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重启调查的家属会

警方与检方承认了连环案的可能性，却不采取行动抓捕凶手，“北关东连环杀童案”难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吗？

五个无辜的小女孩被残忍杀害或下落不明，我却只能这样干等着？我太了解警方与检方的态度了，这种时候，不论通过什么方式，报纸、杂志、电视台……我必须干点什么。

我首先接下了《文艺春秋》的约稿，决定将“鲁邦”的事写下来。

二〇一〇年，《文艺春秋》十月刊刊登了我的文章，开头如下：

渡良濑川上吹起初夏之风。太阳已落，河边却还有残光。云朵低垂，有名身形瘦削的男子走了过来。他看上去很机敏，牵着一个红裙女孩。

他们缓缓走下杂草丛生的堤坝斜坡，阔步朝河流方向走去。小女孩张开双臂，像只飞舞的小蝴蝶，紧跟在男子身边。片刻后，两人一起站在了水泥护岸上。

第二天上午，人们在附近的沙洲上发现了小女孩赤裸的尸体。红裙子被河里的银柳枝钩住，在水里漂荡。河里还有小女孩的短袖衬衣。

一切就从这里开始。

从现场消失的男子，很像漫画里的“鲁邦三世”……

这是“鲁邦”第一次在媒体上露面。文章的反响超出我的预料。

虽然电视上也曾多次报道此案，可电视与杂志的受众毕竟不同。来自侦查人员、律师等社会各方的电话与邮件不断涌来，我办公桌上堆成小山的来信中，甚至有盖着监狱“检阅完毕”印章的信件。这些信几乎都在喊冤，请我帮助他们。有这样一封信写道：“我虽然杀了人，可不是主犯，只是从犯。我希望你能为我证明……”可我既不是律师，也不是专门的冤案记者。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无能为力。

因为文章反响强烈，《文艺春秋》希望我能继续写下去。于是，十一月刊刊登了《真凶连续诱拐五名女童》；十二月刊发表了《检方隐藏了“真凶的DNA”》。不知不觉，我还是走到了批判检方这一步。

我还去参加了电台节目，在“日本电台”的播音室里讲述了一个小时被封锁消息的连环案。

最后还有了漫画。如今非虚构创作开始图像化，北关东连环案的漫画刊登在《周刊YOUNG JUMP》上，周刊一角有我与衫本纯子的漫画形象。我们每周都追连载，连载结束后，还出了名为《VS.》的单行本。怎样都好。只要能让更多人知道这起连环案，哪怕去路边发传单我也愿意。我还接受了很多报纸、杂志、网络媒体的采访，没完没了地折腾着。

这时，有几位国会议员开始质疑这起案件的不合理性。他们向我了解情况，我告诉了他们很多被隐藏的事实，包括因科警研的危险鉴定，不知道错判了多少人等。

十一月十一日，议员要在参议院行政监督委员会上对案件正式提出质询。我从办公桌抽屉里找出国会记者证，前往国会议事堂。

委员会会议室的窗户挂着厚重的窗帘，一个有力的声音响起：“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六年，在栃木县足利市和群马县太田市，发生了连环杀童案。案发地集中在县界周围二十公里以内，菅家的案件就是其中一起……”

讲话的是参议院议员风间直树。风间议员提到最高检察厅的报告书，说明了五起案件的共同点，之后进入质询环节。“《文艺春秋》上刊登了日本电视台记者清水洁先生的调查报道。接下来的提问中，我将引用其中的一部分。”

答辩人是法务副大臣小川敏夫与国务大臣冈崎富子。

当风间议员问到，用MCT118法查案和定罪的案件至今分别有多少起时，冈崎国务大臣回答，从一九八九年开始的十五年间，科警研有一百二十一起，科搜研有二十起，合计一百四十一起。

小川副大臣回答，其中有八起案件将MCT118法DNA型鉴定结果纳入定罪证据中。

接着，风间议员问起了DNA型“18-24”，还谈及检方与科警研针对本田鉴定所写的意见书。就意见书中关于本田鉴定整体缺乏可信度的评价问道：“这份意见书是为了掩盖科警研鉴定失误的事实吗？”

我忍不住低声附和。一般人都会这样推测。

风间议员进一步说道：“清水记者查到了疑似真凶的男子，锁定了他的姓名与住所。他在文章中写道，已经向有关机关提供了该男子的信息。小川副大臣收到过相关报告吗？”

