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政治家们左右为难，不知到底是该在天津租界问题上单独支持下去，还是跟随着协约国向革命委员会做出退让。前一个选择虽然有现有的国际法框架作为支持，但是日本也知道这不过是继续让革命委员会增加对于日本的敌对情绪，在这样的国际时局下，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至于后者虽然可以暂时缓和和革命委员会之间的矛盾，但是却会引发国内的不满和让日本失去对于北中国的进一步影响力，这也是相当让人难以下定的决心。

至于革命委员会这边，则处于一种既兴奋又麻木的紧张气氛之中。虽然名义上中国已经拿到了纳土纳群岛的主权，收复天津各租界也是遥遥在望，努力一下的话还能把外蒙古的麻烦都解决了，滨海边疆区的收回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只不过现在中国的前景实在是太过美好，美好的一点都不像是真实的，哪怕是当初紧紧跟在吴川身后支持的党员们，也没有预料到会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虽然他们习惯了支持吴川，但是也没有对吴川所主导的这三件事抱着全部成功的念头。

然而现在这样的奇迹突然就出现了，这倒是让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不知下一步该如何走下去了，生怕一脚踏出，美梦就此不见了。

不过有的人还是很沉得住气的，比如宋小濂虽然欣喜于天津租界的权利收回，却依然还是把心思用在了两件事上，治水和恢复开滦矿务局的营业上。

北京政府并非不知道，河道积久未修，盛汛宣泄不畅，以直隶之永定、北运五大河为最。但是在这个天下未定，且革命委员会再侧咄咄逼人的时期，北京政府又怎么敢把钱花在治水上，甚至北京政府上下还巴不得革命委员会如治理鲁南、苏北那样，顺便把河北北面的河道也给治理了，至少能够让北京少出点钱。

虽然北洋政府觉得革命委员会不会那么的傻，但是宋小濂却给负责治理北运河的徐世光拨款了。徐世光于去年接受任命治理北运河，他认为应当先治理潮白河，治理潮白河一是在古庄开凿新河，疏通水道需要花银250万余元；另一个工程是堵住上游李遂镇处的决口，需要经费260万余元。

北京政府连75万元的第一期治水费用都没有给足，而在宋小濂接手河北水利事务后，就开始源源不断的给他调动了大批的人力和物资，除了以上两个工程之外，还在潮白河两岸兴建了不少水库和引渠，多拨款了300余万元。

于此同时，夏阳从天津城内逮捕的1万多帮派分子及犯罪情节轻微的街头混混、吸毒者，都被拉到了河道工地上，这不仅极大的打击了天津街面的混混和帮派，更是让整个城市治安为之一变。原本各租界的外国巡捕都被清退，剩下的华人巡捕经过考核吸纳入了天津市警察局，并进行了全面的警务改革。

治安、刑侦、交通、劳教、政治科、武警等各部门都被打乱重建，凭借着军事管制的强大威慑和收回各租界权利的声望，到了11月底革命委员会主掌的天津市政府已经稳稳的控制住了局面。

而事实上，随着革命委员会插手直隶治水事务，革命委员会的势力其实已经把手伸到了北京北面不远的昌平了。革命委员会的这种发展态势，自然让北京城内的北洋政府上下深感绝望的。虽然北洋政府中不少人觉得天下迟早要变，但是也没想过变得这么快。

要是革命委员会能够这么轻易的进入北京城，他们这些人还有什么用处呢？而自从听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委员会的消息传来，就连袁世凯也是好几天没有露出什么好脸色了。

只是就在袁世凯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应对革命委员会的咄咄逼人之势时，河南又出事了。清末的河南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内陆省份，新式学校不过寥寥几处。1908年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高达一两万人时，河南籍的留学生还不到1百人，甚至有些还是他省官派的。

这也就使得清末河南几乎处于传统的旧封建文化的控制下，因此同盟会河南支部的人数是各省中最少的之一，辛亥革命前不过20几人。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河南的革命党人还在文字革命阶段，也就是宣传阶段，根本没有什么组织。

正因为河南革命党人的势力薄弱，也就使得辛亥革命爆发时，河南的革命起义遭到了满清最为严厉的镇压。当时河南有旧军队26856人，另有应龙翔领导的河南新军混成29协约6000人。相比之下，河南革命党人手中几乎没有什么武力，还在指望新军投向革命。

幼稚的革命党人自然在满清的屠刀下受到了教训，最终在革命委员会的接应下逃出了一部分人。之后河南都督张镇芳横征暴敛，导致河南民不聊生，激发了白朗起义，河南随即在这场起义中残破。

