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下关码头。

李景隆看着眼前纵横交错的内河方底帆船的桅杆，和那些在码头上忙碌的搬运工人，虽然只是离开了短短几个月，心中却不禁升起了许多感叹。

许久不见，也不知道姜星火怎么样了。

而船上日本使团的今川了俊、雪舞樱等人，虽然只抵达了南京短短一段时间，但通过码头一角，他们已经见识到这座城市繁华的一面，而且还能亲身体验到那种与众不同的气氛。

雪舞樱站在船上眺望岸边远处高大的烟囱、密集的房屋以及东方那连绵起伏的钟山，不由感慨万千：“想不到世界上居然真的会有如此繁华之地！”

李景隆的嘴角挂着矜持的笑容，心中却暗自鄙夷，日本蛮夷的公主，也就是这个见识了。

不过倒也不怪他们，毕竟现在的日本跟大明比起来，确实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景隆左等右等，船都要通过狭窄的航道进入码头了，却始终没有看到迎接他的队伍，不禁心中暗自生疑。

李景隆可是记得很清楚，朱高燧明确地告诉他，朱棣在镇远侯顾成来听的那节课的最后，亲口说过‘朕会亲自去南京码头迎接载誉而归的曹国公’，而且，只要他圆满完成出使日本的任务，过去跟朱棣的种种芥蒂，朱棣都将一笔勾销。

“莫不是走错码头了？”

李景隆眼看着码头上并无人迎接他，脑海里竟是闪现出了一个荒谬的想法。

南京确实还有几个码头，譬如北面他刚刚经过的燕子矶码头，但那里已经成了军用的码头，除此之外，南面在雨花台西南方向临江也有一个小码头，唤名三山矶码头。

但无论如何，堂堂百官之首的曹国公载誉归国，也不可能让他去三山矶码头登陆吧？

可眼前下关码头没人迎接，却委实有些诡异了点。

“阿大，你去带人看看怎么回事。”

李景隆不想在今川了俊面前丢脸，他沉住了气，仿若无事般淡然地吩咐曹阿大。

曹阿大带着几名家丁家将，放下小舟上了岸。

李景隆抓着围栏等了片刻，才看到曹阿大气喘吁吁地带着一纸邸报似的东西飞奔回来。

爬上了船只，曹阿大顾不得抹去额头的汗水，连声说道。

“家主，有、有人迎接的，礼部的右侍郎宋礼带着一些勋贵在码头迎接今、今天是个大日子，陛下确实有事情，与很多重、重臣都出席了。”

“宋礼？”

李景隆皱了皱眉，他对此人的印象，还是以前的刑部员外郎，属于中级官僚，怎么短短大半年不见，就一跃而升礼部右侍郎了？

看来朝中的局势，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今川了俊等人没有说话，但是好奇的探寻眼神却显露无疑。

很显然，他们知道李景隆在朝中独一无二的地位，也明白今日没有重要人物来迎接很不正常。

“什么事情？”

本来就胖的曹阿大经历了日本之旅，更是胖的跟个热气球一样，刚才强撑着一口气说完，此时已经是累的半个字都说不出了，只能把手里的《明报》递给了李景隆。

李景隆劈手夺过印刷粗劣的报纸，自动跳过了国债发售、广告、小说等版块，一目十行地阅读了起来。

“南孔的家主被锦衣卫关在了诏狱里，设下了‘王霸义利古今’三座擂台，要理学界的大儒前来挑战。在任的文官不许休沐，这么说，陛下是带着近臣和勋贵武臣去观看了？”

可是，辩论的人里并没有姜星火，姜星火却是说好了一定会来接他的。

——————

与此同时，暴昭刚刚离去的废弃大宅。

两队锦衣卫从左右街角悄无声息地出现，前排的锦衣卫举着藤牌提着刀，缓缓靠近了大门，而后排的锦衣卫则举起了军用钢弩。

锋锐的箭矢在清晨的阳光下闪烁着骇人的寒芒，锦衣卫的弩手们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大门，他们是奉旨行事，只要是里面的人，都可以将其当场射杀。

“指挥使，根据线报，目标就在里面。”

