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兰斯差不多,伦敦的初春依然春寒料峭,风雨凄凄。然而,等到让人烦恼寒雨统统消失后,在一个阴冷无风的日子里,“一场特别刺鼻、又浓又黑的烟雾”自上午10点钟开始,降临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短短48小时之内,充满粉尘的烟雾已经转变成为严重的雾霾事件,整个大英帝国的首都陷入一片阴沉中。由于缺少风雨,浓雾(霾)一直难以消散,笼罩在伦敦上空的污浊空气开始引发很多人在咽喉、心血管与肺部方面的各种疾病。两周后,伦敦卫生部门宣称这场严重的浓雾(霾)事件已造成至少6百人死亡。
就在整个伦敦陷入漆黑一片之际,繁忙的泰晤士河上也因大雾天不得不停运,河港部门告知往来的客货船主,在浓雾消散之前他们必须一直停留在这里。不过,70万伦敦市民灾难日的雾霾天里,反而成为走商品私犯们的欢乐天堂。
拂晓时分,一艘来自汉诺威的双桅商船借助引水员的复杂指令,以及码头上各种港口雾灯的指引,通过河港狭窄的甬道进口,悄无声息的向空着的12号码头靠拢。不多时,在商船的后甲板上,一个低沉而具权威的男人声音在忙碌的船员中间响起:“全体注意!准备抛锚!”
于是,全体船员立刻按命令行动起来。这艘名叫“快乐海马号”的汉诺威商船上一共有十一个水手和一名引水员,他们有的奔到大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奔到三角帆和主帆的索子那里,有的则去控制转帆索和卷帆索。
而那个低沉声音的主人就是这艘双桅商船的大副,菲尔德·托克。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年轻人,年龄约莫有25岁的模样,有着浅蓝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外表给人一种极其镇定和坚毅的感觉,那种镇定和坚毅的气质是只有经过各种大风大浪与艰难险阻的人才能具有的。
不久之后,当船已靠近码头时,年轻的大副继续喊道:“注意,准备收主帆,后帆和三角帆!”过了两分钟,指挥官的第三道命令已经下达:“收帆!卷帆!”话音刚落,所有的帆就都收了下来,“快乐海马号”凭借惯性慢慢的向前滑行,几乎觉不到是在向前移动了。
此时的托克大副四下环视了一下手下船员们的工作,当听到有人咳嗽时,便命令他戴上口罩,准备下到船舱里休息;看到自己的命令已被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大副便又转过身,走到靠着码头一方的船舷,将手中的玻璃煤油灯高高举起,继而以逆时针方向持续晃动3次。
很快,双桅商船的水手们顺利放下船锚,并将船体前后两处缆绳同码头连为一体。整个船身尚未平稳,一个手持文明棍,头戴高筒帽的中年绅士迫不及待就沿着船边刚刚放下的弦梯,以水手般敏捷的动作爬到双桅商船的甲板上。
大副菲尔德·托克看见来的客人是自己熟悉的英国货主,立刻摘下自己口罩和帽子,朝着高筒帽绅士那边走过去,在路过一名船员面前时,大副暗示后者应该先行离开。
那位英国货主名叫惠斯特·莫雷尔,一位隐藏在伦敦的大走私商人。至于他的客户,就是这座欧洲第一大城市的古老贵族和新兴富裕阶层。为伦敦的10到12万的有钱人提供优质上乘的法国葡萄酒,也属于莫雷尔先生的重要使命之一。
从老皮特时代开始,为扶持英国本土的威士忌、白兰地、琴酒、啤酒与杜松子酒的发展,限制法国波尔多红酒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议会内阁下令对原产法国的葡萄酒征收50%的高额关税。等到了小皮特执政时期,关税已飙升到200%的征收。这意味着1瓶2磅装的高端波尔多红酒(价格为普通红酒5到6倍),其离岸价格平均为5里弗尔(先令)。等到通过一系列正常途径进入英国市场后,由于200%的关税,导致其成本一下子变成了15先令(里弗尔),如果再算上运输与经营成本等,一瓶法国南方的上等红酒竟然需要20先令,整整1英镑。
一英镑一瓶的红酒,即便是波尔多酒水中的上品、精品,那也同样属于天价。对于那些一贯喜好将法国高档红酒摆设于自家豪华宴会(舞会)上的英国贵族和城市绅士来说,这种惨无人道的高税率,根本就是一种惨无人道的痛苦折磨。