直逼要害。我认真听着，生怕错过一字一句。面对如此尖锐的问题，法务省会如何回答呢？

“我不接受个别案件的个别报告，我认为警方与检方是依据法律与证据行事的。”

措辞含糊，言之无物。

最后，风间议员责问道：“侦查机关重启调查，抓捕真凶，难道不是体恤家属，防止案件再度发生应尽的责任吗？”

小川副大臣答道：“如果时效已过，就不能追诉。我不是说重新搜捕毫无意义，可找到嫌疑人，将其公之于众，难道不会产生人权问题吗？”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川副大臣，愤怒涌上心头——践踏了菅家人权的法务省不去将真凶绳之以法，反而一口一个凶手的人权，这不可笑吗？小川副大臣的回答分明在说，凶手逍遥法外的事实以及被害人家属的感受并不重要，所谓凶手的人权及时效才是最重要的。

他们手上的材料来自既没有亲历案发现场，也没有与被害人家属交谈过的法务省内部人员。这些人觉得人命是什么？五个年纪尚小的女孩从世上消失了啊！

我愤然离席，头也不回地走了。

三天后，法务大臣柳田稔在就任庆祝会上大放厥词：“法务大臣只要记住两句话就够了：不便对个别案件进行回答；依据法律与证据行事。我都不知用过多少回了。”

法务大臣们的工作态度令我惊愕。庆祝会后没多久，柳田大臣因为这两句话被迫辞职了。

而在这不久之前，家属与检方的关系开始恶化。

起因是小真实的那件衬衣。

菅家被判无罪那天，宇都宫地方检察厅的检察官告诉松田女士，由于追诉时效已过，没法搜捕案件真凶。松田女士向检察官提出要求，“如果你们不再查案，请把我女儿的遗物还给我。”

所谓遗物，就是案发时小真实穿的运动衫、裙子，以及那件关键的衬衣。如果不再侦查案件，家属自然可以要求归还遗物。那些是女儿最后时刻穿的衣服，虽然睹物伤情，但若被随意处置，更令人难受。

从那以后，检方再也没有和松田女士联系过。整个四月都没等来回复的松田女士又向警察厅和栃木县警察局提出了返还遗物的要求。直到七月，宇都宫地方检察厅的一名女检察官才致电松田女士，说：“等法院手续结束后，我们会立即返还遗物。”

自案件发生以来，松田女士一直受到媒体骚扰，不停更换住所，连小真实的骨灰都没能好好安置，只能在小真实的忌日与生日这两天，为她供上她最喜欢的甜瓜与果汁。如今一切尘埃落定，松田女士决定于八月安置小真实的骨灰，她告诉那位女检察官：“我希望能将遗物一并放入墓穴，麻烦你们八月之前返还。”

随后，检方向保管证物的宇都宫地方法院提出返还遗物的申请。

然而，检方拿到证物后，态度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那名女检察官告诉松田女士：“其他遗物随时可以归还，唯独那件衬衣，希望能让我们来保管。”

松田女士非常吃惊。“你们不是说过要还我的吗？现在突然说衬衣不能归还，我实在无法接受。你们说话不算话。”

可对方根本不予理睬。更令人惊讶的是，对方还说：“我们联系了小真实的父亲，他同意我们保管衬衣。”

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禁脱口而出：“又来这一套？”

我记得“桶川事件”中，埼玉县警察局在记者见面会上道歉时口口声声说，如果当初调查了名誉毁损的事，就能避免悲剧发生。可当被害人家属向他们问责、提出赔偿诉讼请求，他们居然用侦查时扣押的诗织遗物来攻击家属。他们曲解了诗织的遗言与日记，声称被害人本身也有问题。家属曾几次要求埼玉县警察局归还被害人遗物，却始终求而不得。

松田女士早在数年前就离婚了。

前夫抛下小真实的骨灰与牌位，离开了这个家，小真实的弟弟妹妹由松田女士抚养。检方请求家属协助进行DNA型鉴定时，也是她一人出面应对。她连前夫现在住哪儿都不知道。难道检方突然找到了她的前夫，还得到了他的“同意”？

“前夫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他们明明说了要归还遗物，为什么现在才说衬衣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松田女士抱着猫，愤怒地对我说。

一起时效已过的案件，检方从法院取回证物，却不归还被害人家属——他们为什么还在这件衬衣上纠缠？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扣押物中无须留置的物品，不必等待被告案件结束，应按照法院裁决即时返还。”“若扣押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提出返还申请，应按照裁决返还。”