曹松来到纪纲的身边，以极低的声音说道。

在曹松的身后，一个男子被堵着嘴巴挟持着，赫然就是刚才在暴昭身旁叫嚷着“愿随暴公赴汤蹈火”的那位。

纪纲点了点头：“宅子后面和侧面的队伍都到了吗？”

“都到齐了。”

纪纲重重地一挥手，曹松吹响了哨子。

前排的锦衣卫们撞开大门，还不待烟尘散去。

“第一排，放！”

随着百户的命令，第一排的锦衣卫弩手扣动了机括。

“嗖、嗖”

数十支利箭如雨点般朝着大门后面的空地飞射过去，然而却并没有任何惨叫声传来。

几乎是差不多的时间，其他方向数队锦衣卫或翻墙、或破门，涌入了这座废弃的大宅。

纪纲扑了个空。

“怎么回事？”

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在永乐帝面前露个大脸的纪纲，暴怒地一手揪着叛变的建文余孽的衣领，另一手上的绣春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颈右侧大动脉上。

那中年文人汗毛倒竖，既不敢挣扎怕自己割了自己的血管，又不敢不说话，只能“呜呜”地叫着，用希冀的目光看着纪纲。

曹松摘下了他嘴里塞的那团松江棉，那人小口喘息着，连忙说道：“纪指挥使！你听我说！暴逆刚才就在这里！我离开了马上来找您的！就这么一个折返的工夫！他没跑远，你接着搜！肯定能搜到！”

纪纲挥了挥手。

那人被拖下去前还在不停地喊着：“纪指挥使，你信我！你信我啊！”

大约是嫌他聒噪，曹松疾走两步，又把那团松江棉塞回了他的嘴巴里。

“指挥使。”

就在这时，有个小旗面色凝重地从房间里出来，手上拿着一张信封。

上面赫然写着——纪指挥使亲启。

纪纲刚接过信封，却又觉得不妥，避开了几步，让另一个手下拆开，锦衣卫小心翼翼地拆开了信封，里面的信纸没有涂毒，只有短短的几句话。

“不好！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了！”

看着最后的“暴昭之印”，纪纲面色大变。

“得赶紧回去。”

曹松接过信纸匆匆浏览，作为特务世家出身，他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做出了判断，他拦住了纪纲：“指挥使，快马去诏狱报信也来不及了。”

“那怎么办？通讯烟花说不明白什么意思。”

“用海东青！锦衣卫不是新配了大宁那边驯养的海东青吗？”

纪纲猛地一拍脑门。

“对对对，你不提我都把这茬忘了。”

纪纲一边唤人，一边匆匆写下一张字条。

不多时，一名跟在队伍后面专门负责驯隼通讯的大宁系边军出身的锦衣卫，就带着一只神俊的海东青来到了此地，他把纪纲的纸条塞到了绑在隼腿上，用特殊的沟通方式告知了海东青此行目的地的方位。

这种通讯方式，目前只能固定降落在城中的几处要害所在，其他地方，还做不到随处降落。

但由于诏狱作为重要地点，里面同样有训练好的降落地，所以只要海东青到了诏狱，里面的驯隼人员就能飞速告诉诏狱外面的永乐帝等人。

不远处的茶楼二层，乔装打扮后的暴昭，正在凭栏饮茶。

他看着“扑棱棱”飞上天穹的海东青，神色莫名。

暴昭身边已经换了一批人，全是模样精悍的壮士。

“果然有叛徒！”

旁边的人操着河北口音，咬牙切齿地说道。

暴昭把玩着手里的茶杯，笑了笑：

“一群想当然之辈，我早就料到他们不可靠，正好将计就计。”

——————

擂台之上。

处于擂台西侧的卓敬望着隐藏在云层中的初升朝阳，陷入了短暂的思考。

汪与立为第一次出手所选择的“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的这句话，非常的巧妙。

显然对方出山后，是对当下学术界的种种思潮和争论，有着起码的了解的。

因为这句话并非出自孔孟，而是出自荀子，颇有点“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意思。你们变法派的大儒们不是主张把荀子抬回儒家五圣里面吗？那好，我开头就用荀子对于义利的观点来反驳你们。

