高点的人惩罚，他们认为自己对她的惩罚只是她罪有应得，而不是以道德说教为名在实施厌女行为。相比之下，她的男性竞争对手却不会受到如此苛刻的要求。桑德斯在2016年曾提出，拥有相对多数票的候选人应该自动成为民主党提名人，但到了2020年，他因为结果有可能对自己有利，改变了这个立场，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受到惩罚。55拜登也没有因为他模棱两可的公共选择健康计划（public-option health plan），或者因为他在竞选活动中讲述的那些被美化加工的故事而受到多少批评—更别提他还有剽窃别人演讲内容的历史。56

但在沃伦竞选期间，她失去支持的最关键一刻，可能是她和桑德斯之间罕见的冲突时刻。这发生在2018年12月他们会面的细节被披露之后，当时沃伦告诉桑德斯她正计划竞选总统。据沃伦身边的知情人透露，桑德斯说，他认为一个女人无法打败特朗普，沃伦后来也证实他说过这句话。但桑德斯坚决否认曾说过这样的话，他很肯定地说，他当时是说特朗普会把性别歧视作为武器来对付女性候选人。57

无论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两位候选人对事件的说法是不是完全不一致—沃伦在这次冲突中因身份受到的伤害可能比桑德斯受到的要大得多。58当一个女人挑战一位值得信赖而且德高望重的男人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很可能成为那个被认为不正确或不道德的人。而在这次事件中，更糟糕的是，人们还认为她是在发牢骚：指责桑德斯有性别歧视，尽管她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种指控。除了这一点，人们还认为沃伦没有对桑德斯“友好相待”，背叛了进步派的事业，这些很可能都是她付出沉重代价的原因。人们根本无视从大体上来说关于话语权平等的分歧：两个人都认为对方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或者只是忘记了当时的来龙去脉。但是如果他指出她在说谎，人们往往会相信他。而如果她指出是他在说谎，人们就会认为她是在恶意攻击。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沃伦的推特评论区里出现的全都是代表蛇的表情符号，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冲突时，她必定是毒辣阴险的那一方。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一种普遍的意识，而且是厌恶女性的意识：与她们的男性对手不同的是，女性无权犯错，尤其是在所谓的体现亲和力的价值观方面；她们无权接受金钱；她们无权挑战男性同行的言论。虽然在某些条件下，她们有资格拥有权力，但她们没有资格主动追求权力，也没有资格从她们的男性对手那里夺走权力。如果不能直面这些事实，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迎来一位女性总统。

我这里并不是充当马后炮去重复沃伦无法当选的说法。在初选的相关选票投出之前，未来仍然有各种可能性。但可当选性机制(5)有几个确证无疑的缺点。

首先，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越多的选民被告知某个候选人不会获胜，这个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小。说到底，可当选性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社会事实，这个社会事实是由我们所有人不断构建的。59 2019年6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当选民被问及在当天举行的选举中会把票投给谁时，乔·拜登处于领先位置，其后是伯尼·桑德斯。但是，当他们被问及如果可以挥动魔杖创造奇迹，他们希望谁能当总统时，伊丽莎白·沃伦以微弱的优势成为他们的最佳选择。60

于是，因为担心沃伦没有可当选性，一些人过早地放弃了她，尽管她是他们青睐的民主党候选人。对于女性来说，情况尤其如此。正如选举预测网站“538”的纳特·西尔弗(6)所说：“很多女性可能不会把票投给一个女人，因为她们担心其他选民不会把票投给她。但如果每个人都把票投给自己真正想要的那个总统候选人，女人就可能会赢！”61

可当选性的说法也为另一些人带有偏见的不公平选择提供了方便的借口。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其他候选人的当选道路上可能有同样或更大的障碍，尽管原因不同。

在这次选举周期中，由于有如此强劲的女性候选人（以及有色人种的男性候选人62）参加竞选，人们对可当选性的担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点令人深感不安。在“我愿意投她的票，不过她……”这句话中的省略处，总是可以填上点什么东西。无论这个句子后面的内容是对她的能力、受喜爱程度，还是现在这个可当选性表示担心，这往往会成为借口，让人接受一个预设的结论：把票投给另一个白人男性候选人。在某些情况下，这反映了这个人自己无意识的性别歧视。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以为别人有这样的歧视，所以想要迎合他们。63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这都是保守主义的秘方。于是，它就成了一个集体的行动问题。如果只是因为她们的性别是女人，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过早地放弃她们，那么她们就永远不可能当选。而且，事实上，她们还会受制于厌女现象：这就是她们作为女人在男人的世界里无法躲避的一种障碍，某些人无论是出于多么善良的动机，都会扼杀她们的前途。

也许最为糟糕的是，可当选性的说法使很多人认为，在2020年民主党初选中投票给女性是一种自私的选择—鉴于特朗普重返白宫会带来生死存亡的威胁，投票给女性是对自己的党派不负责任。因此，那些最有可能被沃伦的政治理念吸引的人感到了良心不安：这些人重视团结的力量，他们可能愿意为了所谓的大局而牺牲自己的投票选择。

但有一部分大局应该是这样的：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权把票投给我们认为最胜任这份工作的人。在我看来，这个人不是那个最近为与种族隔离主义者一起工作而辩解，还色眯眯地去闻一位年轻拉丁裔政治家头发的人，也不是那个在竞选期间心脏病发作但拒绝公开其健康记录的人。64我选择的这个人是一个女人，她聪明过人，富有同情心，而且看上去已经对一切都做好了计划。

* * *

(1) backlash effects，指对违反常规的行为采取社会和经济报复。

(2) 控制条件下的人被作为实验条件下的人的比较基础，因此有时也译作“对照条件”。

(3) neuro-atypical，神经非典型者是相对神经典型者（neuro-typical）而言的，用来指有自闭症或其他神经发展差异的人。

(4) super-PAC，一种现代政治行动委员会，它可以从公司、工会、个人和协会筹集并使用无限制的资金，以影响州和联邦选举的结果。

(5) electability framework，指的是被一党或特定地理区域看好的候选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有被选上的良好机会。

(6) Nate Silver，统计学家、作家和网站538.com的创始人。2008年美国大选期间他成功预测出49个州的选举结果，2012年大选期间更是成功预测出全部50个州的选举结果。538.com的名称来自美国选举团的选民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