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期间,吴川还去拜访了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并列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马克斯。韦伯。作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作者,吴川对其还是很感兴趣的,事实上他更期望对方能够前往中国教授一段时间的组织管理学。
对于吴川提出的邀请,马克斯。韦伯并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而是向他描述了自己去年和鲁登道夫就民主理论进行的谈话。
韦伯:“你认为我会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民主看作民主吗?”
鲁登道夫:“那么,你心目中的民主是怎么样的呢?”
韦伯:“在一个民主国家,人民选出了他们所信任的领导者。之后,被选举的人说:现在,闭上你们的嘴并服从于我。人民和各党派都不再拥有干预领导者事务的自由。”
鲁登道夫:“我喜欢这样的民主。”
马克斯。韦伯说到这里,端起了手边的咖啡喝了一口,这才不紧不慢的补充道:“事实上,那一次我同鲁登道夫进行谈话的目的是,请他为德军总参谋部所犯下的政治错误负责,牺牲自己,挽回国家的荣誉。
但是很遗憾,他拒绝了我,并声称德国的失败不是总参谋部的问题,而是有人朝着德国的后背捅了匕首。事实上,当时我还有对民主理论的补充没有说完。
再后来,人民能参加判决。如果领导者犯了错误,就让他受绞刑!现在,您还欢迎我前往中国教学吗?”
吴川轻轻为其鼓掌后说道:“这正是我想让中国人知道的民主。和您的民主理论相比,您的组织管理学似乎有些逊色了。”
马克斯。韦伯看着吴川的神情思考了半天后说道:“教完这个学期之后,我很乐意前往中国待上一段时间,不过我希望贵方能够给我对东方社会伦理的研究提供一些方便。”
吴川立刻点头答应了下来,并说道:“我们会给您派遣一些助手,以方便你的社会学研究,但是我们希望您的研究成果能够对我们开放,这将有助于提升我国政府部门的管理效率……”
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研究人类行为的专家进行交谈,其实吴川是蛮紧张的。不过两人的交谈十分之顺利,也就让吴川有些低估了这位的破坏能力。
吴川还在德国四处走访的时候,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的动荡之中。严格来说,这应当是战争的后遗症。如一战这样规模宏大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对于各参战国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场大变革。这场社会变革的目的就是,一切为了战争,要把一国之工业产能、资源和劳动力都利用起来。
这种变革的背后就是,国家制造了许多不必要的岗位,比如军队;国家也浪费了许多资源,比如弹药和军火等。一旦从战争回到和平,军队复员带来的大量失业必然会让社会动荡不安。而减少弹药和军火的生产,某种程度上来说,等于是进一步压缩了工作岗位。
因此在从战争向和平转化的过程中,必然是出现大量失业和通货膨胀的,给退役军人发放的遣散费,其实就是政府通过印钞票来支付账单。
六、七月份的时候,法国巴黎首先爆发了大罢工,因为仅巴黎一个区,男女失业工人就有20万。巴黎工人要求8小时工作制,巴黎地铁工人要求增加月薪到450法郎,50岁之后给养老金。此时的巴黎,一个旧牙刷2法郎,一双皮鞋60法郎,1法郎合银元0.4元。
紧接着,伦敦、澳洲、加拿大、苏伊士,皆出现了罢工风潮。美国芝加哥电报工人6万人发起罢工,意大利、德国、奥匈帝国都出现了工人罢工和暴动事件。所有的工人运动都从反对战争转向了提高工人待遇的经济斗争,并附带上了政治诉求。
在这些国家中,美国的资本家是最为惊恐的。最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美国至少拥有4000-5000万工人阶级,而作为一个新兴国家,美国甚至没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去反对工人阶级。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会员数,1900年不过50万,1904年上升到了150万,战争爆发时增加到了200万,1919年更是突破了400万名。
