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工人工作的吴泰虽然支持河南的土地改革应当继续下去，但是对于河南土地改革采取分田到人而不是采取东北或山东的合作社方式感到不满意。

“……蒋艺舟同志在河南推动土地改革最大的问题，还是这个分田到人的政策，把地主乡绅的土地拆成十多亩甚至是只有几亩一份，虽然这样的分法是让那些农民感到公道和满意了，但这不是搞平均主义吗？

根据东北和山东的农业经验来看，土地越是零碎产出就越低，能够投入到市场上用于交换的粮食也就越少。因此小农户越多，地方上的经济就越落后，也就越难以聚集起资本用于改善农田水利、土壤改良、道路建设。

小农户无法向城市提供更多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他们也就缺乏了购买农机和化肥等工业品的资金，最终农村经济就更加凋敝，而城市又会出现物资紧缺，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我认为，河南的土地改革还是要进行整改的……”

听到吴泰的发言，倒是让宋云桐松了一口气。虽然双方的着眼点不在一处，但是有了吴泰对于河南土地改革运动的批评，总算是没有让这场中央委员会扩大会出现一面倒的局面，这就是一件好事啊。

不过李升可很快就为河南革命委员会的土改政策分辨了起来，“吴泰同志的意见用在东北或山东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在河南显然是行不通的。河南的土地改革之所以要分田到人而不是直接建立合作社，因为河南农民对于合作社这种形式并不信任，如果不分田到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起来革命的意愿。

东北和山东之所以能够直接采用合作社的方式把土地集体化，因为东北本身就以移民居多，过去这些移民就是靠着互相帮助才能在东北占住脚，所以他们对于土地集体化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他们知道在东北集体生活总比一个人单干容易。

而山东农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合作社，一个是这一地区本身有着向东北移民的传统，因此他们对于集体合作不陌生。另一个就是，山东许多地区都要大修水利才能把贫瘠的下等田或涝地、盐碱地化为良田，因此他们也愿意接受革命委员会的指导，进行合作社式的集体生产。

但是河南不一样，这一地区本身就比较封闭，各县的宗族和保守势力较强，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地主乡绅的劣绅化，民众之间的激烈内斗，使得富农和中农很难相信土地集体所有这种形式，他们更担心我们是想要借土地改革的名义把他们手中的土地也一并夺去。

所以，河南革命委员会在调研了地方上的情况之后，才决定先把土地分到个人，然后建立几个合作社的典型，宣传和引导小农们把土地自愿合并起来共同生产。虽然多了一道手续，但是至少能够缓和富农、中农对于土地改革的抵触情绪，从而把地主阶层孤立起来。”

吴泰并不满意李升可的解释，他直接向对方问道：“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但是现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了那些贫农之后，他们不也是变成了中农？你怎么能够确定他们就愿意搞合作社？

要是他们还是坚持不愿意搞合作社，那么我们就这样放任不管吗？那么不消几年，这些小农中必然会产生新的地主阶级，到时我们难道还要继续再来一遍土地改革？我看到时候，恐怕阻力会比现在大的多。我们应当坚持集体土地所有制和国有土地所有制，不能和这些小农阶级做什么妥协……”

宋云桐正考虑着是不是应当转换一下思路支持吴泰，他反对河南土地改革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河南农民在土地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那种无序和破坏力，他可以接受东北的国有农场制和私人农场制，也能接受山东地区赎买土地下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但是对于河南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有些接受不能。

在宋云桐看来，这和过去的农民起义几乎没什么区别了。可共和党又不是梁山好汉，不需要搞这种替天行道式的打土豪分田地。这样搞下去，下次工人冲击私人工厂，也要打倒资本家分厂子怎么办？

这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俄国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些人就对共和党和资本家合作办工厂感到了不满，他们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所指导的理论，工人阶级起来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倒资本家夺取生产资料，从而消灭剥削和压迫。

而列宁同志所主张建立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应当带着工人阶级去打倒那些资本家，而不是同那些资本家合作，帮助他们去剥削工人阶级。虽然共和党在同资本家们合作的同时，也在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并坚决取消了雇佣童工和男女同工不同酬等压迫现象，但是对于布尔什维克们所向往的社会主义来说，这些小处的改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之前，如宋云桐等革命者想到的不过是如何推翻满清，打倒这个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帮凶。那么在打倒了满清，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并夺取了东三省的治权后，他们终于不得不开始跟着吴川一起思考，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了。

