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学熙的劝说下，袁世凯终于放弃了用副总统勾引吴川来京的念头。他原本心里想着，如果能够用这样一个空头名号把吴川从关外引诱来京城，那么对付一个群龙无首的革命委员会，他还是有些把握的。而且顺便也能让临时参议院选出的副总统黎元洪对吴川生起不满之心，从而令这个圆滑处世的湖北都督更加靠拢自己。
不过听过了周学熙的劝说后，他觉得自己向吴川提出这个建议只会招来对方的警惕，从而破坏了现在双方之间的默契。
和革命委员会相比，袁世凯觉得自己还是占有一定优势的。虽然革命委员会的武力颇有可观之处，但是革命委员会这帮人和湖北军政府一样，都是一群默默无闻之辈，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根基，只要战事一平息下来，这些人必然是要同地方士绅力量起矛盾的。
就好比湖北军政府那班革命党人从床底下拉出了个黎元洪，原本不过是想用其当个傀儡，可现在却因为湖北立宪派士绅的支持，反倒是让黎元洪坐实了这个首义都督的位置，湖北的革命党人因为起义成功之后的争权夺利，反而无法奈何这个首义都督了。
关外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没有像湖北的革命党人那么幼稚，找一个前清官僚来当革命领袖，但是革命委员会在东北发起的肃反运动，何尝不是对于地方士绅势力的一次打压。袁世凯以为，此时革命委员会虽然看似花团锦簇，但是其同东北地方士绅之间已然是势如水火，只要中央权威竖立起来，他还是能够借助政治的手段拆散革命委员会这个地方军政集团的。
当然，前提是不能让革命委员会同中央搞武力对抗。要是一打起来，北方的局面就全完蛋了。先收拾了西北和南方的革命党人，统一了全国的政治后再对付关外的革命委员会，这才是万全之策。毕竟东北三省受制于山海关，不入关内就无从扩张，这是一个困守之局。
因此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袁世凯觉得只要吴川安分守己，他还是先不要暴露自己的意图为好。不过在遣散了周边的众人后，袁世凯还是拉住了杨士琦说道：“张绍曾、蓝天蔚到底也算是我北洋一系，你不妨找人和他们联络一二。共和已成，大家就没必要再敌对下去了，北洋之间还是应该互相照应的。
至于吴禄贞，这个人一向狂傲狷介，不甘为人下，又喜好美色。你不妨从这一点下手，看看能否煽动其自立，他要是真有这个心思，我不会吝惜一个奉天都督的头衔的……”
和关内各方角逐着新民国时代的权力分配不同的是，1112年整个三月革命委员会的上层都把精力放在了要不要工业化？什么是工业化？要如何工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当中。
对于吴川和共和党来说，这种讨论既是艰难的，也是有益的，同样也是必须的。在这种讨论中，有些党员从只是服从于党中央的决定，慢慢变成了试图向其他人证明工业化是解决当前中国诸多问题的唯一有效办法。
而一些试图把农业作为东三省之本的人士，也在这种争论中慢慢改变了想法。吴川找人翻译的各国农业数据，让他们意识到没有工业的发展，想要解决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提高产量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
3月底，随着报纸对于工业化普及说明带来的舆论支持，原本态度坚定反对借债的委员们也有所软化，当然更多的是吴川、宾步程等人在每次会议上反复强调工业的重要性和不断就借债办工业的辩论，让不少意志不够坚定的委员们觉得疲惫不堪，生出了不妨让他们先做一做，等碰了壁自然会回头的念头。
一年多的政治斗争生涯让吴川很快就嗅到了这些委员们在态度上的微妙变化，在和党内同志商议之后，他决定在3月21日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进行摊牌。
当日的会议上，吴川向全体委员郑重的演说道：“在这近20天的会议中，关于为什么要工业化，为什么要快速的工业化，为什么非要举债搞工业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的够多的了。我相信大家也已经听得有些麻木了，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一讲，不肯朝着工业化方向前进的民族和国家是什么下场，比如曾经的印第安人……
说完这些外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再看一看本国的历史。在英国人向工业革命的道路上摸索的时候，我们正好处于明清鼎革的时代，野蛮的满人不仅用野蛮征服了中国，更是打断了华夏文明向工业革命前进的可能性，这是东方文明最大的不幸。
到了200年后，当英国人开着坚船利炮出现在广州海面上时，我们用来保卫国家的还是200年前满清入关时的武器。于是，从南京条约开始，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就开始加诸于中国人的身上，直到中日马关条约，连过去匍匐在我们面前的臣属小国都能拿着一把买来的破刀子在我们身上割肉了。