和俄国的统治者一样,当统治者没办法直面问题根源的时候,他们总是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出来。美国的政治精英把战争期间本土的工人运动暴涨,认为是酒精惹的祸。于是在1919年1月16日通过了宪法第18修正案,禁止在美国制造和销售酒类。
美国的工人运动,迫使威尔逊总统不得不向英法做出一定的妥协,以便让欧洲安静下来,从而让美国恢复安宁。美英法得出的结论就是,德国必须保持民主制度,莫斯科必须被隔绝于地中海和波斯湾之外,德国不能吞并奥地利。
而同样的,德国资本家迫切的需要协约国打开海上贸易通道,并向德国注入流动资本。四年多的战争,让德国公债的余额达到了2200亿马克。哪怕是按照德国马克的贬值去兑换,这也是一笔相当惊人的数字。
沙赫特虽然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但是中俄并不能解决德国当下的流动性问题。在德国资本家看来,巴黎和莫斯科给的好处能够一起吞下的话,那么德国就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因此在英国打开了通往德国汉堡的航线后,德国资本家就再一次逼迫政府派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德国的经济也许确实可以同中俄建立起一个互利互惠的贸易圈子,但是德国的资本家需要黄金来还债。国际金本位制虽然给各国进行贸易带来了便利,但是一旦享受到了这一制度的好处,你就很难再摆脱它。
就像后世,明明大多数工业品都是中国生产的,但是各国还是愿意用美元去买中国的工业品,而不是用人民币去购买,这其实就已经说明了一件事。高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金融产业总是能够控制住国内其他部门产业的。
9月15日,吴川在美因茨附近的皇帝行宫同威廉二世碰了面。虽然此时的德国皇帝几乎已经被外界遗忘,但是这位也不肯再回去德国共产党占据了优势的柏林。虽然他相信了一次中国人给予的建议,但是他依然不敢冒险去德国共产党眼皮底下呆着,毕竟俄国沙皇夫妇已经被判进行25年的劳动改造,几乎就是终身监禁的意思。
威廉皇帝过去把工人丢进监狱的时候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是轮到自己有可能面临这样的生涯时,他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迫害了。由此可见,统治者对于政治迫害的考量,是以自身为出发点的。只要不能让统治者享受到他们所制定出来的法律,他们就会觉得法律公正无比,反对法律就是反对国家。
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见面,吴川和威廉二世几乎就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双方只能是客套的寒暄几句,聊一聊行宫的温泉和德国的天气之类的话题。
在威廉二世的行宫泡了个温泉后,第二天吴川同皇帝告别,然后在皇帝依依不舍的目光下登上了前往巴黎的火车。在经过法国东北部地区时,吴川看到了法国工人阶级正在快速的恢复这一地区的城市和道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国政府如果把试图瓜分德国财产的劲头放一半到国内建设上,那么法国的工人运动都要少上很多。
9月18日,吴川的列车抵达了巴黎城市中心的奥赛站。王葆真及其他几位代表团代表都站在了站台上等待着他,他下车后和王葆真等代表一一握手,并向四位代表说道:“真是辛苦各位了,年初从国内出来,眼看着就要半年了,结果连个屁都没谈拢,不能不说协约国的官僚主义也是相当严重了。”
对于吴川肆无忌惮的对协约国最高理事会的吐槽,几位代表看起来都颇为尴尬,毕竟他们自觉自己还是有些绅士风度的,不能像吴川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只是顾维钧实在有些忍不住吴川拿国事当儿戏的作态,他不免就暗暗刺了一句,“是的,如果您能够早点抵达巴黎的话,说不定我们到是可以加快一下和会的进程了。”
看着顾维钧站在自己面前浑身不自在的样子,吴川仔细打量了一眼对方,觉得还是陈道明老师演的那个顾维钧看起来更加的真实一些,面前这个总觉得没啥外交官的气势。
看在对方唯一的闪光点被自己给搞砸了,吴川也懒得和他计较,只是转头向着一旁的陈友仁问道:“我让人送来的那些照片,都在报纸上登出来了吗?”
