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餐厅出来，我直接坐上了接送食客的摆渡车。
我相当任性地不理睬身后追着我跑的陈丹，兀自甩开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比起上山和缓悠哉的路，下山的道要惊险许多，不仅坡路增加，还都是急转弯，路况也不大好，时不时就会遇到几块浮出地面的裸石。我又坐在最后一排，整段路下来，我的脑浆都快被摇得匀称了。
真是不知道这种高级餐厅，怎么会设计这样的送客路。难道是想帮食客催吐？我没好气地想。但想完，我发现，我心里的火气早就在这段颠簸的路程中消耗殆尽。我不再生气，只是有些心烦意乱。
摆渡车上同行的食客，接二连三地钻进各自的私人交通工具里。不一会儿，山脚处只留下我。
此时已经傍晚，我捶着腿，又揉了揉要散架的腰，一个人慢吞吞地走向公共巴士站。巴士站已经被茂盛的绿植包围了，像个深陷绿意的洞穴。如果不是身旁被擦得瓦亮的路牌，我大概也会以为它已然废弃。
我仰着脑袋，仔细研究路牌上的公交车。最终确认眼下唯一适合的，只有一班驶向军区医院的巴士。到那儿了之后，再换乘另一班就能回家。
弄清楚了路线，我举起终端，对着路牌拍下张照片，发送给莫亚蒂，详细地告诉他该怎么回家，看到了两条信息全都显示已读，我才继续拉黑他。
脚边三角形的蕨类植物蜷着叶子，屁股下钢制的椅子冰凉得直冲天灵盖，面前黑色的道路从我的左右两端无限地绵延，路面的夕阳细碎金黄，闪闪发亮。
等车的途中，仅剩的烦闷也缓慢地平和了。我一个人坐在寂静的山野里，叹了口气。
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身边总会上演类似于争风吃醋的戏码。
明明都是很好、很优秀的人，可一旦相遇，便会互飚垃圾话。而其中的原因，貌似都是非常在意我。可如果在意我，难道不应该更尊重我的想法吗？
对于自己，我持之以恒地希望：我是有助于他人的。
基于此，我不喜欢因为我引起的争端，也不喜欢任何人因为我去伤害别的人。每当这种场景发生，我会尴尬得想立刻逃跑，又觉得我应当为此负责。所以我会尽量遏制逃跑的冲动，尝试绞尽脑汁地劝阻。
逃跑或者劝阻成功了尚且还好，可一旦失败——就像今天这样。挫败、无力便会立马填满我的心。
我一直克制的怀疑，也会随之崭露：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
紧随其后的，便是我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的诘问。我究竟应不应该存在？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存在？我的存在真的是有意义的吗？
这些问题，我从十九岁思考到现在，有时我会给出坚定的回答，有时我飘忽不定，站在虚无的边缘，有时我积极乐观得仿佛心里住了个永远不悲伤的白痴，有时我的答案则消极沮丧得有自毁倾向。
巴士驶上一座漫长的跨海大桥，渐渐靠近市区。我坐在中间的位置，看着窗外从盎然的绿色变换成波光粼粼的海面。
这个时候，我又想和莫亚蒂聊天了。
虽然他刚刚才惹我生气，但能聊这些话的人，似乎只剩下莫亚蒂了。裴可之不在了，白瑞德早就不愿再纠结这些问题。如此想来，还有点儿孤单。
可我才不要主动去找莫亚蒂。我刚刚才对他发火，哪能立马就像个没事人似的和他聊天。怎么着也得是他向我低头才对。
想不出个所以然，我干脆抛之脑后。恰好巴士到站了，我下车，矗在医院门口。眼前的巴士哼哧哼哧地驶过，取而代之的是挂着的‘住院部’三个红色大字的高楼。我盯着那三个字，忽然记起来，李教官前年便被请进了军医院，他应该就住这儿没错。
于是，我的脚拐了个弯，走向军区医院。
由前台护士的接引，我很快来到住院部大楼的中间层。中间层是打通的空中陆地，专门为一些有资历的军官建了带独立院落的小楼。
这应该是最近几年新建的，我还从没来过。这几年——应该说柏砚在位的这些年，军部的经费从来没断缺过，针对退役军人的关怀政策也一年比一年好。我埋着脑袋，跟着护士七弯八拐，最后进入一座院前种着枣树的平房。护士打开门，和李教官交谈几句，才请我进入。