尤其是那位亲自签署了针对法国红酒征税令的小皮特首相,后者每天至少消耗5瓶法国高档红酒,这意味着单单在酒水支付这一项,唐宁街10号的首相官邸每月需要150到200英镑,相当于一个伦敦中产家庭全年的收入。也正是这一嗜酒缘故,使得年薪高达6千英镑(或许更多)的小威廉皮特首相,依然是债台高筑,负债累累。1793年的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的收入,放到21世纪差不多为年薪60万英镑。而这一水平,相当于时任英国女首相特蕾莎·梅待遇的4倍。
在这种情况下,从法国波尔多港口向英国走私红酒的贸易航线就随即孕育而来了。事实上,从18世纪50年代年开始,波尔多的红酒商人几乎都参与过走私。等到大革命之后,这种走私贸易航线反而变得越发红火。
波尔多的酒商们将酿造的中高端红酒,以远远低于正常出口价格,仅为2里弗尔一瓶(2磅装)的价格,大量批发给那些可以成功躲避法英两国的海关,顺利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走私船。抵达英国后,商船主再卖给英国走私商人,借助后者的渠道网络,成功流入伦敦及其周边成千上万的富有家庭中。
而此时,每一瓶波尔多上品红酒的零售销售价格最要15先令(等值于里弗尔),比起正常渠道进口的20先令一瓶法国红酒,要便宜至少三分之一。
1790年8月,还是税务检查官身份的安德鲁就在波尔多整顿过当地海关,并给波尔多大大小小的酒商们开具了一份高达800万里弗尔的补税清单,搞得吉伦特省首府好一阵鸡飞狗跳。期间,安德鲁在中饱私囊,极大丰富了自己荷包的同时,他也顺便整死了波尔多的大包税商。自始至终,安德鲁没有完全制止对外走私红酒的考虑,而是以国家和法律的名义,为巴黎议会和自己敛财。
3个月后,巴黎税务检察官率领他的香槟混成团离开加龙河北上,而波尔多的红酒商人与走私船主们再度恢复到以往常态,并将原本应该属于巴黎的那一份共同分享了。当然,属于安德鲁的那一份红利依然维持到1793年……
“原来是你呀,菲尔德?”中年商人直到走到年轻大副的面前,这才认出对方,他环顾四周喊道:“出了什么事?我的老朋友,莱克勒船长怎么不来了?”
“真是太不幸了,尊敬的莫雷尔先生!”托克将摘下的帽子捏在面前,他解释说,“太不幸了,尤其是对我和其他船员!两天前,在经过奥尔德尼岛(英吉利海峡入口)附近时,快乐海马号永远失去了我们勇敢的莱克勒船长。”
“哦,是怎么回事?”英国绅士带着稍微放松一点的口气问道。
“在进入海峡时,我们遇到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可怜的莱克勒船长被一根倒下的桅杆意外砸中了脑袋,当场就蒙上帝召唤而去。在法国海岸线躲避风暴时,我们把老船长的遗骸端端正正地缝裹在吊床里,头脚处放了两块各三十六磅重的铅块,按惯例海葬了他,这样可以让莱克勒船长安心长眠于英吉利海峡。”
一边絮絮叨叨说着,大副菲尔德·托克还一边用右手在胸前比划着十字,似乎在为不幸蒙难的老船长痛苦致哀。等到这番嘘唏之后,伦敦商人迅速将话题引入正题,他很是焦急地追问起来:“那现在,我的货物呢?”
“货都安全,尊敬的莫雷尔先生!那方面我想你是可以满意的,属于您的货物未受任何损失,平安到达。”大副回答道。说着,托克将商人带到甲板一处,他命令一个守在附近的船员打开暗门,并亲自下到船舱里面取出一瓶玻璃瓶装的2磅波尔多红酒,用开瓶器打开,倒在船员递过来的高脚杯中,展示给走私买家。
大副自豪的说:“这是今年出产的优品拉菲,和以往一样,全部产自梅多克。”至于梅多克,那是波尔多地区葡萄酒原料最主要,也是最昂贵的产区之一。
英国买家接过红酒杯,先是在鼻尖嗅了一口,继而品尝了小口气,唇齿间的美妙芳香令英国人高兴极了。毫无疑问,绝对是波尔多的上品葡萄酒。
“说吧,准备给我多少件?”莫雷尔最是关心另一个话题,至于酒水价格,那都是与波尔多方面商议好的,与运输船无关。通常状况下,6瓶为1件。
大副从怀中掏出一张密密麻麻的纸条,那是船长室里得到的。他依照上面货单读道:“一共是两千件,共计1万2千瓶波尔多产的上品红酒,尊敬的先生!”
