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推开了。

在南京的冬日里，胡季犛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棉袍，几缕带着些许弧度的银发从额头边上的帽子下沿奋力挣出来又跳脱向天上，显出了几分莫名的滑稽。

但当任何人看到他那高耸尖刻的鹰钩鼻和嘴角深深的法令纹时，都会下意识地觉得，此人绝非是什么善与之辈。

“此间可乐否？”

姜星火端坐在椅子上，手中夹着用来裁纸的小刀，头也没抬的问站在身前的胡季犛。

虽然大明没有给外国降人封个公、侯的习惯，胡季犛在大明没有爵位，目前只是一个以文人宿儒的身份参与编修《永乐大典》的人，但这里面的隐喻却是一样的。

看着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的神色、动作，胡季犛似乎也感受到了那份生人勿进的冷漠，但他还是咧开了唇角，下颌的白须跟着一起颤了颤，似乎也露出了些卑微的祈求。一种不该出现在他身上的姿态，就像是年老的虎豹在捕猎前用尽全力的弯腰一样，这不是屈膝，而是蓄力。

“中华上国，礼乐昌盛，故地重游虽有些不适，但终归是乐在其中的。”

姜星火不轻不重地放下了裁纸刀，他的目光越过了微微晃动的笔架，看在胡季犛的脸上。

“老先生，请坐吧。”

胡季犛提了提自己蓝色棉袍的下摆，舒适地靠在了姜星火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搭在膝盖上，一开始他还想要敲击两下，但似乎随即意识到了什么，便停下了这习惯性的小动作。

姜星火不置可否的笑了笑，方才说道：“我听荣国公说了，老先生在安南国的时候，也对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有成有败，倒也有些经验，此番来总裁变法事务衙门，其一是为了参与修《永乐大典》的事情寻解副总裁官报道，其二便是想看看大明是怎么改革的。”

“是，还请姜国师赐教。”

安南人的语法结构跟大明这边，是没有太大差别的，但在具体的称呼习惯上，则有一些微小的不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安南人的汉喃字的文字系统化，就是对方这位前太上皇的所推进的。

姜星火不清楚对方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之举，但这都并不重要，因为无论胡季犛如何在小细节上试图掌握主动权，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窘迫，可一个明显的事实，他却改变不了。

——他是亡国之君。

在大明这片土地上，他既没有，也永远不可能再有往日的尊荣与权力。

所以他的一切装腔作势，在姜星火面前，都显得有些纸老虎。

而作为一个内心的权力欲永远蠢蠢欲动的政治动物，胡季犛也一定是想在姜星火这里尝试着得到一些什么，不一定是实际的利益，也有可能是通过窥探、猜测、反推出一些大明庙堂中当下的情况，否则的话，他没必要来这一趟，还要借着来找解缙询问工作的事情“顺道”。

姜星火干脆点破了他的以退为进，而是说道：“坦诚的说，我们对安南国内的改革知之甚少，所以还是先说说安南吧。”

“自裕宗弃国不理国事后。”

听了开头，姜星火就已经大概明白了，这是一个安南版的万历→天启→崇祯的故事。

总之，躲在后宫里的陈裕宗没看到陈朝亡国的那一天，但自他以后，安南国的朝政纲纪逐渐败坏，国势大衰，而安南国虽然比不了吕宋国那种半奴隶制社会，可也是有着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的特点的，所以随着奴隶、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民变此起彼伏。

而胡季犛因为击退制蓬峨的进攻，改变了安南国与占城国两国的攻守之势，因此得到了陈艺宗的重用，被拜为平章军国重事这是一个来自宋元的官职，在明初被废除，约等于宰相。

胡季犛为了挽救安南国的国势，平息内部的动乱，在篡位前后的二十多年里，主导了安南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而这些改革的效果，有的还行，有的一团糟，最终被明军的征伐所彻底打断，伴随着陈天平的复国，一些都被推倒重来，基本恢复到了旧制度的藩篱中。