李教官如今丧失了大部分生活能力，他的病床就安置在客厅。
我一进去，便和躺在床上的他四目相对。见到我，李教官很惊讶，“你怎么来了？”他撑开耷拉下的眼皮，望着我，眼里骤然亮了。
李教官比我前几年见到他时更衰弱了，他梗着脖子，发狠地用力许久，才勉强支起上半身。他的皮肉一层一层地松弛下来，我坐在旁边的沙发上，清晰地感知到他的生命正在衰老里融化。
在李教官面前，一身老人味的我，反倒成了年轻人。
“来看看您。”我说，看李教官的床从平放状态缓缓升起，“您要歇了？”
李教官缓慢地抹了抹脸，他扯出笑，“就是有点儿困。人老了都这样。”他边说边眯着眼睛打量我，左瞅瞅右瞅瞅，似乎确定我还不错，他又问，“你一切都还好吧？”
“我当然好啊，”我笑眯眯地点头，“我好得不行。”
见他还有些担忧，我伸出手，掰着指头数给他看，“您看看，我现在没孩子、没老公的，”我伸出食指、紧接着又是中指，“我还有钱、有房子，资产多得花不完。还有啥不好的。”我摊开手，对李教官说。
李教官斜着嘴也笑了起来。他的嘴角处留下一串口水，我顺手拿起软巾纸，帮他擦了擦。李教官却摆了摆手，不要我做。看上去对我的动作有些不好意思。
“开心吗？”李教官问我。
“开心啊，我啥时候不开心？”我乐呵呵地说，露出和年轻时一样的情态。
李教官也乐呵了，笑骂了我一句，“没心没肺的。”
“您吃晚饭了吗？”我注意到李教官床头柜上还剩大半的燕麦粥，“要不要我去给您喊点儿？”
李教官摇摇脑袋，“我不饿。不想吃。”
不想吃饭在我眼里可是个大问题。我“嘶——”地倒吸口气，连忙追问，“是不是医院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带您出去吃些？”
这次李教官没再摇头，他给出个与吃饭无关的回应，“前台的护士可不会放行。”
“没事儿，我把您抗出去，”我满不在乎地答道，“到时候您就直挺挺的，一动也别动，我盖块布到您身上。假装你是颗炮弹。我在执行军事搬运任务。”
李教官被我的话气地从床上坐起来，他又笑又生气，笑声夹杂着不停歇的咳嗽从他的胸腔内蹦出来，“你这个臭小子！”时隔许久，李教官终于发现了我当年瞒天过海的秘技，“你以前就是这么帮你的同学逃训练的是不是？”
我震惊，“您才知道啊？”
李教官指着我，手指颤抖，可惜喉咙里的痰含糊了他的笑声。“你啊！你啊——”他摇着头，叹了口气，“你真是的。”
我帮李教官倒了杯温水，等他慢慢饮下，我一手拿起果篮里的鸭梨，一手拿起陶瓷小刀，“我给您削个梨吧，怎么着也垫垫肚子。”我低垂着头，看着淡黄色的果皮一条条脱落，“您现在有啥想法还没实现吗？”我询问李教官。
李教官看向我，那双深凹在皮肉里的眼睛充满了隐晦的期许，“我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出院。我想回自个儿家里待着。”李教官低声和我说。
这咋不行？我刚想这么答，但转念想到了老年人监护制度。要不是裴可之那些遗产，过几年，我的身体行动不便了，我也会和李教官一样，强制性被军区医院接收。
“这儿不好？”我转而问道。
李教官叹气，他用手揩了揩脸，像是要把脸上的无奈揩掉，“这儿很好，”李教官嘟囔着说，这个时候他显出一股老年人的执拗来了，“我就是想回家，想回家……哪怕是回家再看看也好。”
大概这样的要求在年轻人听来，就是一个老糊涂的瞎折腾，但我到了这个年纪，反而能理解李教官的恳求了——时间已经不多了，这次之后，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难免会执着。哪怕理性知道不值得，也会执着。
“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儿呢。”我嘴上应和着李教官，心里头回想了一圈现在针对荣耀退役人员的临终关怀政策，没成想还真被我找到一条合适的，“包在我身上，我待会儿办个手续，给您送回家。”
我抬起头，诧异地发现李教官听到我的话后，整个人都容光焕发起来。他的浑浊的眼睛变得清明，原先苍白的嘴唇都有了血色，脸颊上还浮现出淡淡的红晕。