能驳回来你们心里也得堵挺慌，因为你们否定了自己人为抬高的荀子的观点；要是驳不回来，那好，我就直接就赢了。

事实上，这句话正是荀子的义利观核心之所在，出自《荀子·大略》。

原文是：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

意思就是义和利是人必有的两面，尧舜也不能让百姓不去追逐利益，但能让他们追逐的利益不战胜道义，桀纣则反之，所以说“义”能战胜“利”就是治世，反之亦然。因此，天子不应当在意财物多少，诸侯不应该谈论利害。

荀子大部分思想是符合变法的，但这条被单捡出来，那就是汪与立在拿荀子来赤果果地打变法派的脸。

不过，卓敬是何许人也，作为大明第一才子一代目，他可谓是遍览群经，很快就找出了应对之术。

你不是拿荀子来说事吗？好，那我直接拿“北宋五子”说事。

论断章取义，单独拿出对方所倾向的先哲的某一条话语来辩驳，谁不会呢？

卓敬淡然开口道：

“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此言自有解法，不需我来解释，先贤早有定论。”

“横渠先生有言，利之于民，则可谓利。利于身、利于国，皆非利也。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利诚难言，不可一概而论故为政者，在乎足民，使无所不足，不见可欲，而盗必息矣。”

这句话出自“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意思是利对于百姓来说是利，但是对于士大夫和国家来说，都不叫做利，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说当政的人，只要恰当地满足百姓的欲望和利益需求，那么就不会存在社会混乱的现象。

用来解答汪与立的问题，就是说“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最起码来说是太过于绝对了，如果二者基本相等，不需要谁战胜谁，那么就不会出现乱世。而且对于百姓、士大夫、国家这三个群体来说，同样是“利”，但含义不同。

这里面需要额外提一句张载说这句话的时代背景，毕竟哲学观念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的，如果不提具体的时代背景就拿北宋的人说的话跟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说的话进行对比，那就等同于刻舟求剑，是毫无意义的。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三冗问题愈发严重，社会问题和外部压力造成了我铁血大宋急需大笔钱财来养数以百万计基本毫无用处的厢军和官员，并且向每一个邻国支付每年不断增加的岁币。

简单的来说，就是搞钱的压力太大了，所以得先修改一下传统的道统理论，毕竟要是大家天天言义不言利，耻于搞钱，搞钱不道德，那怎么过日子呢？义是没法当钱花的。

所以北宋时期的“义利之辨”开始了，张载作为关学掌门人，屁股站在了支持搞钱的这一方，也就有了刚才的那番话。

回到正题，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话语来回敬汪与立，从立题到立意，可谓是无懈可击。

而且虽然理学通常主张“古人胜今人”，但荀子这个教出了韩非、李斯两个徒弟的古人，在儒家体系里显然是有点特别的，所以汪与立也不好说荀子就比理学创始人之一、孔孟道统传人的张载更对，否则《明报》断章取义一下，明天头版头条就成了

——“金华学派掌门人师道先生认为荀子远胜孔孟”。

听着台下的一片喝彩之声，汪与立闻言面色不变，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本来就没指望靠着刚才的出招直接秒杀卓敬这种级别的大儒，若是卓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或者没有相对完美的解法，其实才是怪事。

毕竟，义利观是儒学的核心命题，都被各个学派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吵烂了，说句夸张的比喻，正反双方辩手的答案若是写在纸上，怕是比鹅湖里的水都沉。

他静静地等待着卓敬的回合发起。

卓敬看着跪坐在当面的汪与立，轻轻开口说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

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

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反人之情矣。

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吾幸蒙太祖高皇帝拔擢，跻身于庙堂迄今已有十五年矣。

太祖高皇帝曾与吾言：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

今乡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百姓常有冻饿之虞，岂非太祖高皇帝未曾施仁义于天下乎？”

卓敬的反击，是在说利和欲都是正常该谈论的，光说利和欲，而不以礼规范，那么其实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所以孟子说“何必曰利”是过激的。

而下半段则是拿亲身经历举例，老朱跟卓敬说过，“老百姓没吃的，就算有礼义也白扯，教化不了”。

嗯，看得出来，这句话确实是老朱能说得出口的，毕竟他是有切身经历的，一家人基本都被饿死了，自己也差点饿死，饿死的时候，礼义确实没法当饭吃，所以老朱朴素的治国理念里，对于这一点看的很清楚，反复地给身边的近臣提及，属实是好心。