这里面，既有大明不允许一个改革积弊的强大的安南国出现的缘故，也有本身安南国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迫切希望一切都回到旧有轨道的因素。

但无论如何，安南国改革的半途夭折，显然是跟姜星火脱不开干系的。

可正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心平气和地聊一聊倒也无妨，没准能从对方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一些有用的。

胡季犛很清楚地观察到，眼前的姜星火，即使在他说话的时候，也在大多数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沉默，不多言语，但心细的他却也注视到，就能发现在提起某些政策时，他眼睛的光亮总要比平常更明显几分，像是藏匿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情绪似的。

听完了胡季犛的叙述，姜星火长吁了一口气，给出了他的评价。

“教育政策一流，行政政策二流，经济政策三流。”

听到这个评价，胡季犛在第一反应的那个瞬间，是一定有不服气的，但他的城府极深，并没有对此表现出来，毕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嘛。

安南太上皇现在是李景隆，不是你胡季犛。

教育政策这个没什么说的，胡季犛始终致力于培养属于自己的官员，并且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把自己的门生故吏安插到各个位置上，这批人，也正是他能得以谋朝篡国的最有力支持者。

同时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上，为了安南国国内适应日益繁荣的商业，在篡国后，胡季犛在科举中增加了算术考试，同时还去除了科举考试中大量背诵记忆的内容，用讨论政治的策文代替。因为胡季犛本人就很讨厌理学里繁文缛节的部分，认为于国于政都毫无益处。

“大明现行的科举制度所培养出来的官员，缺乏基本的施政能力，而且据老朽一路以来的观察，上下奢靡之风尤甚，甚至不如安南。”

胡季犛的评价听起来很不客气，但事实上挺客观的。

而这种袒露了一部分真实想法的评价，毫无疑问，也让两人的对话少了一些表面工夫。

“士绅是大明的主导力量。”

姜星火没有说太多，但这一句话已经够了。

士绅是大明真正的统治者，虽然姜星火所主导的永乐新政，在方方面面上都已经刺激和削弱了士绅阶层，尤其是江南士绅阶层的力量，但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除了军功贵族与其所拥戴的皇帝，依旧没什么能真正与士绅相抗衡的存在，即便是姜星火，他的权力如果究其本质，也是来自于军权支持下的皇权。

但军功贵族是无法治天下的，在这个权力悖论下，绝大多数文官都是士绅出身，杀了一批还有下一批。

而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因为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就仿佛是一个过滤器，让一批又一批的士子，从平民变成官员，而过滤器的网眼是一视同仁的，这就使得原本公平的考试，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那么公平了因为购买或租借书籍要花很多钱，脱产进学的成本同样不是一个普通自耕农家庭能完全承担得起的。

迄今为止，姜星火除了把荀子学说的内容提高到了科举考题总量的五分之一以外，并没有对科举制度动手，因为这会直接触犯到士绅阶层的根本利益，如果没有完全把握，姜星火是不会贸然行动的。

除此之外，就是在国子监里加了科学厅，慢慢推广科学，以及新建的大明行政学校进行官员的轮训，还有用三舍法对学校内的学生给予全方位的资助，以图逐渐改造现有的教育体系，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经过二十到三十年的发展，对官员系统缓慢换血。

但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教育改革，在已经有了成功经验的胡季犛看来，无疑是束手束脚的，见效太慢了。

胡季犛也有些默然无语，他虽然不太看得上姜星火对教育制度的小修小补，但怎么说呢，大明自有国情在此，再加上大明的国土、人口，几乎是十几倍、二十倍于安南国，改革的难度系数更是几何级数上升，所以他把自己换到姜星火这个位子想想，也知道对方的为难之处。

姜星火也看出了对方的情绪。

胡季犛作为一国的宰相→皇帝→太上皇，始终站在权力的顶端，久居人上数十年，自然是有一股傲气的，如今国家覆灭，转眼沦落到了寄人篱下的异国平民的境地，胸中的愤懑与怨气，恐怕也不会少，只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姜国师认为安南是二流的政策改革，老朽觉得，姜国师的改革步伐，反而迈的太小了。”