我意外于李教官的激动，又马上补充了几句，免得他失落，“诶，您先别激动得太早，”我说，“有条件的。到时候有俩医护人员陪着您回家。”
我记得我的关怀政策里是可以要求驻家陪护的。我打算等下以我的名义给李教官办理，这样他就能享受得到。
李教官连连点头，连说三声，“好、好、好！”说完，他期待地望向我，“多久能回去？”
我笑着，继续埋下脑袋削梨子最后的皮，“明天一早就给您送回家，怎么样？”
“好。”李教官说。
我切着手里雪白的果子，甘甜的汁水浸湿了我的掌心。将它切成一份份的小块，装进碗里，我再次抬起头，“瞧您高兴的那样，”我说着，把小碗递给李教官，“来吃点儿梨吧……”
然而，李教官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状态躺回了病榻。他闭上了眼睛，眉眼舒展，嘴角还带着笑。
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轻轻拍了拍他滑落到床边的左手。
“李教官？”我小心翼翼地呼唤他，“教官？”
回答我的，是我非常熟悉的，那种人走进死亡时的呓语，“好……回去好，”李教官念叨着，“明天就回去……”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和呼吸一起消失。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太快了，快得淡黄色的果皮还没来得及落进垃圾桶，快到陶瓷小刀上还蒙着一层发亮的梨子汁水。根本来不及让我反应。我沉默地把手里的小碗放到桌上，接着按下紧急呼叫的按钮。
护士出现得很迅速，眨眼的功夫，一道声音便从我的背后响起，“怎么了，先生？有什么可为您提供需要帮助的？”
我没有转身，我仍然静静地看着病床上神情安详，眉眼带笑的李教官。真是难以想象，年轻时脾气这么火爆的人，老了的模样却如此慈祥。
“他去世了。”我说，“就在刚刚。”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离开军区医院的。
在明确告知医生，我明天会来为李教官的后事负责之后，我魂不守舍，脚步虚浮，连走带绊地走到了回家的巴士。
与第一程巴士相比，这次的巴士上，我的情绪愈加暴烈。
一种巨大的悲伤笼罩着我，与此相对应的，一种自我怀疑的煎熬同时发生着。我被悲伤的矛从口到肛贯彻，钉在大地上，曝晒于自我怀疑的烈日下。我的眼泪被煎干，煎得滋滋作响，至余下欲哭无泪的郁结。
假如我——假如我早些日子去看李教官，去倾听他的烦恼和愿望，帮他更早地回到他的家，他是不是能够多活些时日？他是不是能够更快乐、愉悦、自得地过完人生最后的时光？
接着，在悲伤李教官的死亡后，在继我陷入‘如果没有我，是不是会更好？’的问题后，我再度钻进了另一个诘责：为什么我不能做得更好？
为什么我总是这样无法让人满意？如果我不是有助于他人的，那么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价值？我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我的存在又究竟有什么合理性？
我面无表情，紧绷着思绪，一个劲儿地向家里冲去。
我要暂时搁置餐厅里对莫亚蒂的怒火。我现在想找到他，和他发生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我现在纠葛不清的内心。
莫亚蒂很聪明，他一定会有办法帮助我。
我颤抖着手，对着锁孔对了好几次，才成功打开门。
进了屋里，我快步走去小院边上的长廊，莫亚蒂大部分时间都在那儿躺着消磨时间。但这次，除了和我撞了个满怀的梧桐树，别无他物。我又去了客厅，他也不在。我呼唤他的名字，没有回应，可终端显示，一个小时前，他的确已经到家了。
思及此，我直接进了他的房间。
他可能在睡觉，或者以为我还生气，为了躲我，假装睡觉。意外的是，拉开门，我只看到他扔在地上的亮粉色的芭比公主体恤，和侧面有三根白边的黑色运动短裤。这是他今天出门穿的衣服。好了。