围绕小真实衬衣的返还问题，我在节目与杂志上做了报道。看了报道的风间议员也在法务部门会议上提出了质询。

法务省的政务官如此回答：“小真实遗物的归属人不只有母亲，还有父亲。一人主张返还，另一人主张由检方保管，这让我们很难办。”

特地找来父亲的不是检方吗？现在却说得好像是家属内部的纷争。这回答根本无法让人接受。

行政监督委员会上，这件事也成了焦点。

“被害人的衬衣为何不能还给家属？”风间议员质问小川副大臣。

后者给了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回答：“这其中是有内情的。”他继续答道：“衬衣中检测出了疑似凶手的DNA型。”如果他指的是铃木鉴定结果里的DNA型，那衬衣作为证据的效用，不是早已结束了吗？

检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只能将这件事的原委如实报道。

检方的行为终于引起了公众的质疑。曾是检察官的落合洋司律师说：“实在找不到检方不归还衬衣的理由。《日本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证物归还的相关手续。用不合常理的理由拒绝归还证物是违法的。”

违法。我把律师的发言一字一句地记录了下来。随后，落合律师谈及了此事与“饭塚事件”的联系。“检方或许担心当时鉴定的关键性错误会被公之于众。”

原来也有人是这么认为的。

日本律师联合会（简称“日律联”）向首相与法务大臣递交了一份《请求设置冤案原因调查究明委员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认为，要查明冤案发生的原因，仅靠内部调查是不够的，因此请求设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意见书提及了“足利事件”中检方拒绝归还衬衣的情况。日律联就衬衣的保管状况询问宇都宫地方检察厅，只得到“妥善保管”的简单回复。意见书严厉指出，“宇都宫地方检察厅检察官的态度让人怀疑，检方的目的是要让这件短袖衬衣无法实施第三次DNA型鉴定”。意见书中还写道：“当务之急是尽早对短袖衬衣实施DNA型鉴定，通过MCT118法等鉴定方法确认凶手的DNA型。”

如果重新对衬衣进行鉴定，或许可以解决铃木鉴定与本田鉴定之间有所差异的问题。

不知道铃木教授如何评价自己的鉴定结果，我们也电话采访了他。对方回答道：“不是自不自信的问题，是靠数据说话。我只是将用科学手段得到的数据提交了上去。”他的语气非常沉着。

当衫本纯子问到衬衣的第三次鉴定是否可行时，铃木教授的回复是：“虽然我已经得出一个结果，但再鉴定或许会出现不同的结论。”

与此同时发生的一件事震动了整个警察厅。

科警研在针对本田教授的意见书中写道：“本田鉴定中，PCR增幅是通过个人方法实现的，没有使用质量管理有所保障的市售试剂盒。”他们将本田教授没有使用试剂盒作为批判的依据之一。

熟知DNA型鉴定的笹森学律师接受我的采访时指出：“再审中出现MCT118法的鉴定结果，检方与科警研估计都慌了。于是他们转而指责本田鉴定中没有使用试剂盒。而铃木教授使用了试剂盒，值得信赖。”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铃木鉴定中所用的试剂盒被曝出质量问题。

质量管理本应十分严格的试剂盒居然被污染了，在制作过程中混入了不知何人的DNA。

试剂盒发生污染是很严重的事。警察厅购入的试剂盒已被用于全日本两万五千起案件的DNA型鉴定中，虽然一发现问题便停止使用，可警察厅却将消息封锁了数月。在此期间，他们或许已将两万五千个鉴定结果删除。

松田女士曾对我说：“检方不肯把衬衣还我，我就说，那请你们再认真地做一次鉴定，找出真凶。可他们也不肯。究竟要怎么做才能让这个案子了结？无论我们怎么说，检方都不理睬，他们只想自保，既不想承认错误，也不想陷入麻烦。”

我决定打破胶着的现状。

二〇一一年三月六日，特别报道节目播出了。节目名字是《ACTION！特别版　连环杀童案出现新情况》。《文艺春秋》中的“鲁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我决定趁热打铁。主持人笛吹雅子走进演播大厅，节目开始。

“‘北关东连环杀童案’悬而未决，我们持续地采访报道。终于，一名可疑男子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本期节目将对此进行追踪报道。”

