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手边有一份日本关东地区的地图,请随我一起打开它,以北部某个地点为圆心,画出一个半径十公里的圆。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居住着普普通通的人们。房屋鳞次栉比,孩子们在阳光下嬉戏,到处欢声笑语。
要是告诉你,在这个小小的圆形区域内,十七年间有五名女童无故失踪,你会作何感想?这些小女孩有的至今下落不明,有的被找到时,已是一具冰冷的尸体。而且,凶手尚未落网。
这不是小说情节,这是活生生的事实。
“这么一个小地方,会对小女孩下手甚至杀害她们的人不可能有很多。”一位失去女儿的父亲认为,这是同一个凶手在连环作案。
我深以为然。
可如果侦查机关不这么认为呢?如果他们逮捕了其中一起案件的凶手便以为大功告成了呢?如果这个被抓捕归案的“凶手”是清白的呢?
这是一个普通的居住区,也许就是你现在住的地方。在路上、公园、弹珠游戏厅、超市,你可能每天与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擦肩而过。也许你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妹妹或孙女,在下一个被害人出现之前,谁能保证明天卷入案件的不是自己珍视的家人呢?
现实中就是会发生这么残酷的事,例如“足利事件”。
警方以诱拐杀人的罪名逮捕了一个名叫菅家利和的男人,检方随后提起公诉,最高法院做出无期徒刑的判决。整个过程被媒体争相报道。因杀人案而胆战心惊的居民纷纷松了一口气,安心回归各自的生活。
但菅家是清白的。由于失当的侦查、杜撰的证据、虚假的供述,菅家被关押在狱中十七年半。日本最高法院的一个决定,剥夺了一个无罪之人的自由与时间;更可怕的是,还给了真凶“特别恩典”——一个名为“时效”的沙漏。就算日后日本司法机关承认了失误,还菅家一个公道,真凶依然获得了“免死金牌”。
真的就此作罢吗?
倘若冤案已经平反,警方是不是可以重新立案侦查?检方也应该立即行动。还有媒体,难道就不用报道真凶逍遥法外的危险了吗?
作为记者,知道多少就报道多少,是我的工作。亲赴现场,事无巨细地调查案件和事故背后的真相,这样的生活我已经过了三十年。这片被称为“调查报道”的领域,就是我的战场。
还是周刊新闻记者时,我写过一本书,名为《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1]。一本“三流”周刊以调查报道挑战“一流”媒体手头的官方消息,其中艰难可想而知。即便如此,我还是踏上了独力采访之路,最终揪出凶手,揭露了警方在办案过程中的种种问题。
如今旧事重提,是因为本书中的案件与“桶川事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年的案件使我知道,警方为自我保护会指鹿为马,媒体也会被警方提供的真假难辨的消息牢牢操控。日本司法系统与媒体联手修建起来的围墙坚不可摧,一介小小记者实在势单力薄。因此我执笔写书,只为将信息传递出去。
遗憾的是,情况并无改变。不仅如此,还在继续恶化。
通过本书,我想说,已经平反的冤案“足利事件”并非终点,而是起点。公众并不知情而日本司法系统极力想压制的“北关东连环杀童案”、身藏暗处的真凶以及某个“炸弹”,我要在书中一个个揭开其庐山真面目。
我最想说的是,在日本,声音最为微弱的五个无辜女孩从世上消失了。
我不会就此作罢。
绝对不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清水洁
* * *
[1]1999年10月26日,年轻女子猪野诗织在日本埼玉县JR桶川站前被人持刀刺死。诗织生前长期被前男友跟踪骚扰,多次报警却没有得到重视。在这起案件的报道中,日本各大媒体只知道对着政府机关文件照本宣科,让诗织从被害人变成八卦主角。在诸多无视与不屑中,本书作者多方走访调查,找到了凶手,推动了日本《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的出台。《桶川跟踪狂杀人事件》是对该案的记录。
❶ 福岛万弥遗体发现地
❷ 长谷部有美遗体发现地
❸ 大泽朋子遗体发现地
❹ 松田真实遗体发现地
❺ 横山由佳梨失踪地
床的周围有动静。
有好几个……小孩。
都是小女孩。
有笑声。
这几个小女孩在我床边蹦跳玩闹。
虽然很奇怪,可我居然不害怕,依然躺在床上,感受着她们的快乐。
就在这时,一个小女孩说话了:“喏,给你!”
她递给我一个盒子——之前明明无法动弹的我,不知为何已经坐在床沿,伸手接过了这个铁皮盒子。
“你把盒子打开,好吗?”
把小盒子放到我手上的圆脸小女孩歪着脑袋抬头看着我,乞求我打开它。
这好像是个装糖果或饼干的可爱铁皮盒子,不过不是普通的四方形,而是个房子,确切地说,外形上是个房子,盖子就是斜屋顶。房子通体金黄,还画着色彩斑斓的瓦片与门窗。
我在小女孩的乞求声中伸手要去揭开盖子,这才发现盖子边缘缠了一圈透明胶带,盒子还有点生锈了。
我摸索着找到胶带头,慢慢撕下它。胶带非常柔软,在我手中一点点展开,缓缓从盒子上剥落。我用指甲抠住盖子边缘,稍一使劲,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