由此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走向消亡，往往就是从拒绝改变开始的。是的，我知道当我们把西方的工业文明引入到中国之后，我们过去所熟悉的、所亲近的、所眷恋的生活……”
吴川说到这里突然就顿了顿，神情突然变得有些异样了起来，过了好一会才充满感伤的继续说道：“……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传统，都将被工业文明所摧毁，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个从精神上毁灭自己过去的过程，没人不会为此而感到感伤。”
吴川再一次停下了发言，用目光巡视了一遍全场在座的委员们，这才收起了感情用一种冷酷的语调接着说道：“但这正是新时代诞生必须要承受的阵痛，我们必须承受我们所熟悉的旧世界的毁灭，才能迎来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新世界；而也只有把这样的痛苦加诸于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我们的下一代人才不必承受这样的痛苦，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逃避的责任。
共和党和革命委员会是当前中国唯一有能力拯救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领导力量，为了让中国尽快赶上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挽回被满人所浪费的200多年时间，我们必须要承担起领导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时代。
我们的文明停滞在过去已经太久了，所以在发展的时候应该加快一些，更快一些，再快一些，在这全力以赴都未必能够在短期内追赶上西方文明发展速度的时代，任何保守主义都意味着落后。而这两百多年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落后就意味着挨打。
所以，只要我依旧担任着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这些工业计划、融资计划就非通过不可。如果各位委员真的非要阻止，那么就请先罢免我吧。”
吴川的话语在中央委员们之中激起了惊涛骇浪，宋云桐、吴泰几乎在同一时间站出来反对了吴川辞去主席的言论，接着其他共和党籍委员也纷纷起身表态。
原本态度就有所软化的委员们，见状也纷纷起身挽留，并改口称自己对于东三省工业化的方向还是支持的。很快表态支持吴川的委员们就超过了出席会议委员的三分之二，这使得剩下的委员们坐卧不安了起来，他们反对举债但依然还是支持吴川担任主席的，因为吴川是当前关外各方认为最适合这个位置的人物。
在迟疑了数分钟之后，剩下的委员们也终于跟着发声，表示接受工业化的道路，但表示要对举债修建的工业项目进行严格的监管，以防止滥借外债和贪污款项的问题出现，并要求工业、金融委员们给出更为详细的项目规划和还款计划。
对于这些细节问题，吴川倒是很乐意做出让步，大的方向既然通过了，东三省接下来的工作重心也就顺势确定了下来。不过让吴川有些意外的是，随着工作重心的确立，前期革命委员会内部争论的人事问题倒是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不过他很快就理解了这一现象，之前大家争夺位置，其实就是类似于革命胜利之后的分功赏爵。虽然革命委员会现在只是据有了东北三省，但是治下好歹也有近2千万人了，对比起共和党的党员人数来说，还是有着大把位置可供东三省其他势力派系分配的。
只是这种位置的分配，都是以过去的功劳而不是未来的工作进行的报酬，因此各派的争夺自然就激烈了起来，反正他们也不是和共和党争，是和其他人争夺，心里丝毫没有负担。因此就连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成为了分配权力的标准。
但是随着革命委员会今后工作重心的确立，所有的权力就都必须要围绕工业化这个主题进行分配了，不能支持工业化的派系，瞬间就被排斥了下去，人事权力很快就集中到了走工业化道路的委员们手中，为了实现工业化这个目标进行的人事安排，自然就压制住了那些功勋派人事安排的方案。
而中央委员会确定的工业化方针，又压制住了地方和军事系统的不满之声，因此此前因为人事斗争而出现的内部分裂局面，倒是因此得到了弥合。
当吴川等共和党高层把注意力转向关内时，才发现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孙文，已经于2月1日正式辞职了。3月22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授命唐绍仪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