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以上这些事务之外，吴川还让胡秉柯亲自主抓了一件事务，就是联合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等惨案的幸存者及遗属，在哈尔滨高等法院发起了针对沙俄政府的诉讼案。

这起诉讼案让俄国人极为难堪，不管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俄国驻哈尔滨总领事特拉乌绍利特还是阿穆尔沿岸总督关达基都试图劝说革命委员会阻止这些幸存者及遗属提出告诉，又或是想要通过人事关系阻止哈尔滨高等法院接受诉讼。

但是他们的企图都被挫败了，革命委员会不仅不肯接受他们的请求，反而公开的在报纸上和广播内纪念起了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等惨案，使得东北民众反而把目光转向了这些惨案。

根据1958年中俄签订的瑷珲条约规定，原来在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但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等地因为居住着大量中国人，因此在划界时特别注明将此地归属于清朝管理，俄罗斯人不得侵犯。

且《中俄瑷珲条约》还规定，黑龙江南岸下游乌苏里江以东的地区归中俄两国共管，但是现在此地却成为了俄国单独管辖的滨海边疆区。因此当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幸存者及遗属发起诉讼之后，革命委员会控制的舆论不仅翻起了旧案的赔偿问题，还提出了滨海边疆区的归属问题。

革命委员会掀开了中俄之间的旧案之后，自然不仅仅只获得了东北人民的支持和沙俄官员的反动，同样也让中国境内的俄国民众感到了恐慌，不仅仅是那些普通的俄国商民，对于远东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极大的难题。

随着革命委员会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快速发展，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海参崴都出现了一种急速的繁荣景象，这不仅给那些跑来远东冒险的俄国商民找到了财富之源，同样也让这些俄国人意识到远东的中国人正成为一个新兴的势力。

在革命委员会于山东、朝鲜击败了日本人之后，俄国在远东的官僚们就失去了和革命委员会冲突的信心。特别是在革命委员会掌握了飞机制造的技术之后，俄国远东的将军们就认为远东的俄军在技术装备上已经落伍于中国人了。

只是欧洲大战中俄军在东线倾尽全力也还是屡屡被德军所击败，使得俄国已经没有余力在远东再挑起一场规模以上的战争了。当革命委员会派兵强行进入库伦时，俄国外交部也只敢虚张声势的恐吓革命委员会，阻止革命委员会继续向库伦以北渗透，却不敢真的出兵干涉外蒙古的事务。

六月俄军在东线西南战线发起的布鲁西洛夫攻势，可以说是本次大战中俄军最大的成果，但是俄军的后勤能力根本负担不起这场攻势，进入7月之后俄军就开始习惯的掉链子了，后勤供应不上，友军迟迟不动，使得布鲁西洛夫创造出来的胜势并没有转化为确实的胜利，俄军开始在德奥的反击中死伤惨重。

而偏偏在这个时候，因为人力不足颁发的征兵令又引起了中亚穆斯林的起义，从而迫使俄军不得不把原本用于前线的军队又运往了中亚平息叛乱。就在这个俄罗斯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严重恶化的时节，革命委员会突然纵容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等惨案的幸存者及遗属发起诉讼，并鼓动公众提出了对于《中俄瑷珲条约》内容的大讨论，这显然是一个阴谋。

不过俄国远东的官僚和上层精英虽然都知道革命委员会在谋划着什么，但是大家却也只能装作不知道，只能随着革命委员会挥舞的指挥棒按着节拍起舞。因为提前捅破革命委员会的阴谋，只会遭到革命委员会更加激烈的行动，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反制的手段。

先不提俄国远东边区的军事力量在抽调之后已经远远不及革命委员会，就是欧洲大战刚刚爆发的那些护国主义者，现在也对战争失去了兴趣。因为2年多的战争已经让俄军伤亡了3、400万，现在的俄国护国主义者谈起战争，也要在前面加上一个该死的副词。

俄国的中下阶层已经为这场该死的战争流尽了血和积蓄，他们已经开始厌倦和试图结束这场该死的战争了。就算是俄国的上层精英，想要把这场战争继续下去，也不过是因为俄国已经投入的太多，眼下两手空空的退出战争，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养活那些从战场上返回的数百万饥寒交迫的士兵，这无疑是在给自己挖掘墓穴。