然后卓敬又问，如今百姓经常受冻挨饿，叹息声从未停息，难道是老朱没有给天下施仁义吗？

话里话外拿老朱来当挡箭牌，可谓是跟铁铉在济南拿老朱的牌位来阻止朱棣攻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也确实是老朱一贯的治国理念。

此言一出，汪与立顿时脸上一黑，心头暗道好一个无耻小人，我枉当你是君子。

这怎么反驳？难道要说老朱是错的？命不要了？

朱棣自己说老朱错了不要紧，可你一个外人要敢当着朱棣的面这么说，我看你是嫌自己家里的族谱太厚了。

汪与立陷入了长考。

楼上，朱棣听了层层转述的话语，和善的笑了笑。

只见朱棣向身后的朱高炽问道：“你觉得卓尚书能赢吗？”

“不好说。”

朱高炽诚实地说道：

“义利之辨儒家从董仲舒开始，便是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西汉到北宋，主流的定义都是说要‘重义轻利’，而非绝对忽视‘利’，或者‘义’与‘利’相对立如果汪与立拿之前的说法，避开纠缠，寻本溯源，是有机会扳回来的，如此一来两个回合的试探算是结束了，汪与立很有可能出杀招，接下来万一卓尚书接不住，就有可能会输。”

在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也就是汉儒的主要观点，从《盐铁论》（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的大辩论）以后，就是“义利两有”，但是“重义轻利”。

也就是说，汉儒既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主张对于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通过道德的准绳来评价，同时要求儒士“耻于言利”。汉儒还是相对务实的，不拦着人们搞钱，但是对搞钱不给予高评价。

朱棣微微蹙眉，反问道：“那你的意思是，北宋以后，‘义’与‘利’相对立？”

“是。”

“为何？”

“啊这。”

还能因为啥？

当然是因为完颜构建炎南渡以后，抛弃父兄，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签订了《绍兴和议》，宋金两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从此“南自南，北自北”。

如此一来铁血大宋的三冗问题就被神奇地解决掉了，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财政情况极大富裕，而南宋的理学家们不需要面对搞钱的压力，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对着“利”指指点点，甚至将“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彻底对立起来。

至于燕云、两河、关陕、中原、山东、淮北等地的汉人百姓，都说了“南自南，北自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陈亮想倡导事功之学，收复中原，那我一定要把你驳倒、驳臭。

哦，忘了说了，辛弃疾那首著名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里面的“陈同甫”，就是事功之学也就是实学的代表人物，陈亮。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梦里想去吧。

所以，汉唐-北宋-南宋，关于“义利观”的思想脉络转变，便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汉唐的主流是“义利两有，重义轻利”；北宋有张载主张“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不可一概而论”，也有二程主张“和于义乃能利物”；到了南宋朱熹则是极为偏激地主张“君子只见得义，小人只见得利”。

而这一切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与时代的经济条件密不可分。

事实上，当“义利观”的转变与时代的经济条件紧密结合的时候。难道不已经是一种答案了吗？

等朱高炽给朱棣解释清楚的时候，汪与立也终于结束了思考。

一滴汗水从他的额头滑落，坠落在团垫上晕染开来，汪与立的脸色已经有些微微发红了，老年斑显得异常刺眼，显然刚才的思考耗费了他大量的脑力。

事实上，辩经跟围棋是极为相似的，国手对弈，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绝非妄语，而像汪与立和卓敬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人相对跪坐辩经，还是在万人瞩目的环境下，对生理和心理更是双重考验。

不过卓敬的优势是，他比汪与立更年轻，身体素质更好。

汪与立八十多了，他“才”六十多。

汪与立缓缓开口，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二程有言，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太祖高皇帝固然德被四海，天下赤子莫不感其恩德，然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前面的意思很简单，不用翻译，唯有汪与立的最后一句话，引用自《朱子近思录·卷七》第二十六条，原文是：“孟子辩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后续同上）。”

