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恒宝昆等人接到了哈尔滨的回电，为此恒宝昆召集了山东革命委员会的各委员开了一次会议，将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传达了下去。

电报里主要回复了对于山东革命委员会提出的两个问题，一个关于军队复员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进军徐州还是北上济南的问题。

在军队复员的问题上，中央革命委员会的答复是原则上还是要继续复员，但是鉴于山东地区的特殊性，被反动势力所包围的恶劣局面，因此中央革命委员会表示可以就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复员计划。

而对于后一个问题，电文里的答复就比较明确了。对于进军徐州解除辫子军的武装，中央表示同意，但在解除了辫子军的武装之后是否停留于徐州，则要视乎周边势力的反应。

中央革命委员会认为，山东革命委员会能够把势力扩张到鲁南和苏北地区应该问题不大，但徐州是津浦路的要害，如果对于周边势力和北京刺激太过，则很有可能引发双方之间的小规模冲突，这对于正试图转入和平建设的革命委员会是不利的。

而进军济南的问题，中央革命委员会则明确表示反对，因为北京政府在我方同日方交战时并没有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因此此时对于济南军队动武，出师无名在政治上是失分的。除非济南军队自动让出驻地，则我军可前往进驻。

这封电报对于想要入京的同志打击不小，虽然电文里没有提到关于入京的字句，但是中央革命委员会试图维持北京政权存在的意思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蒋百里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的师兄弟蔡锷后，蔡锷大为不满的说道：“吴川怎么做事如此婆妈，不趁着这个时候出兵北京，等到人心安定下来，下一次再想有这样的机会，可要到什么时候去了。”

蒋百里意味深长的看着他说道：“拥有力量而慎用力量，这正是革命委员会的特点，我以为这个习惯很好。要是我们和袁世凯一样，稍稍有些实力就想着去干涉政治，那么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在人民眼中，我们和袁世凯又有什么不同？就这一决定上，我是支持吴主席的决定的。”

蔡锷略有些惊奇的看了一眼这位，过去这位老同学性格之爆烈还是要超过自己的，想不到现在却也说起了慎用力量之类的话语。不过他很快就把这点惊奇抛在了脑后，一边思考一边在房间内来回走动，蒋百里看着他的样子就知道对方并未死心。

不过他也只能沉默不语，对于蔡锷这位老同学的性格他还是有所了解的，一旦下定了决心就会百折不挠的去做，中央革命委员会的指令对其来说恐怕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而蔡锷想要让革命军向北京进军，其目的也是为了尽快让天下归于一统，避免北洋和革命委员会陷入长期的对峙，而大量消耗国家的元气，蒋百里心里也未曾不赞成这样的想法。

只是，在革命委员会待了这么久，蒋百里从来没有看懂过吴川的做事手段，这个据说是南洋华侨出身的海外留学生，每每行事用策都是出人意料，毫不顾忌国内的传统和政治，但是最终胜利的却总是他。

如果不是今次的战争爆发，过去三年里吴川所坚持的借款修路办厂，引进大量的外国工业技术人员，投资研究飞机、汽车等看似短时间内不大可能给战斗力带来帮助的机器等动作，都将会成为压垮革命委员会的重负。

但是战争的爆发挽救了革命委员会，过去三年里对于基础建设和工业制造的大笔投入，给革命委员会带来了超额的回报。这个回报不仅仅在于战场上，更是在于经济上。和欧洲大战给革命委员会带来的大笔订单相比，在战场上打赢日本人反而成了一个小小的成果。

在日本、德国都留学过的蒋百里，之所以对日本的军事嗤之以鼻，便是认为日本的国力根本支撑不起日本陆海军这样的怪物，日本的军事越是强大则日本距离全体崩溃的时间就越近。但是他对于德国的军事却是心悦诚服的，因为德国的工业足以支撑起这样一只强大的军队。

士兵也许会钦佩一位不断获胜的将军，但是他们只会追随一位能够给他们回报和未来的统帅。在吴川决定让野战军将士按期复员，并拨出巨额资金用于安顿这些复员军人只后，蒋百里认为国内已经没有人会是革命委员会的对手了。

从满清到北洋，遣散军队都是淘汰弱小留下强军，还没有哪一只部队会把手中的精兵强将放回家去的。唯一的一次例外，大约就民国建立后对南军的遣散了，不过这却是袁世凯试图削弱革命党力量的计谋，而且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黄兴，都没有关注过这些被遣散官兵之后的生活。

因此，直到今日为止，不管是旧军还是新军对于遣散一词都特别敏感。在这些军队中的官兵看来，遣散军中将士，其实就是上边不想花闲钱养人了，因此预备把一些老弱病残赶出军队去。对于那些在军队干了一辈子的老兵来说，被赶出军队基本就等于是让他们流浪街头，因此自然是怨气满腹的。

没有一个合理的服役制度，那么哪怕是一开始朝气蓬勃的新军，在十几二十年后也会变得暮气沉沉。因为当军中充满了拖家带口的老兵后，军队也就不能称之为军队了。毕竟，一家之主怎么可以轻易去死？更何况军中的上层职位都被老兵占据之后，新兵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努力的动力了。

北洋新军的堕落，其实就是这一进程的写照。所以不管满清还是民国都陷入了一种怪圈，旧军队无法解散只好练新军，但是新军练上十多年就变成了旧军，不断扩大的军队人数最终又吃光了军费，使得部队难以在装备上进行革新。