这些上层精英只能指望在战胜了同盟国之后，从同盟国身上割上几块血肉来填饱下层民众，从而消弭掉国内蠢蠢欲动的革命风暴。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又怎么会想要再同革命委员会再开启一个战场呢。

此外，现在革命委员会还是俄国最大的物资供应商，光是过去一年内革命委员会为俄国提供的火车机车就超过了500台，20吨货车4500节，60吨货车950节，客车620节。俄国从革命委员会这边进口的物资金额已经超过了从美国、英国、法国进口的物资金额总数。

也就是说，如果俄国和革命委员会爆发冲突，就等于是在自己的动脉上先砍了一刀。在短时间内，俄国几乎别想从其他地方弥补失去革命委员会供应的物资损失。因此，不管是远东的俄国官员还是彼得堡的俄国官员，对于革命委员会这边提出的诉讼和舆论声音，只能采取充耳不闻的姿态，然后把案子拖延下去，直到拖不住为止。

至于远东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们，虽然因为沙皇政府在东线表现出的无能，使得护国主义的声音大大减少了。但是对于江东六十四屯、海兰泡等惨案的幸存者及遗属提出的诉讼赔偿，及中国人提出的对《中俄瑷珲条约》内容的讨论，不少人总觉得有些无所适从。

对于那些真正的列宁派布尔什维克来说，他们自然是遵从于列宁的教诲，中国人民反抗沙皇的行动是正义的这一结论。但是对于某些并不纯粹的列宁派来说，虽然他们也接受列宁对于阶级斗争的结论，认为俄国工人阶级应当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对抗沙俄政府，但是他们对于中国无产阶级想要通过斗争拿回被沙俄政府所窃取的土地和赔偿则感到不满。

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就认为，“虽然沙俄政府制造的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海兰泡惨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压迫。但是现在这些地区已经分配给了俄国移民，如果我们支持中国人，不是等于又压迫了一遍俄国人民吗？

《中俄瑷珲条约》虽然约定乌苏里江以东属于中俄共同管理的地区，但是这些年来中国并没有对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实施过任何管理，是俄国人民在那里建立了铁路、港口、城市、牧场和农场，才有了现在的滨海边疆区。中国人总不能凭借一纸条约，就让俄国民众放弃自己的财产吧……”

这些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言论自然激起了不少共和党人的不满，双方不仅开始就《中俄瑷珲条约》的内容，外东北地区的历史、国际法惯例展开了争论，更是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中俄党员之间的这种辩论，极大的降低了双方之间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让一部分本就对俄国人颇具警惕心的共和党员，对于马列主义本身也提出了质疑。吴川在辩论的初期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员这边试图维护沙俄帝国主义同满清条约的合法性，和共和党内部一部分党员提出了对于马列主义的质疑才开始出手整理这场争论。

一方面吴川对于共和党内部分党员提出的对于马列主义质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对为首的一批人员进行了劝退，从而打击了党内的非马列主义信仰者的派系，巩固了党内对于马列主义的信仰。

欧洲战争带来的经济发展机遇期，和美国资本主义过于密切的联合，使得党内一批本就信仰不深的党员更倾向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共和党现在所做的一切本来就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有张冠李戴之嫌疑。

更何况，信奉自由主义的美国人仅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发展的这样出色，而所谓的社会主义却丝毫没有先例可循，哪怕是马克思和列宁也是空有理论而无实践，就目前来看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除了给共和党一个理论和组织方式外，其他的一切都远不如共和党。

于是一些党员就觉得迷茫了，认为有必要舍弃美国这个样板而去跟随现在还什么都不是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吗？只不过从前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等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在的时候他们不敢说出来，这些人虽然是俄国人但也极受共和党基层党员及工人们的支持。

但是现在这些人都返回了欧洲，加上大量布尔什维克骨干前往欧俄地区，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声势不免小了许多，再加上某些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沙皇政府辩解，显露出了帝国主义的倾向，自然就引发了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反击，并带起了一波民族主义情绪。

在清理了党内的自由主义者之后，吴川也并没有放过远东布尔什维克组织中表现出的沙文主义倾向，他对这些试图为沙俄政府辩解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将此事件完整记录下来之后发给了列宁及斯维尔德洛夫。

吴川在信件中向俄国布什维克党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无产阶级正注视着，俄国革命究竟是要打到沙皇的反动政权，还是打算换一个红色沙皇坐上那个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