这里要注意的是，大儒辩经，引用的先贤话语绝不是随便引用的，不是说觉得哪个应景，就用随便拽一个，而是在回答得体的同时，都有着更深层次的涵义作为给对手挖坑的陷阱，如果对手水平不够品不出来，无法在回答时及时避开，那么下一个回合，这个陷阱就会马上变成杀招。

汪与立之所以引用朱熹的话，是因为朱熹引用了孟子关于“舜、跖之分”的话，而为什么孟子的话很重要，稍后再解释，先说朱熹这句话的主旨涵义，也就是朱熹把重点放在了“间”上，朱熹认为这个“间”，说明舜、跖二人相距不远。

意思是说，孟子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区分的并不是很远，一般情况下对于义、利二者的判断，只能表明了二者是同时存在于人心，因而说天下之常情是俗人的通用标准，而圣人则从不计较利害，也就是在义与利之间不做计较。

换言之，就是巧妙地用朱熹的解释，绕开了卓敬拿老朱当的这面挡箭牌。

所以翻译结束，汪与立是想说，像大明太祖高皇帝这样的圣人，凡事只以“当为或不当为”而定，从不想“利”，因而虽然太祖高皇帝说了“利”，但这个“利”其实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利害，只是他作为皇帝要当为，所以才说。

另一侧的观众席。

“原来是这个意思。”

经过了曹端的解释，之前惨败于他手里的江南士子，方才恍然大悟，而后愈发惭愧了。

“若非您的讲解，我恐怕根本听不明白师道先生话语里的深刻含义。”

另一名士子感叹道：“那是自然，也就是师道先生处惊不乱，卓尚书的提问太过凶险，有些小人之心了，毕竟陛下就在旁边看着，若是稍有不慎，无法完美地绕开太祖高皇帝，给出合理的解释，恐怕陛下一怒，金华学派都会化为齑粉。”

“师道先生的机锋非止如此。”

同样在下面观众席休息的高逊志冷不丁说道。

“还有别的含义？”这回连徐老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也仅仅想到了曹端刚才那个维度，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涵义，而徐老看着曹端毫不惊讶的样子，心里更是升起了几分异样的情绪。

曹端是在不懂装懂，还是他早就看透了，只愿意恰到好处地解释一层涵义以免显得自己太过优秀，引来更多地妒忌？

“当然。”

高逊志资历够深、地位够高，他不在乎这些装逼就完了。

他淡淡地解释道：“孟子所说的舜、跖之分，有个典故想来你们都听过，也就是孟子说，闻鸡而起，孜孜不倦行善的，是舜一类的人；闻鸡而起，一刻不停地求利的，是盗跖一类的人。因而孟子说，二者只在义利之间。”

这不是什么生僻的典故，在场学理学的，当然都听过，所以他们显得有些费解。

“您的意思是？”

“这是孟子说的。”高逊志看似说了一句废话。

“那又怎样？”

见众人实在愚钝，曹端闷声解释道：“道统。”

当曹端开口后，方才有聪明人陆续明白了过来。

道统！

这里便是说，孟子地位提高并非宋儒搞的，而是中唐的韩愈搞“古文运动”为了恢复道统，重视《孟子》一书，主张提高孟子的地位。

韩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原文太长，简单来排序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死后，道统失传。

到了北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不同，虽然庆历新政的时间更短，但范仲淹和欧阳修是有水平的，他们开始急剧地抬高孟子的地位，来统一当时理学诞生前的混乱思潮。

而理学继承了韩愈的“孟子道统论”，王安石更是将孟子政治地位提高，亲手把孟子抬进了配享孔庙的行列。

所以，汪与立给卓敬挖的坑，就是等着卓敬顺着他的话反驳孟子的说法，从而把道统论抛出来压人的同时，再以王安石变法来隐喻今日姜星火主持的永乐新政，后续的杀招，一定是藏在这里面的。

当然了，汪与立的杀招到底是什么，高逊志和曹端也很难猜出来。

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一场辩经擂台赛，经过漫长的互相试探、较量，马上就到了杀招见胜负的时候了。

就在这时随着天边的海东青落地，几名锦衣卫从诏狱里疾驰而出，随后慌张地弃了马，通报之后，直接登楼觐见朱棣。

“陛下不好了！”

