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荣飞回到北阳。对甄祖心真的成了应付，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陪她切磋歌曲。不过那首歌让她极为满意，有半个月的时间，按她的天赋，完全可以拿到正规的晚会上了。这首歌注定会红，会演绎出许多版本，包括制作精美的MTV。

荣飞在北京的时间被隆长风占据了。这次他与隆长风就东欧及苏联局势进行了深入的交谈。荣飞发现高层的政治研究员们对东欧及苏联局势的研究达到了很深的地步，自己是事后看到的研究结果，而他们在事前的研究才令人钦佩。国家已注意到了问题的严峻，自然会有相应的对策。而自己的记忆已经证明国家安然度过了这次世界性的动荡。

另一场来自经济界的动荡却上门了。林业可和于子苏在等着他。他们向荣飞汇报了对于日本股市的看法，立即唤醒了荣飞的记忆。87年港股之战让林业可和于子苏获利甚丰，但那次投机完全是靠着荣飞的先知先觉，这次林于却是亮出了真功夫，硬是凭着手头的资料发现了这个机会。二人吃不准，于是来请教荣飞。

现在已经9月了，距离90年元月日本股市的崩盘已经近在咫尺。不过还来得及布局。

日本的90股灾也是记忆中经典的案例。

日本人把1986年12月开始的不同寻常的经济繁荣称为“平成景气”。经过这次繁荣，日本当时的人均GNP超过了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日本的GNP占世界的比例也由1970年的6.4%上升到1990年的13.7%，对外纯资产额在1991年达到3830亿美元，居世界首位。在“经济繁荣”的支持下，1986-1987年，日本股市几乎呈单边上扬，日经指数从1985年12月的13113点上升到1987年9月的26000点，上涨了近1倍。1987年10月爆发世界性股灾，日本不仅未能从美国股市崩溃中吸取教训，反而立即恢复元气，股价探底回升。1988年日本股市继续上涨，年底时日经指数已突破30000点。1989年日本日经指数再创新高，并在1989年12月19日达到38915点，较1985年最低点上涨了3倍多。1989年日本股票市值高达630兆日元，为当年GNP的1.6倍，而1985年它仅占日本GNP的60%。面对日本经济繁荣和股市狂涨，日本国民如痴如醉完全失去了应有的理智，纷纷投身股市。然而，日本的经济繁荣却隐含着巨大的泡沫经济成分。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并实施宽松的超低利率政策。在经济景气、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日本较多人将银行存款转投股市和房地产，并毫不犹豫地向银行借贷进行投机。银行为了扩大业务份额和市场占有率，积极推动人们进行土地、房产和股票投机，从而使土地、房产和股票价格大幅上扬到惊人的高度。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国内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不同程度地为泡沫经济的膨胀火上浇油。收入增加的人们在发现房地产和股票投机收益丰厚时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入。但是，泡沫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一有风吹草动，泡沫就会破灭。

这都是荣飞在进修时老师的教导，官方的教科书也这么讲。但老师没有说明说透为什么日本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导致人民将存款转投股市和房地产。

这个原因是荣飞后来“自学”而得的，通过对日本90股灾的重新认识和97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索罗斯量子基金的运作，荣飞认识到了主宰世界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一切都是预谋，或者是阴谋。一小部分自诩为世界精英的团体为攫取权力和财富策划的金融战争。也让荣飞重新认识了统治世界的终极力量并不是美苏的几万枚核弹头或者高性能的飞机坦克。而是经济力量。当时只能掩卷叹息，现在似乎可以做点什么了。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国际放贷者的地位让与美国时，也就失去了大英帝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精英团队们当然对此记忆犹新。东亚国家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给他们敲响了警钟，一切阻扰和破坏他们主导的世界秩序都必须严加防范。

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达到让精英们惊恐的程度。克林顿时代的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慌，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的威胁甚至超过了前苏联。

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日本人在六十年代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被日本的省油车打的落花流水。美国的汽车工业基本上失去了抵抗日本车的能力。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很快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的集成电路和芯片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下，重创了美国的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美国甚至达到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最终会抢走自己的饭碗。

