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0年代初。像董岩这样利用业余时间去为其他单位，尤其是为一些乡镇企业、个体企业提供服务的技术人员，并不在少数。这些人有一个名称，叫做“星期天工程师（1）”。

在这个年代里，有点技术的人才都集中在国营的科研院所和工矿企业，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是不可能拥有这类人才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需要技术，也能够拿出可观的薪水来聘请技术人员。而许多国营单位里的技术人员待遇不高，人浮于事，也有时间、有愿望去乡镇企业干点私活，赚点外快。

利用业余时间赚外快这种事情，在国营单位里并不算什么秘密。冯啸辰刚到冶金局的时候，也见过王伟龙、程小峰他们这样的机关干部通过为杂志翻译外文文献的方法赚钱。这种事是属于民不举、官不究的，哪个单位的领导也不会多管闲事。

董岩以往也曾应某些乡镇企业的邀请，去帮过一些小忙，赚过一点小钱。这一回，他给阮福根帮忙，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态。谁曾想，阮福根给钱如此痛快，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董岩居然赚到了相当于自己一年多的工资，这可让他有些得意忘形了。

俗话说，钱是穷人的胆。因为来钱容易，董岩一家的花销也就水涨船高了。董岩的太太用这些外快买了好几件一直想买的漂亮衣服，在厂子里颇为招摇了一阵。董岩的儿子和女儿也分别拥有了自行车、足球、旅游鞋等孩子们眼中的奢侈品。就连董岩自己，也颇为烧包地买了一块新手表，戴在手上明晃晃的，还时不时摸出一包中华烟来分给同僚们抽，口口声声说是什么发了财的朋友送的。

大家都在苦哈哈指着几个工资生活的时候，你一家人如此显摆，不招人忌恨才怪。虽然谁都有个出去捞外快的时候，可人家一个月捞十几块钱，你一个月能捞到上千，用报纸上的话说，这就叫叔可忍，婶不可忍。

很快就有人把这件事捅到了厂长马伟祥那里。马伟祥乍听此事，还颇不以为然，笑着骂举报者红眼病，说谁有本事就去赚钱，只要不是挖厂子的墙脚，不影响工作，厂里也不会干涉。可当听说董岩是因为为阮福根干活而赚到这些钱的时候，马伟祥的脸就蓦然变了。

阮福根的事情，是给马伟祥的一记耳光。不单搧在他的脸上，更是痛在他的心里。由于出了阮福根这个变故，他们这些国营大厂的负责人被弄得灰头土脸，不敢再和罗翔飞较劲，被迫签了城下之盟。目前，分包给海化设的任务已经开始生产，进展情况也还算顺利，但马伟祥始终觉得心头有一根刺，既觉得这样接来的任务有些憋屈，又担心万一哪个地方出现点质量差错，会受到重装办的处罚。

对于阮福根，马伟祥一直耿耿于怀，天天扎草人诅咒，盼着阮福根所分包的业务出现问题，届时他就可以狠狠地出一口恶气，看看罗翔飞的笑话。以马伟祥的想法，全福机械厂不过是一家乡镇企业，技术力量薄弱，分包这样的尖端设备，出问题是肯定的。他唯一担心的就是阮福根能够从什么地方找到外援，解决技术上的困难，这样马伟祥的愿望就落空了。

可怕什么就来什么，这个阮福根还真的就去找外援了，偏偏这个外援还是自己眼皮子底下的技术处长，差不多是整个浙江省最牛的化工设备技术专家之一，这不是存心在恶心自己吗？

在接到举报之后，马伟祥马上召见了董岩，质问他有关为阮福根帮忙的事情。董岩知道不妙，含糊其辞，推说自己这些天频繁往会安市跑的原因是自家的老娘生病了，自己是去探病的。当然了，在探病期间，捎带着帮一个亲戚指点了一点生产的技术问题，收了一点土特产当报酬，这也是难免的。如果厂里认为这种行为不当，他坚决改正，以后再也不收土特产了。

“董岩，我告诉你，上次你把经委会议的事情透露给那个阮福根，我还跟你算账呢！如果你敢吃里爬外，把厂里的技术秘密泄露出去，损公肥私，我可不管你为厂里做过多少贡献，我都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马伟祥这样警告道。

因为知道马伟祥的霸道，董岩还真是不敢违逆他的意志。在随后的两周里，董岩都找了借口，没有回会安去给阮福根帮忙。可阮福根哪里那么好糊弄的人，他亲自跑到省城建陆市，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进了董岩的家。见面之后，阮福根不谈技术的事情，只是聊家常，又巧立名目给董岩的儿子、女儿各发一个硕大的红包，这一来，董岩就没法拒绝他的要求了。

