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先皇顺治起，朝廷就在乡间广谕民人，以《圣训》教化人心，这与你所言之乡约有何不同？”

“均平之言，是视人有男女老弱、心向上下之差。人既有差，家业也将有差。日积月累，丁多勤俭之家得业，虽小农也能得百亩田地，丁少怠懒之家败业，虽万贯家财也不余一文，此平由何处而均？”

“至于井田制一事，而今天下，千年变幻，沉积已定，如何重行古制？汉时王莽所行，便是借了儒家所言，以儒乱政。国与家毕竟不同，国事根底，千头万绪，为君者要衡诸方之利，而非照尔等臆想之语行政。”

从曾静交上来的作业里，雍正欣喜地看到，这个穷酸是在真心悔改了。但曾静还在坚持，只有吕留良所述那一套政制，才能清除华夏顽疾，度那五德转运之劫。

因此雍正也认真地教导着曾静，希望他能在这条正确而光明的道理上再进一步。为这个曾静，他顶住了满朝堂的压力，如果曾静不能表现出透入骨髓的忏悔，又怎能对得起自己这番心血。

雍正这番教诲，所涉及是国政实务一面，用上了诸多他家学思，更是只埋头读儒家经典的曾静这等穷酸所未能触及的新知。这些东西，曾静如果能南行广东，甚至继续就在永兴县学里呆着，其实就能接触到，可惜，到了北京，却是从雍正这里听得了仔细。

批阅完毕，将折子交给等候在旁的南书房行走，雍正拍拍发热的额头，对着书案上那一大堆奏折皱起了眉头。

这都是求请尽快诛杀曾静的本章，开头只是刑部跟雍正对着干，现在是整个朝堂都沸腾了，都认为雍正继续留着曾静张熙是坏了一国人心。

如此反应，让雍正既喜又忧，喜的是，这些朝臣是在借曾静之事，向他表绝对效忠之心，是为他这个皇帝的位子，为他的脸面着想。忧的自然是在跟他捣蛋。

矛盾之下，雍正就不好对这些朝臣太过强硬，免得伤了臣子们拳拳护主之心。

思来想去，雍正叹气，摊开折子，再写了一封上谕。

首先，雍正认可并且赞扬臣子们的用心，其次，雍正再次强调，曾静不过是学识粗鄙，受了吕留良遗毒。吕留良遗毒之深，远不止曾静，天下怕是有千千万万。将曾静简单地诛杀了，这些人的遗毒就很难清理了。

因此雍正希望，臣子们能齐心协力，帮着他一起完成这一桩诛心工程，涤荡这一国人心，大家团结起来，为抵抗南蛮，为光复华夏而努力。

这封谕令用词之恳切，一改雍正往日严厉作风，让朝堂臣子们娇躯一震，撒泼打滚的激烈手段不好再用，虽没停了闹腾，言辞却温婉了许多，让雍正终于松了口长气。

雍正跟朝堂缠缠绵绵之际，雍正四年八月，《大义觉迷录》终于成书。雍正再度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给每省递去样本，让督抚在当地复刻刊行。

这是大清有史以来最大一桩官印事业，除了京城百官、国子监诸生，每省从官到学子，雍正都要求人手一本，甚至乡间一般民人也能看到。当然，印书的钱，就得由民人来掏，地方官府奏报数目。

这个数目就很吓人了，在李肆那个时空里，仅仅只是台湾一府，知府就奏报了1230本的数量，全国总数怕不下上百万本……

跟李肆之前时空里的《大义觉迷录》相比，早产八九年的《大义觉迷录》差别不大，分为四卷。第一卷是早前雍正对曾静投书的驳斥，这部分言论，朝堂和地方官府都基本熟悉了。第二卷则是雍正跟曾静的对话，当然，在书里为了凸显皇帝的威严，雍正的问话都是大字，曾静的回答都是小字，而且还不提姓名，而是自称“弥天重犯”。

第三卷是雍正为曾静之罪开脱的内容，包括了在荆州和京城审讯曾静的内容，以及雍正跟臣子们讨论该如何处置曾静的多道奏折和谕旨。前半部分是显示曾静是受吕留良学说蛊惑，以及曾静自己有所悔改，后半部分则是从雍正和朝臣的讨论中，应证曾静的确罪不至死。

这第三卷就有些猛料了，因为雍正必须要将大清得位之正跟自己得位之正捆绑在一起，所以这里他掺进了一些私货，借驳斥曾静关于他雍正篡位和残害兄弟的言论，彰示他得位的正当。这部分内容在第一卷里也有所铺垫，如今结合起来，宫廷斗争的内幕，至少是从皇帝口中道出的宫廷斗争是怎么回事，就这么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堂对第三卷内容自然也很熟悉，但民间却由此大饱眼福，他们还是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国政来往，甚至第一次这么近地接触皇帝的秘闻，即便只是驳斥谣言。实际上大多数民人，都不怎么清楚这谣言的真正面目，这下却由皇帝自己说了出来。皇帝是在辟谣，可辟谣的效果……往往与辟谣者的愿望背道而驰。

第四卷收录了雍正关于处置吕留良和其门徒，以及相关人等的谕旨，这还不是正式的定罪。跟李肆那个时空相比，多出了数落吕留良后人叛逃南蛮的指控，同时将吕留良学思广传民间的罪责推给了南蛮，由此避开对康熙“仁治”的牵连，同时也替江南官场作了开脱。