节目持续了一个小时。

“有一个人与本田教授的鉴定结果完全吻合。”我作为解说员，向观众传达“鲁邦”与凶手DNA型一致的情况。

节目的嘉宾是若狭胜律师，原东京地方检察厅公安部部长。

“五个年幼的孩子相继失踪，甚至死亡，这对居民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何处理这起连环案，我认为检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若狭胜律师的这段发言令我感激不尽。这次节目的总制片人依然是衫本部长。他为了节目的播出四处奔走，甚至做好了丢饭碗的准备。由于节目中有关可疑人物的内容是我们独立调查的结果，若不下定决心，节目根本无法播出。

演播厅内，主持人继续说道：“我们向侦查机关提供了消息，为了侦查工作顺利展开，其间未做任何播报。可侦查迟迟未推进，案件依然没有侦破。”

节目中还谈到了那八起将MCT118法鉴定纳入定罪证据的案件。

“这是关乎正义的问题。只有侦破这五起连环杀童案，才能挽回大家的信任。”节目最后，若狭胜律师总结道。

当天，这些内容以简讯形式反复播出。

三月八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中有人提及此事，地点就在二〇〇〇年追究“桶川事件”中侦查渎职情况的会场。我屏息注视着会场。首相及阁僚悉数列席。

参议院议员有田芳生开始质询。他高度关注此案，曾前往案发现场，走访了相关人员。

“有人在渡良濑川岸边目击到一名男子，日本电视台报道了这名可疑男子，称此人与本田鉴定中的凶手DNA型在三十多个位点上完全一致。而且，《文艺春秋》刊登了日本电视台社会部记者清水洁先生的文章。这名男子在一百万亿分之一的误差率下与凶手的DNA型一致，并且在案发当日与游戏厅里的小真实交谈过。在如此明确的事实下，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是如何看待这起案件的呢？”

被点名的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中野宽成站了起来，说：“警方是在考虑案件发生的所有可能性后，基于法律与证据展开侦查的。再审中，检方委托的DNA型鉴定被采纳为证据，我们认可该结果。”

他的回答只承认了铃木鉴定。接下来他又说道：“您指出的三起案件，准确地说，应该是五起，都是针对女童的诱拐杀人抛尸案，失踪地及抛尸地都在足利市或附近，而且离得不远，从这几点来说，警方也意识到有同一人作案的可能。”

我不禁低呼了一声。日本警察最高层的人终于言及连环犯案的可能性。

“我认为，应当在不否认其关联性的前提下查证所有可能性。”

我将放在膝盖上的双手紧握成拳，终于看到希望。

四年前，我因一个怀疑走上了“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之路，今天，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亲口说出了应当开展侦查工作的话。

日本被撼动了。

“一个练习高尔夫球的人目击到这名可疑男子，说他很像漫画中的鲁邦三世……”

在国会议事堂这样庄严肃穆的场所，在列席阁僚面前，一个漫画人物的名字多次出现。之后，当时的首相菅直人开始讲话。

“‘足利事件’非常令人痛心。四岁的小女孩被杀害并抛尸荒野；菅家被冤枉成凶手长期服刑；相邻地区接连发生了五起类似案件……为防同类案件再次发生，警方必须认真应对。”

三月十日，《文艺春秋》四月刊即将发行。题为《他是凶手的证据！》的文章将带读者回顾之前报道中的所有内容。

事情进展到此，其他媒体想必也无法再袖手旁观——带着这样的想法，我离开了国会议事堂。

然而，三天后发生的一件事令这一切化为泡影。

东日本大地震。

我与笛吹雅子直奔受灾地。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我们没日没夜报道的连环案顷刻之间功亏一篑。这难道是“鲁邦”带来的厄运吗？

这个念头只在脑中一掠而过。地震造成前所未有的伤亡破坏——核电站爆炸、余震不断、无数人下落不明……作为一个新闻人，此时此刻最应该做的是什么？

是尽早抵达现场，举起相机，将采访内容传播出去，让所有人了解眼下发生的一切。

我们好不容易抵达东北受灾地，追寻海啸留下的痕迹，在海岸线徘徊。名取、盐灶、石卷、南三陆、气仙沼、大船渡、釜石、山田、宫古、田老、久慈……无论走到哪里，目之所及都是无垠的悲怆。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在受灾地与东京都之间来回奔波，之前中断的国会答辩重新开始了。