前来汇报的锦衣卫百户举着手里的纸条，汗水已经快要把自己浸润的模糊了，等他登楼见到朱棣的时候，嘴唇都在剧烈的哆嗦着。

“怎么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朱高燧训斥道。

锦衣卫百户脸上的笑比哭都难看，他刚要开口，就被朱高燧示意噤声，来不及解释什么手里的纸条直接被朱高燧夺了过去。

朱高燧匆匆浏览一眼，登时面色大变。

“父皇。”

朱高燧贴在朱棣的耳边说了几个字，朱高煦隐约听到了“火药”，但朱棣的面色却极为沉稳。

出乎朱高燧的意料，朱棣只是叉着腰轻蔑的笑了笑。

“暴昭的这点伎俩，你就被轻易唬住了？他在真定大营四年，与我们作对了四年，用的同样的伎俩还少吗？”

“派人去搜，这栋楼宇和周围的楼宇，锦衣卫早就提前多少天检查封锁好了？地下也扣了数口大瓮日夜窃听，就算有火药，又怎么可能在我们脚底下？”

朱棣最后下了结论：“这定是调虎离。”

话音未落，忽然远处的一间平房民居传来了“嘭！”地一声巨响。

紧接着，无数砖石迸溅而出，一股黑烟升起，没造成什么杀伤，但是造成了规模巨大的混乱。

卓敬的沉思被打断，他知道汪与立拱手把主动权让给他一定是别有算计，要以守代攻，而且有绝对的信心守下他让给自己的回合后，一击制胜。所以卓敬分外小心，一直在思考，已经隐约猜度出了汪与立有可能的几种选择。

但眼下周围的观众被远处的爆炸声所震撼，现场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卓敬不得不中断了自己的思考，他倒也没跑，这种情况卓敬依旧保持了清醒，或者说，这么拥挤的人群，既没必要跑，跑也没用，自己这老胳膊老腿，跑了反而容易被踩踏致死，高台上才是安全的。

而对面的汪与立颇有些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意思，竟然一点都不慌，反而微笑着向他点头示意。

“父皇，没事吧？”

楼上，朱高煦以一种旁人看来极为夸张的姿势，一手抓着梁柱，一手牢牢地护住了朱棣，房屋的梁柱在他手里就跟公交车的扶梁一样。

“没事。”

朱棣拍了拍脸上的灰，也很冷静。

枪林箭雨里打滚一辈子了，这点小动静算什么。

朱高燧拉起被爆炸声吓得坐了个屁股墩的大哥，焦急地请示道：“父皇，这里不见得安全，要不要先回宫？”

身后的近臣和勋贵们也都投来了含义相近的眼神。

“蠢货！”

朱棣一脚踹了过去，朱高燧灵巧的跟个猴子一样躲开，朱棣的脚在好大儿的肚皮前停了下来。

朱棣气呼呼地说道：“这就是暴昭故意制造的混乱！”

“这栋楼宇和周围的楼宇全是锦衣卫的产业，他暴昭有这个能耐潜入进来，埋上几千、上万斤火药吗？你当锦衣卫是瞎的吗？”

“那”

朱高燧很快反应了过来，不确定地问道：“暴昭真正的杀招，是埋在了我们回宫的路上？他是为了逼我们回宫？”

“当然。”

朱棣冷哼了一声，迅速下达了旨意。

“一、派原封不动的车队，现在马上回宫。”

“二，让辩经继续，安抚百姓情绪。”

“三，老三你穿朕的衣服，坐在朕的位置上，让窗外的人看到。”

“四，老二带队在车队周围拉网，准备抓捕逆贼。”

——————

茶楼内。

手下禀报道：“暴公，伪帝的銮驾动了，而且窗户里的人虽然穿着龙袍，但一定不是伪帝，有眼睛尖见过伪帝的兄弟确认过了。”

暴昭笑了笑，只是摇头。

“你们不了解朱棣，他一定还在茶楼里。”

“那设伏的兄弟岂不是？！”

手下们面面相觑。

暴昭放下了茶杯，面色冷了下来。

“成大事者必有取舍。”

说罢，踢开了脚边的箱子。

里面赫然堆着数十套锦衣卫的飞鱼服和绣春刀，乃至藤牌、钢弩。

这才是暴昭的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