最后部分则是曾静的《归仁录》，也就是曾静自己的悔过书。曾静在这部分里总结了自己的认知之失，自承学识浅薄，没有明白人伦乃是华夏之根。

曾静总结说，“今日之正义，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我所性之固有。”

他忏悔道：“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天之道，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

黄埔无涯宫，李方膺一脸惭愧地对李肆道：“沈在宽依旧顽固，虽承认理学确实不合如今时局，华夏也非靠理学才能成其为华夏，但他仍旧认为，他所作没错。他说，以利导世，为祸太深，只能靠孔孟正道，才能驱逐鞑虏，光复华夏。”

李肆将一本书给了李方膺，笑道：“无所谓，只要他能承认，理学不是天生就能统治人心的东西就好，反正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这书你可拿给他，让他看看，他北面的同行是什么面目。”

李方膺接过书，正是《大义觉迷录》，再粗粗一翻，皱眉道：“这曾静……可是咱们治下之人，就这般被雍正拿来揉搓，咱们这一国的脸面何存？”

李肆淡淡道：“此事跟一国脸面有什么相干？朕还巴不得有更多人北投满清，与其让那些天生要作奴才的人在我英华一国里捣蛋，不如放他们去北面。”

李方膺也笑了，的确如此，那些个死不悔改的腐儒，最好是都学曾静一般，跑到北面去。

接着两人相对叹气，这是不可能的。还满心坚持着自己那臆想世界的腐儒，在国中也许还有一万，但能像曾静这样还有一腔血气，敢于丢开英华现今蒸蒸日上的前程，悍然北投，怕是再找不出十个来。

十年育树，百年育人，这人不止人才，更是人心。

接着李方膺担忧地道：“雍正在人心上如此大动干戈，这南北局势还不知要如何变化。”

李方膺只是民间身份，李肆不好跟他深谈国政，同时李方膺这话也要纠正，只是笑道：“这就是大动干戈了？热闹的还在后面。”

李方膺瞪眼，将国政乃至皇室密辛都广告天下，几乎每个学子人手一本，这还不是大动静！？如此景象，当年明太祖朱元璋杀胡惟庸时，印书天下，昭告胡惟庸等反贼之罪，动静也比不上现在。

李肆像是自语地低声道：“雍正这是要跨出第二步……”

雍正登基后，前四年就忙着两件事，一是清除异己，稳固龙椅，一是收紧银根，搜刮钱粮。为此他不得不向李肆低头，保持着诸多默契。如今两件事他都办得差不多了，但他很有自知之明，英华这四年里跨出的步子更大，国力膨胀更为惊人，他即便是要守住北面，也必须要付出更大努力。

雍正要得到更多人死心塌地的拥护，要得到更多的钱粮来成军，为此他就必须获得更大的权柄。而将曾静一案与大清一国的根基联系上，就能更深层次地搅动人心。

读书人以为，出书就足以搅动人心了，可对权柄在握的人来说，这远远不够，除了杀头，还得作另一件事。

北京紫禁城养心殿，张廷玉对雍正道：“成书仓促，不仅有诸多学思未能彻底批驳，书中还有一些细节，还容易导那些愚人思及宫闱之事。”

雍正也注意到了，书中关于他得位之事的辟谣，惹人更加生疑。此时他还没想透，就问张廷玉有什么想法。

张廷玉道：“就该将此书如早前宣讲《圣训》之事合在一处，派出得力学士，深入地方，细细宣讲，既能将书中未尽之理讲透，也能防止人心误入歧途。”

这办法好，雍正连连点头，他也有了想法：“书中驳斥吕留良之说，碍于主旨和篇幅，确实未能讲透。你可另寻名士，深入批驳，另成一书，跟《大义觉迷录》一同去地方宣讲。”

张廷玉拜道：“臣正有此意，本已寻了方苞、顾天成等名家，将吕留良余毒好好涤荡一番。”

当雍正点头时，张廷玉心中狂喜，这下好了，遗祸华夏数百年的浙党余孽，将因吕留良之说被彻底毁贬而彻底灭绝……

有张廷玉推手，曾静吕留良案，在《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之后，再起一波高潮。

清廷从翰林院选出若干翰林，奔赴各地，掀起一波宣讲风潮。这些宣讲使加上地方官，目标是将《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尽可能传播给天下人，堆场次，凑人头就是功绩。

宣讲会一场数百人、数千人，在陕西甚至有两万人的宣讲大会，人人手握《大义觉迷录》，随着主讲人声嘶力竭地呼号，如旗帜一般挥舞。在雍正四年的八月，但凡官场、读书人，乃至地方乡绅，不拿到一本《大义觉迷录》，不参加一场宣讲会，都自觉是不忠于朝廷，不忠于皇上。

宣讲会不止是《圣训》、《大义觉迷录》，张廷玉牵头，方苞、顾天成等文人动手，《驳吕留良四书讲义》一书的内容也广传天下。这本书更从学理上，彻底打倒吕留良之说，尤其是“纠正”了华夷之辩，将其导入君臣大义的“正确”道路上。

当李肆得知，四川、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英华与满清交界处，清兵加强了防备，对双方来往商贾开始作严苛限制时，他对内廷司谕杨适说道：“召集与江南事有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