五月十六日，参议院的行政监督委员会上，风间议员向警察厅的刑事局长金高雅仁提问，如何将首相的指示体现在侦查工作中。金高局长回答：“‘足利事件’与其前后发生的针对女童的恶性案件，不可否认有同一人作案的可能性。”

“前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法，因为“后”发生的只有一起“横山由佳梨事件”。这意味着警察厅终于承认“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可能性。

但他接下来的回答却含糊不明：“警方会全力开展侦查工作。”

面对这样的陈词滥调，风间议员追问道：“局长，您这是典型的官方回复，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请简明扼要地回答，新一轮侦查工作的指示是否已经下达？”

“我们一贯秉承这样的理念开展侦查工作，并没有下达新的指示。”

“您的意思是，即便首相做出指示，侦查机关也可以不作为吗？”

我胸口像灌满了铅，沉重无比。

警察厅虽然承认有同一人作案的可能，却迟迟没有将这五起案件认定为“跨区域重要指定事件”。这到底是为什么？

金高局长还说：“这些案件中，对于时效未过的，我们会考虑上述可能性开展侦查。”

又是时效。那么便只剩一起“横山由佳梨事件”可以查了。纵然媒体全力报道、国会议员强烈要求、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松口承认、首相明确答复，侦查工作依然毫无进展。

最终，被害人家属开始行动了。

这时的关东地区依然笼罩在地震的阴影中。足利站附近的市民广场会议室里，五个家庭第一次聚在一起。促成此次会面的，是横山由佳梨父亲横山保雄的一封信。

大家好，我是横山由佳梨的父亲，我的女儿在群马县太田市弹珠游戏厅里失踪。冒昧打扰各位，十分抱歉。以前大家都认为，足利市发生的三起案件是同一凶手所为，群马县两起案件的凶手另有其人。如今看来，这五起案件很可能是一人所为。但检方与警方迟迟不肯行动。因此，我想与大家见面，商量一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菅家已经出狱，可自己的女儿到底被何人所害却仍是未知。报道中出现的那个酷似“鲁邦”的可疑人物，让一直盼望由佳梨归来的父母看到了一丝希望。

家属们彼此都不认识，于是衫本纯子当起了中间人，将大家召集在一起。由佳梨父亲信中的话感染了其他家庭。有田芳生议员也出席了这次聚会。

横山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开始发言。“在新闻中看到国会质询时，我觉得自己必须行动起来。但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微弱，如果五起案件的家属们携起手来，或许会推动事情的进展。”横山先生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在场的家属们深受触动，各自谈起了案发之后的生活。

第一起案件的被害人福岛万弥的父亲福岛让说：“案发后过了十二年，有一天，我接到警方的电话，说抓到凶手了，那人就是菅家先生。可是，最后我们这起案件以不予起诉告终。不久，我妻子便去世了，直到去世，她都还以为菅家先生就是凶手。”

听完这话，我倒吸一口凉气。有些事，发生过就无法改写。

福岛先生继续说道：“都已经过去了三十年，才突然告知我们这是起冤案，而且真凶已经因为追诉时效逃脱法律的制裁。就让他这么逍遥法外吗？我无法容忍。犯罪就是犯罪，与时效无关。我每天都在想，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要让她遭遇这些……”

“福岛万弥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长谷部有美遇害，她的父亲长谷部秀夫至今对将女儿带去弹珠游戏厅而后悔不已。

“我失去了最心爱的女儿，她失踪那天，我们夫妻俩找了三个小时，可怎么都找不到人……凶手一定还躲在某处，如果不抓到他，我女儿的灵魂无法获得安宁。”

群马县被害的大泽朋子的父亲大泽忠吾，案发时独自一人在富山市工作。那个时间已经没有列车，他直接打车回了家。

“回来的路上，我不停在电话里问，找到人了吗？那段时间无比漫长。刑警在家中装了电话追踪器。那一带一向安全，我始终无法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

当时他并不知道邻县也发生了诱拐杀童案。一年零两个月后，人们在利根川河边发现了大泽朋子面目全非的尸体。

“看到尸体时，我不肯相信这就是我的女儿。可看到头骨修复后的面孔，我一下认了出来……追诉时效早就过了，我也放弃了。这五起案件应该是同一人所为，就是那个叫‘鲁邦’的男人，这就是真相。”

接着，小真实的母亲松田女士发言道：“警察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是，又出事了啊。第二天我们找到了女儿的尸体。由佳梨至今不知身在何处，有美与朋子是失踪一年多后才被发现的。我不知道我们家算不算幸运，各位的心情肯定比我们更加煎熬……”