果然，右只有一种，而左有无限等份。

看这位前安南太上皇多少有那么一丝不服气的意味在里面，姜星火欣慰地笑了。

这就对了嘛，都是人，搞的那么城府深沉干什么，直接跳到这一步不就好了。

姜星火当然清楚，对方不是来找茬的，而是想借这个合理的由头，了解一下大明改革派的意图和动向，借此摸一摸大明庙堂的这潭水，到底有多深。

显然，老家伙贼心不死，事业心和权利欲强的可怕，哪怕是成了降臣，也不忘研究研究，能不能在大明这头重新成为人上之人。

怎么说呢这种人挺可怕的。

你想想，要是换做其他人，干了一辈子终于谋朝篡国了，结果被大明的南征毁了一辈子的事业，又被俘虏到了大明，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调整过来心态，重新规划好自己的未来吗？想都不用想，肯定是不可能的，要么内心充满了仇恨，要么自怨自艾。

而胡季犛，根本不需要什么心理按摩，到了异国他乡，身份转换完毕后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主动去通过合理的接触借口，去接触异国的高层政治人物，了解庙堂情况，为自己是否采取下一步行动收集决策信息。

不过当两人的谈话逐渐进入比较有实质性内容的阶段的时候，姜星火的话语，也不再那么客气了。

“改革的步伐并非是越大越好，我这里有几封新任交趾布政使司布政使和按察使的来信，不能给你看，但大概说一说也无妨。”

随着姜星火的话语，胡季犛的神色，慢慢凝重了起来，眼神中微不可查的那一丝不服气，也逐渐收敛，直至消失的无影无踪。

胡季犛的行政政策改革，其实是他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东西。

譬如土地制度，在陈朝时期，陈朝皇帝将大量的土地分封给宗室和亲信，这些贵族大量招募和收买家奴，掠夺性地开垦荒地、建立庄园，而胡季犛把收土地为国有，限制土地掠夺，没收前朝王公贵族的土地，任何人的土地不得超过十亩，违者将多余的田地充公，只有受封大王或长公主的人，也就是胡氏的皇室成员，才能无限制地拥有土地除此以外，又下令各路、府、州、县官设立勘丈机构，拥有土地的人都要到该机构登记土地的数目，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板上，插在田里，没有登记资料的田一律没收为公田。

这种土地制度的变革，只能说是一刀切，还是用四十米长的大刀来切，非常的狠。

而且由于安南国是遗留有奴隶制残余的，这种奴隶制残余，有点类似于华夏的隋唐时期，当时陈朝的法律规定，宗室王公贵族有权豢养家奴多达千人，这些家奴大多都受到了歧视，从事重体力劳动，而且家奴没有控告主人的权利、禁止与平民结婚。

胡季犛篡国后，修改了相关法律，规定除了极少数人可以豢养少数家奴之外，禁止其他人豢养家奴，颇有唐修隋律的意思。

除了土地和人口这两个大头，胡季犛还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改革，将一些边远地区的路改为镇。例如清化镇改为清都镇、国威镇改为广威镇、沱江路改为天兴镇、演州路改为望江镇等等，同时派遣武官统治这些边远的镇。

除此以外，对地方官府，则是将反对改革的地方官撤换，要求各地必须将辖下记载田地和审理案件的册子定期呈报给东都。

但恰恰正是这些他在最近十年间做的、引以为傲的事情，在现在短短的几个月中，迎来了让他根本想象不到的剧烈反扑。

在刚刚成立的交趾布政使司的奏报中，提及最多的，就是民间的土地纠纷，以及大量的重新要求成为奴籍的自由民。

显然，胡季犛所进行的行政改革，在失去了强权的约束后，弊端迅速地显现了出来，而且就像是一个被挤压了太久的弹簧一样，压得越狠，反弹起来就越强烈，甚至在这时候迸发的能量，能把压着的人都给弹飞了。

