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马拉在住宅遇刺，南方各省掀起反对巴黎的浪潮之际，罗伯斯庇尔领导的救国委员会打击了所有曾经反对它的党派的首脑。
毫无疑问，巴黎政府的报复行动是有计划而又极端残忍的。为了打击吉伦特党，而判处该派二十二人死刑；为了打击保王党人，而秘密处死了路易十六的寡妻玛丽王后（内幕交易假死）；最后，为了打击雅各宾派内部的宽容份子，而判处奥尔良公爵死刑；至于那些被共和国军队收复的反叛省份，巴黎特派员以隆隆枪炮和大规模屠杀来处决叛军，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和同情者。
在马拉的灵柩进入圣贤祠的数周之后，吉伦特党的代表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他们是：布里索、韦尼奥、让索内、迪科、拉苏斯等20多人。
在通向断头台之前，布里索表现了勇敢沉着的气概，第一个向同志们告别；韦尼奥用他那雄辩的口才讲话，继续激励着隐藏在观众席中的同情者；瓦拉泽在听到判决的那一刻，他选择用短剑自刎了；拉苏斯则对着审判长与监狱官说：“我在人民失去理智时死去，你们将在人民恢复理智时死去。”
处刑的前一天，他们彻夜痛饮狂欢，抚摸着明天将离开脖颈的头颅相互取笑。通向刑场的道路上，所有人一路上意气轩昂。一个个高声歌唱马赛曲：“起来，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日子来到了，暴政的血腥的屠刀已经向我们举起……”
吉伦特党逃亡外省的领袖也几乎全都遭到悲惨的命运，萨尔、加代、巴巴卢蒲佐、拉博、罗兰夫妇也先后遭遇逮捕被处死或是选择了自裁。仅有佩蒂翁、孔多塞、卢韦、克尔维勒冈、朗热内、里维埃、勒萨日、勒波，与北方独裁者关系不错的人受到了兰斯法国的庇护，平安地躲过了这个血腥的恐怖时期。
事实上，罗兰夫人也有机会逃出巴黎，但她毅然拒绝了“伪善者”安德鲁在暗中提供的援助，决定以身殉道。在断头台上，她的最后遗言即将传遍整个欧洲：“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当安德鲁听闻罗兰夫人的遗言时，他默默的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继而划去了吉伦特派。此时，他在秘密本上还保留有宽容派（丹东、德穆兰、塞舌尔）、激进派（肖梅特、埃贝尔）与山岳派（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库东）的字样。
良久，安德鲁自言自语的低吟道：“再等等吧，我决不能亲手沾染同志们的鲜血。”几乎是在同时，巴黎木匠师傅的出租屋里，罗伯斯庇尔也是长久凝视着他在小本子记下的3个人名，埃贝尔、丹东与安德鲁。
在成功干掉了妨碍自己的吉伦特派之后，已成为巴黎独裁者之一的罗伯斯庇尔并没有怎么高兴。除了南方的不断叛乱，糟糕的粮食问题，激进派与宽容派的矛盾之外，来自北方的达摩利克斯之剑始终悬在巴黎政府与国民公会的头顶。
尽管安德鲁遵守承诺，没有在巴黎盆地部署任何一支成建制的军队，但卡尔诺依然警告任何想要打北方独裁者主意的冒险者。他竭力解释说，兰斯在马恩与埃纳两省的动员能力惊人，可在一周之间组织一支全副武装的10万大军，能够轻而易举的威胁并占领“巴黎的粮库”，位于马恩河下游的产粮区。
如今，救国委员会内部已没人再去怀疑兰斯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在灭亡普鲁士，围歼俄国远征军之后。即便是对安德鲁心怀不满的圣鞠斯特，也不得不继续接受了卡尔诺的建议，将战争力量全部投放在中南部反叛省份，继续保持与兰斯方面的友好交往。为此，巴黎还允许第七军南下，参与旺代地区的平叛。
在杜普莱（迪普莱）的出租屋，罗伯斯庇尔暗地里接受了库东与圣鞠斯特联合提出的一揽子建议：在继续平叛南方保王党与联邦党（吉伦特与立宪派）的同时，继续加强对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掌控，清除一切不合作份子，而这就包括已取代马拉领导激进派的埃贝尔，主张宽容对待持不同政见派别的丹东。
山岳派（雅各宾派的最大势力）认为埃贝尔的激进派是一个卑鄙下流的派别，这个党派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使人腐化，制造混乱而帮助外敌；此外，他们还认为丹东的宽容派是以政治上的妥协和道德败坏而危害、污辱共和国的党派。
似乎与安德鲁抱有同样的想法，罗伯斯庇尔也希望能够借力打力，采取某些手段，促使激进派与宽容派相互伤害，最终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既打垮一个可怕的党派（激进派），又除去一个具有革命声誉的与他争雄的人（丹东）。