我本来岌岌可危的心，此刻终于死了。
我知道他在那儿。我心想。
我不再犹豫，转身走向那个最糟糕的地方——浴室。
我缓慢地穿过整个养老小屋，走到偏僻的、独立于其它房间的浴室。我推开门，带着潮湿的热气扑面而来，我平静地看着浴缸里满池子鲜红的水。
莫亚蒂就躺在浴缸里，这些红色都是从他的右手的手腕里流出来的。
浓稠的血腥味和热气一齐传来，其间还夹着橘子香氛的果酸味，这并不好闻，跟酸掉的一分熟牛排没有区别。
我的目光依次从莫亚蒂的脚趾掠向他的膝盖、大腿、平坦的小腹，以及还有微弱起伏的胸膛。他仰着头，修长的脖颈后，两道细长的下颚线正对着我是的。没错。和过去很多次一样，莫亚蒂自杀了。
我立在门口，立了很久都没有说话。我猜测，我应该也和过去很多次一样，咋咋唬唬地上去，急吼吼地捞出他，然后赏给莫亚蒂几个逼斗。
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该做什么了。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该做。因为没有我，一切会更好。因为我总是无法做到更好。
在我长久的遥远的注视下，莫亚蒂悠悠地转醒，他用另一只手抓了抓头发，随后，他低下脑袋，看向门口的方向。他的脸色呈现出失血过多的惨白，他半敛着眼，目光迷蒙，似乎沉迷其中。
莫亚蒂盯着我，挑了挑眉，“姜冻冬，为什么露出要崩溃的表情。”
他趴在浴缸边上，像条蛇，浑身都充满了没骨头的懒散。左手的血还在流，他却完全不在意地笑着问我，“你怎么了，姜冻冬，怎么想要死了一样？”
他的态度亲昵又随和，好像我说出我很难受，我需要你这样的话，下一秒，他就会自杀暂停，来当我的知心好友。
我想起我第一次见到莫亚蒂自杀，是我和他都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们还在精神疗养院当病友。
他的自杀总是发生得很突然。上一秒，他还微笑着毒舌我的笑话和废话没区别，下一秒，他就当着我的面，跳进了海里。
我被他吓坏了，也顾不上身体恢复与否，当即跳下去把他捞了上来。那时，我还不清楚莫亚蒂的秉性，也尚未发展到可以赏他几个大耳巴子的关系。我惶恐、惊慌，甚至差点儿被他的自杀急哭。直至他‘哇——’的一下，吐出腹中的水，我才如释重负。
从什么时候起，我还是会很努力地和他的死亡进行拔河比赛，但在心里学着开始尊重他的选择，以至于对他的自杀习以为常了呢？
也许是当那个时候的我明白，死亡是莫亚蒂体验生命的方式，死亡是他生命图腾的一部分时。那么现在呢？
现在——在莫亚蒂不再宣称爱和死一样轻贱的现在，他又为什么死亡？
我凝视着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他，呆呆地、木然地询问他，“莫亚蒂，你到底为什么想死？你不是已经学着好好生活了吗？为什么又要自杀？”
莫亚蒂笑嘻嘻的，他白色的唇咧开一个残忍的弧度，“当然是因为你啊，”他无比温柔地说，“为了吓你一跳。”
因为我，因为我，又是因为我。
我突然没法控制地笑了起来。我大笑出声，胃部再也消化不了我的情绪，止不住地筋挛作痛。
我走向面露惊奇的莫亚蒂，他病歪歪地躺在浴缸里，赤裸、苍白且四肢柔软的身体像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植物标本。但他可从没有植物的安静。他仰着脸，目光追随着我的脚步。
“莫亚蒂，你说你想看我发疯。”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了此前莫亚蒂的话，“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了。”
我蹲下来，平视莫亚蒂的眼睛。他歪着头对我笑，还是那副混不吝的样子。
“既然你这么想死，”我的双手掐上莫亚蒂的脖子，纤细的，隐隐有几根血管突出的脖子，“不如死在我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