袁世凯连续换将，最终还是靠着毅军的赵倜剿灭了白朗，但是此时革命委员会已经兴起，不仅占据了山东大部，还击退了日本人。在失去了经过山东的津浦路之后，位于河南的京汉路就成为了联通南北的唯一通道，袁世凯自然不能不对河南的布防不下功夫。

正是在袁世凯的支持下，赵倜这个北洋旁系不仅在河南占住了脚，还开始了大扩军，以应对东面来自革命委员会的挤压。

到了1916年，赵倜除了以自己的毅军为底打造了宏威军外，还吃下了原河南新军混成29协改组的河南陆军第一师。另外再加上各县自行建立的河南巡缉营70余营，和占据了豫西22个县的镇嵩军，河南民众要给养的军队高达250余个营头，约近5万人。

只是河南毕竟只是一个农业省份，工矿业并不发达，又怎么养的起这么多人马。特别是赵倜自己贪婪无度，他任命的宏威军师长是其三弟赵杰，又是一个狂妄无知的，不仅大量的吸收土匪，也不约束军纪，导致河南民众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比如河南巡缉营70余营，这些各县的民团所需军械、军饷都需要各县自行筹集，随田赋征收附加税，每征银一两，少的县加附加税几角，多的县能加到1元。至于盘踞于豫西的镇嵩军更是把当地变成了大烟场，同样是军纪败坏的很。

说实话，这些河南地面上的官军真的论起来，其实和白朗军中的土匪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换了一身皮而已。如果革命委员会没有占住鲁南、苏北，那么河南人也只有继续忍受下去。但是这两年内，鲁南、苏北发生的变化，顿时让邻近鲁南、苏北的河南各县百姓难以忍受下去了。

再加上那些投奔了革命委员会的河南革命党人念念不忘打回家乡，解救家乡父老，于是很快在豫东地区出现了革命的风潮。随着革命委员会收回天津租界的消息传出，王天纵、高伟章等人顿时潜入了开封附近发起了起义，并于第一时间向山东革命委员会发出了求援信。

一开始恒宝昆根本没想过要搞河南，光是山东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建设、道路建设、水利建设，都已经让他觉得忙不过来了。他自己都觉得自己肩膀上有些抗不住了，能够先把山东和苏北管理好就已经相当的困难了。

但是其他委员显然不这么想，宣传委员陈翼龙认为，之前他们不干涉河南事务，不是看不到河南民众的痛苦，而是河南民众没有反抗反动军阀的意愿，所以只能对河南民众先行宣传革命道理。现在河南民众听明白了革命道理，起来反抗反动军阀的统治了，革命委员会怎么能够袖手旁观呢？

而军方也积极的支持陈翼龙的主张，张孝准就觉得接着这个机会把河南的这些北洋军给解决了，那么河北和南方就彻底分隔开了。北京政府除了曹锟的几支部队外，几乎得不到任何接应。南方的冯国璋和王占元等部队，并无能力北上和山东军区的部队抗衡。

而且他们真要向革命委员会开战的话，那就刚好就势吃掉这些轻易北上的部队，从而进一步瓦解北洋部队的机动力量。手中拥有着2个野战师和2个守备师，再继续动员还能组建至少3-5个后备师，张孝准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在北洋部队的南北包围下，而是他包围着北京政府。

更何况，在革命委员会打通了天津这个渤海水陆枢纽之后，山东已经不是孤形，而是和关外接上了。有着来自关外资源的支持，他又怎么会担心和北洋打上几场硬仗呢？

而且以邓振镛为首的军官们，看着友军在天津、南洋大展拳脚，中央却似乎把自己给忘记了，这就很让人担忧了。他们也有些迫不及待的想要搞出一些动静，好让吴主席记得自己的存在。而解救民众，对于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军来说都是首要的旗帜，就算出了一点小问题，中央也不至于会大动干戈。

于是，在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常委会上，恒宝昆最终还是被众人说服了。决定派出第7野战师出兵河南剿灭镇压革命的反动匪徒，以第四守备师防御苏北。第6野战师继续在聊城、菏泽监视曹锟所部及赵倜驻扎于郑州的宏威军所部。

久在压迫之下的河南百姓，在得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支持下，不到半个月就占据了豫东南地区，赵倜令成慎带河南陆军第一师前往开封镇压起义军，王天纵带着起义军退向了商丘方向，随即在商丘以东，在革命军第七野战师一部的支持下重创河南陆军第一师。

革命军直接插手河南事务，这下赵倜就打不下去了，只能通过河南省省长田文烈向北京汇报，要求北京政府出面斡旋，令革命军退出河南地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