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伯爵虽然已经过了为探求好奇而不顾他人感受的年纪，虽然他也很想听一听吴川说一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这么推崇孔子的学说，却始终无法让整个社会达到仁的境界，反而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

于是为了不让自己的客人为难，他还是抢先替吴川出头说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学术问题，不是讨论现实的政治。少尉你拿中国的现状来指责中国的文化，恐怕不是我们俄国人的待客之道……”

不过对于伯爵身边的吴川来说，谢尔盖上尉的攻击言论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是的，上尉的言论中充满了先进国家对于后进国家的不屑之意，甚至隐隐将现在的中国人视为了野蛮人。

可吴川听后却一点都生不起恼怒之心，因为他和谢尔盖上尉一样，对于现在的中国，不，应当叫做清帝国，充满了不屑。一个能够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言论的清政府，究竟有什么资格称自己为中国？满清之于中国，不过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罢了。

吴川并没有斯德哥尔摩症，祖上也不是爱新觉罗家的奴才，自然不会有着自干奴的劲头，为奴隶主去辩护什么。因此他准备接着伯爵递过来的梯子，保持沉默以回避谢尔盖上尉的责难。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被人踢了一脚，吴川下意识的看向了一侧的美国记者，佩奇对他使了个眼色，让他反驳谢尔盖上尉的话。

衣食父母既然下了指示，吴川终究还是不能保持沉默下去了，他不得不向伯爵说道：“伯爵阁下，其实我很愿意就这个问题同少尉先生探讨一下，不知您是否同意？”

托尔斯泰伯爵歪着头想了想，便对着女儿丽莎说道：“去为我们的客人拿一些伏特加来，让大家喝上一杯去去火气，接下来我们应该像朋友一样的进行交谈，而不是像两只斗犬一样争吵。”

丽莎没有立刻起身，而是担忧的看着父亲小声说道：“可是您的身体？医生说您并不应该喝酒……”

伯爵随意的挥了挥手，打断了女儿的话说道：“得了，我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只喝上一小杯，请不要让客人们久等。”

丽莎看着父亲难得兴高采烈的样子，终于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吩咐。在她起身离开会客室时，伯爵方才对着吴川说道：“好吧，我其实也很好奇这个问题，为什么孔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了仁的概念，而中国却会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请说一说吧，年轻人。”

吴川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的俄语版《论语》思考了约半分钟，方才用手抓起书籍说道：“《论语》的原版一共有20篇对话体文章，总共加起来的字数不过15900字。但是当它翻译成俄文时，也就是波波夫教授翻译的全本，你们可以看到，这么厚厚一本里面起码不会少于数十万单词了。

刚刚大家也听那位可亲的夫人阅读过俄文和英文版本的《论语》，也听过我复述的中文原版。想来大家也能够听的出来，除了辜鸿铭教授的英译节选本是在用英文表达孔子的原意外，不管是瓦西里耶夫教授还是波波夫教授，他们不过是把孔子当做了东方的基督圣徒来写作。

所以，这厚厚的两本俄文版《论语》，老实说不过是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借助孔子学说进行再创作。看着这两本书是翻译孔子的学说，但事实上却是两位教授借助孔子的思想去解说西方基督教的理念。其书中的理念和原版《论语》的思想，完全是似是而非了。

因此俄国人看过这两本译本之后，了解的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的思想……”

听着吴川绕了半天都没谈到正题，谢尔盖上尉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问道：“你说的不错，可这同我的问题，究竟有什么关系？”

吴川放下了手中的书籍，看着他心平气和的说道：“俄译本和中文原版的不同，是因为空间的距离和两国语言上的差别，使得俄国人只能通过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的译本来了解孔子的思想。

同样的，孔子作为2000年前的古人，他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就算在我国也不是普通人能够自行学习的。我们同样要通过历朝历代的学者对于《论语》的注释加上历史资料的研究，才能去了解孔子的思想是什么。

就如同瓦西里耶夫教授和波波夫教授掌握了向俄国人解释《论语》思想的权力一样，在中国向普通民众解释《论语》思想的权力在于儒家学者手里。

而在我国，自汉武帝确立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学说之后，《论语》就已经不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用于思想统治的牢笼了。

每一代的儒家学者，按照皇帝的要求和自身的需要，将这些古代学者的鲜活思想变成了一具散发着腐臭味道的躯壳。所以这些儒家经典才能教育出，满口仁义道德却又漠视生命的官僚精英来。

您所说的李鸿章，就是这些官僚精英中的佼佼者，他并不是学的太糟糕了，相反是学的太好了。只不过他学的并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那些一代代歪曲了孔子思想用以禁锢人心维护专制统治的学说。

所以，我们早在2000多年前就知道了什么是仁，但是一代又一代的统治阶层却让我们离仁越来越远。这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错误，而是无耻且反动的专制统治者私心所导致的问题。”

“啪啪。”佩奇忍不住就轻轻的鼓起了掌来，“吴先生，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专制政权对于思想的禁锢，最终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背离道德。

所以我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才会规定，不得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也只有确保了人民的自由意志不受侵害，我们才能保证社会道德不至于沦落为贵族、资本家和官员们肆意践踏蹂躏的妓女。

我国现在兴起的扒粪运动，正是社会道德自我拯救的一个典范，我相信在专制政权下是不可能有着这样的人民自发行动的。伯爵先生，您对此是如何看待的？”

“扒粪运动？什么是扒粪运动？”托尔斯泰伯爵有些茫然的向佩奇询问道，终于抓到了切入点的佩奇，顿时兴致勃勃的向伯爵介绍起了本国新闻界发起的揭发黑幕斗争，这一起源于对实业界丑闻的揭发，正扩散向整个美国社会存在的问题的批判。

佩奇和伯爵谈的兴起，也就不知不觉和吴川换了个位置，坐到了伯爵身边，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专访。他心里终于为这次专访起好了名字，托尔斯泰伯爵谈言论自由或是专制政权下的自由心灵。

和热情交谈的佩奇和伯爵这边不同，长桌另一端的吴川和谢尔盖上尉之间则显得极为冷清。因为吴川刚才的言论，谢尔盖上尉已经把对方记在了自己的黑名单中，这显然是一位值得警惕的自由主义者。

而吴川自然也不会自找没趣，去同上尉解释什么，于是两人都把品尝面前的伏特加当做了替代交谈的最好方式。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自制的伏特加酒质量极为不错，味道软腻、顺滑，还带有一股青苹果的芬芳。比吴川在原来世界品尝过的伏特加要好的多，又比中国的白酒要温顺的多，因此他不由多喝了两杯。于是在3杯还是5杯之后，吴川就昏昏然的失去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