陈友仁很是恭敬的说道:“在巴希尔?扎哈罗夫先生的帮助下,都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按照您的要求,并不是在一张报纸上,不过这些报纸的规模都不大,恐怕很难获得什么影响力。”
吴川不以为然的回道:“只要在法国的报纸上登出来就行,有没有影响力,要看是谁在用它们。好了,先回去住宿的地方,我需要好好的洗个澡。蒸汽机车的粉尘可真是够呛,我开始有些怀念国内的电力机车了……”
只是吴川想要先休息的想法很快就被打乱了,美国人得知他抵达的消息之后,立刻就下了帖子请他到威尔逊下榻的缪拉酒店一叙。吴川就让王葆真和陈友仁陪同自己前往赴宴,在路上陈友仁向着吴川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美国代表团的情况。
“威尔逊总统夫妇住在缪拉酒店,美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则住在克里雍酒店。克里雍酒店有三层,最顶层的套间住着豪斯上校,蓝辛国务卿、还有同为全权代表的怀特、布利斯代表住在二层。据说威尔逊总统在散步时会前往克里雍酒店,但是他从不在一二层停留,直接上三层和豪斯上校进行交谈,以至于美国代表团的其他三位代表几乎不能对美国的外交发表什么意见……”
汽车内坐着的吴川对于陈友仁获得的情报比较满意,于是就向他问道:“那么照你的观察,英法美在这场和会中所具有的基本外交立场是什么?”
陈友仁思考了片刻后说道:“英法两国依然试图维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几乎欧洲各国都普遍相信:和平的唯一保障是在各国之间保持一种力量的均衡,即均势。换言之,安全依赖于均势,而均势来源于制衡。
英国人眼中的均势是国际秩序赖以存在的前提,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而大国追求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国际体系中自身的独立,而不是维护和平,也不是为了维护小国的利益。
英国人认为,为了建构大国之间的均势,小国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须得到牺牲,因此均势是以牺牲小国利益为代价的。
法国人的看法和英国人类似。法国人还认为,与均势原则和强权政治相伴的是外交与国际关系的非道德性和秘密性。主导个人关系的道德原则不应主导国家间关系,外交行为不从属于道德领域,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那样,君主的外交必须基于实力与权谋的双重原则。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
只是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是由英法俄德奥意六国支撑起来的,虽然英国在六国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但是在俄、奥解体,德、意出现较大的政治变革,法国又被打残后,英国已经无力支持维也纳体系。
维也纳体系下运行着三个重要机制:同盟机制、正式国际会议制度、各国赋予国际法以正当性和权威性。这三个机制已经全部被破坏殆尽,难以运行下去了。
这场战争,让旧的国际秩序就突然地、出人意料地、彻底地死掉了。英法虽然还能以胜利者的身份,蒙蔽世界一段时间,但是我认为,很快各国就会清楚的认识到,并不存在皇帝的新衣服。
至于威尔逊总统的外交政策,从其第一任期的中立到第二任期的参战来看,总统阁下想要的并不是一个更加的美好的世界,而是试图将美国从美洲国家变为欧美国家。
总统阁下在巴黎和会中提出的国际合作,实质上就是让世界美国化,而不是让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一部分。而去年他在巴黎大学发表的演讲,也提到过类似的观点。即用美国式的道德标准制定世界秩序,并以此摧毁欧洲的旧秩序。
法国人最为反对威尔逊总统的观点,因为按照美国人的道德观念,法国就不应该向战败国索取任何赔偿,然后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
克里蒙梭甚至公开嘲讽威尔逊总统,他说:造物主需要七天来安排各种生物,其中他最先造的那种生物(人)一出生就相互争斗,而威尔逊用一句有威力的话语就能制造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类,这种人的第一需要是爱和普遍的和谐。
由此可见,英法美三国之间的友谊,并不像外界看起来的这么牢固。”
吴川为其轻轻鼓掌称赞道:“真是一篇犀利的政治评论文章,我建议你可以把这段时间对巴黎和会的观点整理成文,正好可以给外交学院的学生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