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老丈人黄珂病逝，黄峨连忙回乡吊唁。顺便代表丈夫，看望年迈多病的恩师席书。

黄珂和席书，都是四川遂宁人。

小皇帝朱载堻特别恩遇，派一位行人（正八品）、十二名锦衣卫护送，往返花费全部由国库开销。

这位行人，还有一个任务，帮皇帝把墓志铭带去。黄珂的墓志铭，是理学大宗师罗钦顺所写，由皇帝朱载堻亲自誊抄。

此举，让反对改革派瑟瑟发抖。

王渊的老丈人死了，皇帝都亲自誊抄墓志铭，可见皇恩浩荡到什么地步！

城西，王宅，大学士第。

王渊与旧友常伦宴饮，一边喝酒，一边讨论“一条鞭法”。

王渊说道：“将所有赋役，都统归一鞭，今后地方恐会再行加派。”

常伦笑道：“何为一条鞭？便是把杂项加派都算进去。既然已经算进去了，如何还能再加杂项？勿须担心，朝廷发文不得再加即可。”

王渊摇头：“百年之后，你我身故，而一条鞭还流行于世。届时，天下百姓只知一条鞭，而不知一条鞭包含杂税。官员和士绅必然联手渔利，凭空再加一些杂项摊派，如此等于小民被加派了两次杂税。”

常伦笑容顿失，点头说：“很有可能。”

王渊说道：“没有什么是万世之法，我等变法改革，能定百年江山已属不易。但还是应该留一手，我会上疏陛下，请在全国清丈完毕之后，以大明皇帝的名义昭告天下：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

“此法可也，”常伦高兴道，“今后谁若私自加派，便是违反了绍丰皇帝祖制！”

一条鞭法虽没有摊丁入亩，但本意也是减轻小民负担。

即赋役总额不变，以清查田亩的方式，增加赋税来源再平摊，以县为单位分摊下去，如此就能减轻个人负担。同时，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通过非常复杂的计算方式，揉到一起来平摊给全民。

这种做法肯定问题无数，但比大户躲避丁役，全让小民承担更进步，至少能让贫苦百姓喘口气。

今后老百姓不用倾家荡产服徭役，全民只交“一条鞭税”。地方徭役，就包含在税款当中，官员要做什么事情，官府直接拿银子雇人完成。

如此还有两个好处：

第一，解放劳动力。放松土地对人口的束缚，更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能为资本家提供更多工人。

第二，减少层层盘剥。以前征收赋役，是州县长官派遣差吏，再由差吏跟里甲长、粮长接洽，由里甲长、粮长负责直接征收。

粮长因为要包赔，征不齐粮食自己补，许多粮长已经家破人亡，还能生存的粮长全是地方恶霸。里甲长同样变质，心善的根本干不长，“优胜劣汰”下来的全是虎狼之辈。

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州县差吏直接跟百姓对接，绕过里甲长和粮长，等于减少一层盘剥。

都说古代皇权不下县，朱元璋那会儿则不然，皇帝可以直接管到村里。靠的就是里甲长和粮长，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到了明中期则变成恶政，原因是地主官僚阶层大兴、土地兼并严重和商品经济繁荣。

里甲长和粮长制度，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反而成为阻碍社会公平和进步的老玩意儿。

王渊那个“盛世之土，永不加赋；盛世之民，永不加役”，是要等到全国清田完成，以新量田亩为基准、以固定人口为基准，结合各州县最近十年的赋役平均数，来制定一条鞭法的地方赋役额度。

即一个州县，定下所需征收赋役的总额，再平摊给地主和小民。地方田亩越多、人口越多，平摊到每个人头上就越少，今后世世代代都不许增加！

听起来似乎是胡来，会导致国家繁荣之后，朝廷税收却没法增加。

但必须弄清楚几个事实：

第一，这些税银，大部分是地方税，中央国税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二，以官僚地主的尿性，就算国家持续繁荣，今后上交国库的税收也不会增加，甚至还会持续不断减少。

就拿朱元璋时期，跟正德末年相比较，全国在册田亩数量减少一半，即需要缴税的农田有一半凭空消失。而全国在册人口，增加非常缓慢，一遇灾荒战乱反而还减少。这就导致，大明发展一百多年，中央和地方收税越来越困难。

王渊喊出永不加赋，是不准官员巧立名目摊派，跟财政收入没有半毛钱关系。

若有一天，大明真的行将就木，估计也不会坚守什么祖制，该加派还是得加派。就像历史上，崇祯疯狂加派“辽饷”一样，朝廷才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还是那句话，没有什么万世之法。

王渊这次改革，能维持繁荣五十年，已算得上功德无量。能巩固江山一百年，改革可称非常成功。能延续统治一百五十年，王渊绝对是名垂史册的一代贤相。

土地兼并，无法遏制。

对于当权者来说，可怕的不是土地兼并，而是拥有土地的大地主逃税！

明末江南地区，10%的富人占据90%土地，也没见闹出什么乱子。即便有“江南奴变”，也是奴仆抗击雇主，并非起义反抗朝廷。这是因为，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可以吸纳大量无地农民，田皮田骨也维持了佃户的稳定。

而陕西那边，商品经济脆弱，无地农民找不到出路，还得供应边镇军粮。这些穷地方，连田皮都没有发展出来，佃户和农户朝不保夕。一遇天灾，就会造成大量流民，于是李自成、张献忠就出现了！

王渊对常伦说：“赋役定额之后，永世不变，一切赋役税项全部取消！”

常伦瞠目结舌。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每年由州县测算并制定赋役总额，再来摊派给辖内百姓。该交多少税，官员可以胡乱制定，虽然御史一查就露馅，但总有人贪钱不怕死。

而且，赋役税项虽然统归一条鞭，但税项名目还保留着。税项保留是方便御史核查，但却造成吏员工作繁重，官府必须扩招文吏，且文移工作变得非常复杂。时间越往后推，御史越不愿查账，张居正设立的门槛成了摆设，唯一的作用就是养活更多吏员。

这种搞法，别说一百年，就算三十年都撑不住，必定让情况更加恶劣。

王渊更加粗暴而直接，按照各州县的情况，制定一个赋役额度，取消全部杂项名目，地方官员就按此定额收取。相当于农业税、人头税、杂税，永世不变，王渊定下的目标是维持一百年。

至于百年之后，自有君臣去想办法，关他王渊屁事！

张居正倒是没这样粗暴，制定无数条条框框。结果呢？条条框框越多，漏洞就越多，大明赋役越来越少，征收越来越困难，老百姓的负担还越来越重，最后只能靠增加盐税和疯狂摊派维持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