马克思（2）说得好，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面对着阮福根的金钱攻势，董岩的妻子谢莉先溃败了。她给董岩吹了一个晚上的枕头风，从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说到儿子娶媳、女儿出嫁之类的小道理，最终归结为一条：有钱不赚是傻瓜，捞外快这种事情，厂里谁没干过，凭什么我们就不能干？

董岩也进行了剧烈的思想斗争，他想象了马伟祥可能给他的各种惩罚，比如严肃批评、扣发奖金、坐冷板凳等等，甚至想到了被撤销处长职务的最严厉手段。他同时也给自己找了无数的理由，比如说只要偷偷摸摸去帮忙，就不会被发现，还有以后不要在经济上太招摇。他还想起马伟祥警告他的时候所说的话，按照这些话来理解，似乎只要他不出卖厂里的技术秘密，不动用厂里的资源，厂里似乎也是不会管的……

于是，董岩的星期天工程师生涯，又重新开始了。他自欺欺人地相信，马伟祥日常工作很忙，不会专门去调查这件事。他更是很天真地认为，最最最最严重的处分，也就是撤职而已。

撤了职就算了，老子如果能赚到几万块钱，一个处长又有什么舍不得的？

董岩忍着心疼对自己这样说道。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马伟祥对于阮福根的仇恨是如此深刻，进而导致迁怒到董岩头上的惩罚也变成了万钧雷霆。就在一次董岩结束了在会安的工作，搭乘长途汽车刚刚回到建陆的时候，两名警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给他戴上了镫亮的手铐。

到这一刻，谢莉才知道事情大了，她哭哭啼啼地跑到马伟祥那里去，声称愿意退赔所有的“赃款”，求厂里放董岩一马。马伟祥给了她一个冷漠的回答，声称董岩犯的是挖国家墙脚的大罪，厂里无能为力。

谢莉在厂里找遍了所有的领导，一直到有人向她透露了真相，她才知道这件事情的背后是马伟祥与阮福根的恩怨，董岩无论如何都算是躺着中枪。她想到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道理，马上给阮福根打了电话，请阮福根出面调停。

阮福根闻听此事，也是如五雷轰顶一般震惊。他是做生意的人，对于世态炎凉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在自己被罗翔飞、冯啸辰他们利用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已经与马伟祥等人结了怨，这个怨恐怕是解不开的。董岩是他的远房侄子，因为帮他做事而面临牢狱之灾，他不可能不管。

于是，阮福根带了昂贵的礼品，赔着笑脸，来到了海化设，求见马伟祥。他决定把自己面子当成一块抹布，任凭马伟祥用脚去踩，只求换得马伟祥放过董岩。然而，马伟祥根本就没有给他一个见面的机会，还让秘书带话，说阮福根如果敢把这些礼品送进来，他就会再次报警，让警察把阮福根这个企图“贿赂国家干部”的不法商人绳之以法。

到了这个地步，阮福根知道马伟祥是铁了心了，绝对不是他的几句软话或者一些礼品能够打动的。阮福根在省里也不认识什么有权势的人，无法借助别人的力量来说动马伟祥。情急之下，他只能连夜赶往京城，到重装办求救。

“这件事全怪我，全怪我啊！”阮福根连声说道，“冯处长，冷处长，你们就帮帮忙吧。如果警察一定要抓人，就让他们抓我吧，董岩是吃国家饭的，一旦被判刑，他这辈子就完了。我是个农民，坐几天牢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能害了董岩啊，这让我怎么向他爸妈交代！”

说到这里，阮福根泪水纵横，全然没有了一个企业家的那份从容自信。

“这些人怎么能够这样做呢？”周梦诗愤愤然地说道，“董处长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并没有影响工作，厂里凭什么处分他？而且还走了司法渠道，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顾施健没有周梦诗那样不食人间烟火，他摇摇头道：“这种事情，肯定是违反规定的。如果他赚的钱少呢，倒也无所谓，就算是小节问题吧。可是，听阮厂长刚才的意思，董处长赚的钱好像挺多的，超过一定金额，这就算是经济案件了吧？”

注释：

（1）“星期天工程师”又称科技人员业余兼职，主要是指各级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通过事先联系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等业余时间，在完成本职工作、不侵害国家和单位技术、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为民营经济和各类企业提供各种无偿或有偿服务。

改革开放初期，“星期天工程师”开始在我国出现，有效缓解了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缺乏技术的严重问题，但马上遇到了旧观念、旧体制的强烈抵制。

（2）这里存在一个大众常见的误区，这句话其实不是马克思说的，马克思只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句话实际上是英国工会活动家、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登宁说的，出自他所著的《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