美国在80年代初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也严重杀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造成了日本产品在80年代大举进占美国市场的局面。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日本可以说不”的欢欣之时，一场对日本的金融绞杀战已经在部署之中。

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是第一步。这个协议导致了日元的大幅度升值，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兑换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那次于子苏炒作日元也狠狠赚了一笔，但因为投入的资金总量有限，获利总是有限。

1987年10月，世界股市崩盘。荣飞一伙人凭着先知先觉做空港股在香港股市上捞了一大笔。但美国的股市却无暇顾及，美国在当年10月股市也崩盘了，当时的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压，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中曾根迫于压力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了仅有2.5%。日本银行开始出现流动性泛滥，大量的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增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形成。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元气大伤。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损，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去炒股票或投资房地产。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十名的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

于子苏正是从这组数据发现了问题。

“玩什么呢？”荣飞问。也就肯定了于子苏和林业可的判断。

“股指期货。”于子苏肯定地答道。

荣飞笑了。因为记忆里国际热钱正是用沽空股指期货将日本股市拉下来的。当然，还有个“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新型金融衍生产品。

“估计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正在跟日本保险业紧密接触吧？”荣飞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什么意思？”

“慢慢给你们讲。现在我们要算算可以调动的资金和手续。你们和荣氏接触了吗？”

“没有。要拉上荣氏一起干吗？”

“为什么不？”荣飞对打压日本经济并无反感。日本人欠中国的债实在是太多了，绝难用金钱计算。借机攫取日本人创造的本属于中国人的财富也是件替天行道的好事。道义上的事情暂且隔开，现在考虑的是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仅凭自己的区区力量太有限了。

“你们立即动身回香港，帮我约一下荣健先生。荣氏的金融交易不是他管吗？我在一周后去香港。同时你们约一下李粤明，现在他手里的上市获得的资金要派上用场了。二个月内我这边还可以调集5000万-8000万的资金。具体方案我们在香港详谈。”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最早研制出了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具有空前威力的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股票指数期货赌的就是这个清单上的公司未来股票的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

而“日经指数认沽权证”本质上就是一个看跌期权，只有当日经指数下跌到某一水平以后购买者才能获利，从而购买者就有动力去打压日本股市，买的人越多，打压的力量也就越大。

“你说的‘日经指数认股权证’现在有吗？”于子苏迷惑地问。

“很快就有了。它一出现边会摧毁日本股市。现在摩根士丹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大概已到日本与日本保险公司推销这种在高傲自大的日本人眼里发疯的产品。日本人怎么会相信他们的股市会跌呢？”荣飞笑起来，“美国人给日本下了个大套。他之所以找保险公司是因为它的信用比银行好，保险公司不能不兑现期权，也无法倒闭避债，而银行可以倒闭了事。”

林业可和于子苏极为困惑，荣飞似乎对一切都了如指掌？这可是他们费尽心力才发现的问题啊。

荣飞当然无法告知天才的同事事件的真相。1989年12月31日，日经指数达到了辉煌的高点38915点，到1990年10月份股指跌破20000点。

1992年4月1日日经平均指数跌破了17000点，日本股市陷入恐慌。8月18日再降至14309点。至此，日经指数比最高峰期下降了63%，上市股票时价总额由1989年底的630万亿日元降至299万亿日元，3年减少了331万亿日元，日本股市的泡沫宣告破灭。

日本股市暴跌后，经济学界把80年代末期日本由股市的狂热造成的过热经济增长称作典型的泡沫经济。股市遭重创后，泡沫经济也就随即破灭。这就是90年代世人所看到的日本现象。

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90年1月12日，日经指数顿挫。此后，日本股市暴跌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降，日本经济陷入长达十几年的衰退。吉川元忠认为，这场灾难的财富损失与二战战败后果相当。

更有人认为这是国际银行家击溃日本金融与经济的阴谋。吉川元忠所著《金融战败》，仅从书名即可看出很多日本人承认日本在这场国际金融大战中完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