事实上，包括宋云桐的大部分人，其实和同盟会的大部分成员一开始的想法都差不多，只要打倒了罪恶的满清，之后中国建立起一个效仿西方政治的共和政府，世界各国就不会再以对待野蛮人的方式对待中国人了。

按照某些同盟会成员的想法，只要没有了满清这个洋人的朝廷的禁锢，中国人能够自由自在的发展，自然就可以恢复到从前列强没有入侵时期的生活。因此一开始吴川向洋人大举借债发展东北的重工业时，还是遭到了许多党员的反对的。

只不过，在日本、俄国和北洋的压迫下，这些党员的反对很快就被革命委员会所面临的巨大危机而消失了。日本无理的向山东进军的行动获得了英、法的支持，俄国人还乘机入侵了唐努乌梁海，并试图把外蒙古独立出中国，这些外部的威胁，使得吴川重点发展重工业的规划，最终还是获得了党内的一致支持。

等到欧洲大战爆发，革命委员会又击退了入侵山东的日本，并帮助北朝鲜独立之后，发展重工业的好处开始显露了出来。于是以宋云桐为代表的大多数党员开始认识到了工业化的好处，随即和知识分子中的实业救国论相结合，开始拥护工业化道路。

当然，宋云桐等许多人所拥护的工业化，并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所主张的，夺取资本家的工厂，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的工业化道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厂可以夺取，也没有多少工人可以领导社会各阶层发展生产力。

对于宋云桐等人来说，吴川引入外国资本发展本国的工业才是快速工业化的正确道路。更何况，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后，随着各国物价的快速上涨，东三省在大战之前建设的这些工厂，现在都成为了会下金蛋的母鸡，只要不断的扩充生产能力，就能源源不断的获得海量的黄金，从而把战前建设欠下的巨额欠款都给还上，这个时候还要夺取什么生产资料，哪不是和钱过不去吗？

因此，宋云桐才不希望革命委员会治下的资本家被河南土地改革爆发出来的血腥事件给吓跑。事实上也确实有那么一部分资本家对他委婉的进行了打听，想要知道共和党到底对于他们这些有钱人到底是什么看法，今后共和党是否会把土地改革政策推广到其他方面去。

这就是宋云桐对于河南土地改革问题上紧抓不放，试图暂时中断河南土地改革，以避免东三省的资本家和小地主们在冲击下逃离东北，从而打击到现在东三省蒸蒸日上的经济建设。

只是在他还没有开口之前，之前几日在土地改革问题上都保持沉默的朱和中却突然开口道：“我倒是觉得河南土地改革还是利大于弊的。

我昨天刚收到一封电报，河南的征兵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了。和东北、山东的农村征兵工作相比，河南农村，主要是那些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县，对于报名参军是最积极的。

我们在河南征兵的名额和报名人数相比，已经超过了1：10几，东北大约是1：3，山东是1：5，虽然这和各地的征兵名额不同有一些关系，但是河南作为一个新解放的省，甚至还没有全部解放，已经出现了这么多踊跃参军的人员，这足以证明土地改革在当地确实是受到了农民阶层的拥戴的。”

宋云桐顿时不想说话了，代表军队的朱和中一般不会在政务上轻易表态，如果表态的话一定是获得了吴川的暗示。果然，在朱和中发表了意见之后，吴川便清了清嗓子说道：“那么我也说上两句，关于河南土地改革的问题，我们也讨论了三、四天了，我看也该有个结论了。

过去这几天里，各位委员同志发表的意见，我以为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还是应当先抓主要矛盾，然后再去理会次要矛盾。

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一部分资本家和地主的担忧吗？不，是如何获得更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支持。我国是个农业国，关内十八省占据了总人口的八成以上，而农业人口又占了近9成。在这样的农业社会中，我们不可能既讨好农民又讨好地主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一边倒。

要么获得地主的支持，要么获得农民的支持。选择前者的话，我们还起来革命做什么？满清不就是地主阶级最大的代表吗？所以我们只能选择农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