共和国霜月13日（也就是12月3日），作为巴黎代理检察长的埃贝尔发起了针对“东印度公司腐败案”的调查，逮捕了丹东的几位密友兼助手，法约尔、巴齐尔与德洛内等人。这位巴黎副检察长指控上述多人在审查与清算法属东印度公司的财物时，贪污受贿了至少120万里弗尔，其中还有英国政府资助。
事实上，这桩东印度公司腐败案搁在年前，压根就算不了什么。当年，安德鲁在波尔多一地中饱私囊的金额就超过了2百万里弗尔。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富饶的吉伦特省在1790年所流失的（国有）教会资产，高达5千万里弗尔。
当腐败案与政治挂钩时，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一种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利益均沾，大家排排坐吃果果；另外一种，就是将经济案带进了政治情绪，导致危害程度被无限扩大。非常不幸的，东印度公司腐败案属于第二种。在圣鞠斯特的暗地鼓动下，激进派发起了针对宽容派的新一轮的政治攻势。
因为党派领袖丹东长期在阿尔西小镇闲居，这使得并不团结的宽容派由于激进派的猛烈攻击而显得难以招架，导致内部四分五裂。圣诞节之后，德穆兰亲自前往阿尔西，邀请丹东回归巴黎，领导大家反击埃贝尔的激进派。
原本，德穆兰以为自己游说老朋友再度出山会持续很久，却不想丹东已在庄园中收拾好行李。不过，丹东没有将妻子露易丝和孩子们带到巴黎，而是留在老家阿尔西。临走前，丹东反复嘱咐妻子一有风吹草动，就立刻带着孩子们前往兰斯避难，向安德鲁寻求帮助。此外，在联合商业银行的保险柜里还存放着丹东曾为妻儿购买三百万法郎的债券。
当霜月快要结束时（12月中旬），罗伯斯庇尔受到了圣鞠斯特和情报部门的报告。报告中称丹东即将重返巴黎，并准备在国民公会上发表演说，鼓动议会代表们建立一个“宽恕委员会”，继而恢复“革命女神”倡导的理性与平等。
在摔坏了房间里一张椅子后，怒不可遏的罗伯斯庇尔逐渐平息了心情。在写给雅各宾派的一份公开信中，罗伯斯庇尔解释说“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由于身处战争，所以革命政府需要一种强而有力的能动性，它赋予好公民一切国家的保护；对于敌人，革命政府只能是让他们灭亡。”
在针对激进派与宽容派即将到来的大决斗中，罗伯斯庇尔以仲裁人的高傲姿态谴责了这两个极端的左右派别。他在国民公会上说：
“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也就是温和主义与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并不是稳健，就像阳痿并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看似健壮。”
但在事实上，罗伯斯庇尔首先袒护力量分散，以丹东为首的宽容派，所以不准备干涉他在议会上的讲演与提，从而作好准备来打垮越来越嚣张的无政府主义者（埃贝尔派）。那是在两天前，激进分子们公然谴责罗伯斯庇尔是“虚伪的不可腐蚀者”，因为这位国民公会与救国委员会的革命领袖“既没有逮捕与处死所有富人，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
正是埃贝尔的这句话，令罗伯斯庇尔的威望和自尊心严重受损。
在雪月的第二天傍晚，罗伯斯庇尔入往常一般，在军装警卫陪同下，乘坐马车穿行于圣奥诺雷大街，准备离开雅各宾派俱乐部，前往已成为国民公会大楼的杜伊勒里宫开会。透过洁净的玻璃窗，罗伯斯庇尔机械性回望看了一眼雅各宾派教堂的十字尖顶，然而暮色苍茫，尖顶几乎都看不见了。
今年的冬天不仅暗淡，而且气温特别冷。使得巴黎民众非常难熬。由于缺乏足够燃料与缺少日常维护，使得整个城市里仅有四分之一的街灯能在夜间政策照明。尽管5年内巴黎的常住人口从最高峰的近68万，下降到现如今的38万左右。可即便如此，市民们依然缺少廉价面包，外省蔬菜，以及煤炭燃料。
好在兰斯方面给予的无偿与有偿援助一直没有中断，而且输送量还略有增加。这至少保障了巴黎街道上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饿死人与冻死人的糟糕现象。
街道上沉默的人流日夜不停，人们都慢慢的挪动，更多的是看似不动。从清晨到晚上，市民们（大多数为家庭妇女）手持限量食物购买证，在政府指定的平价店铺前紧张兮兮的排着队，为自己的家人购买做好的面包或是肉类。
不过在通常状况下，廉价的面包和肉类只能供应排队者的三分之一。很快，店铺主人就店大门挂出一个木牌子，宣布所有食物已经售空。可是一些肥头大耳的家伙总是能当着疲惫不堪的妇女们，从打大腹便便的店主那里得到兰斯境内运来的牛肉、羊肉、以及用萨克森面粉制作的白面包，巴伐利亚出品的优质奶酪。
这种情况很糟糕，罗伯斯庇尔也非常清楚，但他无法使用激烈手段禁止有钱人去购买猪肉、牛羊肉、白面包与奶酪，或是将心怀不满的家庭主妇们关进监狱里。不过，作为救国委员会主席的他，可以解决煽动巴黎市民暴乱的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