“不、不、不!”莫雷尔很不高兴的挥舞起手中的棍子,他嚷嚷道:“那个该死的莱克勒家伙,这艘海马号至少能装运10万瓶红酒,而他却准备只给我8分之一,这次我要一半!一半,5万瓶红酒,知道吗?”
托克双手一摊,很是为难的解释说:“可是,莫雷尔先生,我现在整个船舱也只有3万瓶。至于其他的,早在克里夫和伊利斯两地都运走了。”
“好吧,3万瓶就3万瓶!”伦敦商人不容分辩的手一挥,让跟在自己后面的犹太人点出1万英镑(折合20万里弗尔银币),塞给已经晋升新船主的年轻人。不久,莫雷尔又走到船舷,冲着急匆匆赶过来的数十名码头搬运工,大声嚷嚷道:“1个小时搬完,每人3个先令;超过时间的,每人只有1个先令。”
现在已经是黎明时分,莫雷尔必须赶在天亮之前,将货物都运出码头。尽管他与城市港务局、伦敦警察厅都已上下打点好,但无论如何走私行为绝不能直接暴露于阳光下,这终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尤其是大英帝国即将对革命的巴黎宣战的这一非常敏感时期。
等到清晨6时,所有3万瓶红酒都已通过十多辆白帆布大货车往返运往到秘密仓库存放之后,莫雷尔这才一脸轻松准备离开“快乐海马号”。临走前,这位伦敦商人转过身来,他低声嘱咐新船长,“如果可以话,下一趟我需要10万瓶红酒,中高档不限,而且数量越多越好。托克,我亲爱的法国朋友,你和你的海马号最好赶在战争爆发之前,多跑几趟波尔多到伦敦的航线。那是谁也无法预料今后的事情。”
说完,莫雷尔像猴子一般跳下码头,朝等候自己的马车走去。
此时,一直隐藏于船长室的那名船员也最终走了出来。如果英国商人莫雷尔还逗留在甲板上,那他一定会认识这个人,洛泽尔中校,那个已经宣布离开伦敦的法国大使领馆的武官。如今,法国情报官站到托克身后说:“真有可惜,这是我们与这个英国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嗯,莫雷尔还算是个好人。”
“好人?唯有死了的英国人,才是好英国人!”新船长菲尔德·托克一边咬牙切齿,一边又面带微笑的说道:“如果没有那3万瓶红酒,以及至少3倍的高额利润,那个好英国佬会在第一时间把我们卖给港务局的稽查队。另外,英国佬说错了一句话,我可不是法国人,而是流亡于法国的爱尔兰人!”
这个名叫菲尔德·托克爱尔兰人,原本就是阿勒芒德将军的私掠舰队的一员。两年前的那次挪威行动之后,托克本人由于不幸负伤,不得不留在敦刻尔克修养。不久,托克被军情局吸收,后以法国水手的身份被前往汉诺威选帝侯国谋生,并一直在老莱克勒船长的快速走私船上干活。仅仅两年时间,这个爱尔兰人就从普通水手做到商船大副。
作为发电机计划的一部分,那个与众多英国高官关系密切的伦敦商人莫雷尔会被军情六处故意牺牲掉。只是这项一不小心计划被莱克勒船长察觉,不得已,托克只好制造了一场意外事故,将老船长送到海底安葬。至于这艘名叫“快乐海马号”的走私船,所有水手都已爱尔兰人秘密被发展成为军情六处的外围人员。
数天之后,位于白厅街4号的伦敦警察厅(苏格兰场)得到了一条极为可靠的线报,有英国商人在首都市区公然贩卖走私而来的高档法国红酒。等到黄昏时分时,姗姗来迟的伦敦军警成功包围了名叫莫雷尔的伦敦商人在金丝雀码头的秘密仓库。临近傍晚,当全副武装的两百多名军警一同冲进这个走私仓库,抓捕了里面的所有走私罪犯时,却最终发现莫雷尔本人已经服毒自尽。
第二天,《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位以“伦敦警官”为署名的匿名者发来的消息,宣称伦敦警察厅与港务局为掩盖泰晤士河上的走私犯罪事实,提前将大走私商人暗地里莫雷尔干掉,还伪装了自杀现场,已达到杀人灭口罪恶目的。此外,这个爆料者还在文章结尾中暗示,英国内阁成员中也有人参与了莫雷尔的走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