革命委员会如今的举动无疑表明了这样两个姿态：革命委员会并不担忧让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返回社会而损失军队的战斗力；而革命委员会也向各界表明自己是有能力控制住军队的，哪怕是刚刚建立了功勋的英雄部队。

而只要把这些复员军人的生活安顿好，那么革命军的将士只会更为忠诚于革命委员会。一个为自己的未来作战的士兵，显然要比为了生活而留在军队的士兵更富有战斗力。所以，蒋百里实在看不出国内其他势力还有什么能力同革命委员会继续抗衡下去，自然他也就不会觉得放弃今次进京机会有多么可惜了。

就在蒋百里想要开口劝说蔡锷的时候，蔡锷却突然停下了脚步转头向他说道：“有了，吴川不是说不准向北动用军队，除非北洋军自己撤退吗？现在驻守济南的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可是段芝泉的老部下了。袁项城免了段芝泉的官职，他可未必还能安心替老袁看守住北京的东南大门了。

而且革命军在莱州会战之后，兵锋正锐。济南上下都是惴惴不安，唯恐革命军回头攻向北京，第一个拿他们祭刀。第五师上下都是山东出身，革命军之前保卫山东时就有不少第五师的官兵来投，我看派人过去加以劝说，未必不能让第五师全员都倒戈过来。”

蒋百里沉默了半响后说道：“松坡，你现在可是北京的人，这么做于你名声恐怕不利。”

蔡锷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说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是民国的人，可不是老袁的私人。当下的中国，好不容易才看到这么一点统一的希望，怎么能够不去争取？

自老袁提出局外中立后，北京就已经没有可能完成统一全国的希望了。不管是西北还是西南，还有谁会觉得老袁是命世之主？北京政府既然保不住中国，那么谁还在乎北京的政令？既然是洋人说了算，那就没必要在自己和洋人中间再加上一个北京政府了。

革命委员会不计较得失，打出了保家卫国的旗帜，还成功的击退了日本人，收回了胶澳等地。此时顺势取而代之，天下还有谁敢不服呢？放过这个机会，那么等到各地被革命军此次战绩震慑的时间过去，他们必然会不顾一切的向列强示好，从而依靠列强的力量来对抗革命委员会。

到了那个时候，革命委员会就算能够胜利，可是我担心国家会陷入长久的内战，导致百万生灵涂炭啊。百里，你难道忘记我们当年去东京求学是为了什么吗？”

蒋百里望着蔡锷锐利有神的双眼，沉默良久之后终于说道：“我当然没有忘记，只是……”

蔡锷不客气的打断了他说道：“没有什么只是，济南那边我去安排，等到济南发电报邀请革命军进驻维持秩序的时候，你支持出兵进驻济南就行。”

蒋百里思考了半天，终究担心蔡锷会自行其事，因此最终还是点头答应道：“好吧，但是你要随时通知我进度，要是事情不顺利就立刻中止，不要强行为之……”

11月27日山东革命委员会公布了张勋所部在鲁南、苏北等地犯下的罪行，并指证张勋部队和日本勾结背叛国家的行动，宣布张勋及其辫子军为叛国者。

11月28日，山东革命军派出了两路人马，一路向徐州、一路向苏北，打起了抓捕张勋清剿叛国者的旗帜。原本就惶惶不安的辫子军几乎未作抵抗，在革命军到来之前就割掉了辫子四散而逃亡了。

张勋连续向北京、南京发电，希望袁世凯和冯国璋出面调停。自从退回徐州之后，他就通过其夫人向北京大总统府上下打点，希望能够保住自己长江巡阅使的位子。

张勋从南京掠夺来的大量财富，倒是在这次打点中大半落入了北京上下的口袋中。张勋6000余万的家产，这次大约花出去了上千万，不过这大手笔的贿赂还是有些效果的，至少袁世凯只是对他下了一封不痛不痒的申饬令，就没有了下文。

但是张勋却没有想到，革命委员会并不肯善罢甘休，不仅要继续追究他的责任，还要解散辫子军。张勋一边给手下的辫子军大力派饷，一边向南京的冯国璋求援，希望对方能够拉自己一把。只是他寄为最大靠山的辫子军根本不敢和刚刚击败了日本人的革命军作战，而冯国璋还在恼恨去年张勋在南京对自己的羞辱，根本没有理会他。

到了12月1日，革命军距离徐州已经不足一日路程。就连他手下的大将也终于忍耐不住，纷纷过来劝说他离开徐州。张勋一开始还很强硬的表现，自己要和徐州共存亡，绝不离开徐州半步。不过他的部下和家人显然并不想和徐州共存亡，在张勋夫人的指示下，张勋的卫兵把张勋架上了火车，然后带着家私和亲族连夜逃亡于天津去了。

12月2日，定武军统领张文生开城投降，其余各处的定武军纷纷南下投靠安徽督军倪嗣冲，鲁南、苏北于是为山东革命委员会所掌握。

12月3日，北洋陆军第十师师长卢永祥带领部队从济南撤往黄河北岸，并发电报给北京称：革命军有借部队出关的名义截断济南后路，然后吞并第十师和第五师的意图。

不过当日下午，第五师从济南发给北京的电报称：他们没看到革命军，但是第十师的擅自撤离，使得城中军心、民心大乱，街上多次出现乱兵劫掠抢劫事件。为了安定济南的秩序，他们只好请革命军进驻济南维持秩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