我一时哑然。幸运……没有经历过这些事的人，断断说不出这样的话。

“从那以后，我对生不再眷恋。我没有尽到一个家长的责任。女儿的第三个祭日结束之后，我对她说，如果你在那里很寂寞，就托梦给妈妈，妈妈随时可以过去陪你。”

松田女士还谈到了与我的相遇。“清水先生来采访时，我一开始很排斥，心想现在才来打听案件有什么用。但听了清水先生的话后，我才发现他并不像以前那些记者，只想从我嘴里套话。他告诉我，抓住的人并不是真凶，仅凭这一句话，我就动摇了。”

想知道真相。想做个了断。这是所有被害人家属的诉求。五个家庭如今聚到一处，互相倾诉，这场景让人无法不感动。

这次聚会取名为“足利、太田未破连环案家属会”。

六月二十九日，他们在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了记者见面会，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络媒体等纷纷到场。在记者长枪短炮的包围下，横山先生紧张地握紧话筒，说：“我们成立这个家属会，是希望警方与检方能够彻查此案。我们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可如果家属们携起手来，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

记者见面会上，有田芳生等十名国会议员一并列席。

风间直树议员发言道：“这是一起连环诱拐案，在日本前所未有，至今仍未侦破，被束之高阁。如果警方、检方再不行动，侦查机关便只是徒有虚名，成了摆设。”

三原纯子议员接着说：“五起案件都没破，这令人恐慌。凶手再次犯罪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便有时效这堵高墙，也必须侦破案件，不能让案件随时间流逝而淡去消失。”

大泽朋子的父亲大泽先生说：“希望警方能为我们伸张正义，我们期盼警方能够重新开展侦查工作。”

松田女士当天没有出席，但表达了一段自己的想法。“如今人们都指出这些案件的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人，警方却不答复、不行动，放任凶手逍遥法外。如此毫无诚意的做法，我无法接受。”

其实记者见面会前几日，警方已经有了动作。栃木县警察局致电松田女士，说：“我们这儿有个紧急情况想告诉您。”

得知这个消息，我立马从受灾地宫城县赶回北关东。拜访松田女士的两名警察一进门便直奔主题。“那个酷似鲁邦的男人不是凶手。我们接到警察厅的通知，今天也告知横山先生了。”

他们的解释还是老一套，说警方、检方推荐的鉴定人检测出的DNA型与“鲁邦”不一致。

松田女士再次要求返还小真实的衬衣，结果警察含糊地回答说：“衬衣已经作为证物移送检察厅了。”说完便迅速离开了。

同一天，群马县警方也拜访了横山先生家，做了同样的说明。

两个警察局在同一天采取行动，应该是警察厅的指示。同一时刻，警察厅的警察也出现在支持家属会的国会议员面前，要求面谈。面谈内容还是关于凶手与“鲁邦”DNA型不一致的事。

无论对家属还是我，真凶是“鲁邦”还是另有其人都不重要。我们真正想要的是真相，是案件的侦破。

警察厅到底在干什么？

傍晚，日本电视台的员工餐厅冷冷清清。我一个人吃着饭，透过玻璃窗能看到富士山与丹泽山地后面的夕阳。神奈川县的最高峰蛭岳被笼罩了一层耀眼的橘色光芒。

红色的东京塔右侧，国会议事堂的三角屋顶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格外显眼，霞关巍峨耸立在皇居前。议事堂里响起“鲁邦”的名字，感觉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三年前，宇都宫地方法院驳回“足利事件”的再审申请，案件转至东京高等法院，高等检察厅与辩护团对峙。之后，因媒体压力不得不实施的DNA型再鉴定证明了菅家并非凶手，科警研登场。法院判决菅家无罪后，警方却迟迟不捉拿真凶。等国会议员开始问责，法务省立刻砌筑时效这堵高墙，警察厅也安排群马与栃木两县的警察跑到被害人家属面前做无谓的解释。

“足利事件”的中心分明是渡良濑川，众人却始终围着霞关打转。

其间就算有其他记者尝试调查，写出了一些与连环案、“鲁邦”相关的报道，警方每次都矢口否认。

很快就要日落了。太阳隐入群山间，霞关没入黑暗。看着眼前的光景，我暗下决心，要调查那起案件。

我离开座位，朝电梯走去。按下电梯键的瞬间，如同按下了引爆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