听完了现在交趾布政使司，也就是原本的安南国内北部诸路的情况，胡季犛并没有觉得姜星火是在骗他，因为没必要。

沉默了片刻，胡季犛又说道：“听说姜国师对经国济民之术颇有研究，这些时日旅途颠簸，倒也正好有闲心反思一番，其中种种费解之处，还望姜国师指点。”

这次，胡季犛心中的高傲，开始稍稍放下了一些。

姜星火承认了他的教育政策，也对他行政政策的改革不那么认同，这两者在大明版本的改革进程中，胡季犛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来自“旁观者清”的优越感的，或者说从本质上来讲，他就是一个极度骄傲的人。

但对于经济政策，从他自己反思来看，确有一些不足之处。

可胡季犛同样不认为，姜星火在大明做的，就一定比自己要高明。

原因也很简单，从教育、行政两方面的改革来看，胡季犛把自己换到姜星火这个位置，认为自己能比姜星火做的更好。

这种比较并没有发生在明面上，仅存在于胡季犛的心中，在表面上，他还是那个波澜不惊的老狐狸。

而两人明里暗里的交锋，也颇有点到为止的意思。

没有胜负，没有裁判，如何评判全在于自己的内心。

但总的来说，根据他所了解到的传闻，胡季犛其实并不是很认可姜星火的能力，只是认为其人能得至尊喜爱，又恰逢其时，方才被推到了这个位置。

毕竟，刚才姜星火也没有给出太多能让他信服的东西。

而如果姜星火不能扭转他的判断，显然胡季犛是不太看好大明的改革派的，认为早晚有一天，他们会遭到彻底的失败。

姜星火沉吟刹那，说道：“按我方才我听说的，安南国内的经济政策，应该可以归类为两类，一类是货币政策，一类是商业政策，对吗？”

“是。”

胡季犛点了点头。

事实上，胡季犛的改革措施，就跟华夏很多朝代的改革措施看起来一样，初衷都很好，也挺像那么回事。

譬如胡季犛的货币政策，为了增强朝廷对经济的控制，胡季犛效仿大明的宝钞，在八年前强制发行了一种名叫“通宝会钞”的纸币以兑换民间的铜币，面值从十文、三十文到一贯（一千文）面值不等，同时胡季犛下令所有百姓必须以一贯铜钱兑换一贯二宝钞的汇率把铜钱兑换成宝钞，如果不服的的，也就是民间胆敢有伪造纸币者、藏匿铜币不兑换者，直接斩首，并没收土地和财产。

这个货币政策怎么说呢？

只能说蒙古人来了都大开眼界吧。

经过胡季犛持之以恒的折腾，通宝会钞还没彻底完成全国流通，安南国的经济就已经接近破产了。

而胡季犛搞的这个宝钞，毫无疑问，是跟老朱学的。

怎么说呢，就是经济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政策的推动者懂不懂经济，最后得到的结果，只能说是天差地别。

这一点跟这个人的政治智慧是否通达，做事手腕是否高超，其实没有半文铜板的关系，而且可以说是负相关。越老谋深算、精于权术的人，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去搞经济，得到结果可能会越糟糕。

老朱够牛吧？结果怎么样？

另外，说到商业政策，胡季犛不是没进行商业改革，他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在全国各市场设立市监，严密监视商人的不法行为，统一规定外国商船的商业税，同时也致力于改善商路，在全国各地开辟运河和建设官道，并在沿途设置驿站。

但如此种种，还是把安南国的经济玩崩溃了。

这也是胡季犛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在安南国内的时候，他还可以找一些借口，但当他亲自来到大明，在这里故地重游，胡季犛才发现，自己在经济政策上所做的一切，似乎都走在了歪路上，而大明新颁布的种种经济政策，他不太理解。

正因如此，胡季犛才会有今天的这次拜访。

“所以，发行或更换货币，没有储备金吗？”

“制定全国性的经济政策之前，没有调查过物价水平和经济体量吗？”

“你是怎么控制货币发行总量的？根据国民经济增速吗？”

一连串的问题，很快将胡季犛干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