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北洋政府颁发《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废除了历代以来的9品18级文官制度，但依然保留了文官等级品位分类制。该法将行政官员分为了特任官、简任官、荐任官和委任官4级，除了委任官由主管长官直接任命外，其他三类都必须经过大总统任命。

1914年12月15日，北洋政府又公布《文官任职令》，将所有文官（包括司法官）一起列入4级序列，算是彻底废除了历代官吏之间泾渭分明的局面。

虽说袁世凯对于官制的修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其大总统的职权，但是在客观上却也废除了历代封建官制遗留下来的恶政。

比如，满清时期在地方上的衙前小吏，这些人正经登录胥吏名录的其实不多，大多数是无有俸禄的白手，但是他们在乡民面前却代表着官府，因此常常依仗着胥吏的身份敲诈百姓。

光绪朝的游百川就说过：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不下四五百人。因此郭嵩焘曾说过：本朝实与胥吏共天下耳。

其次则是幕宾，也就是俗称的师爷，清代凡官员必有幕宾替其掌管钱粮、刑名和公文诸事，没有幕宾的官员，在官场上是没法干下去的。

因此，满清时虽然号称911名国人养一名官吏，但实际上是远远超过的。袁世凯颁发官制废除了这些恶政，也算是表面上极大的减轻了民众的负担。

比如民国建立之后，县衙六班公房改为县公署二科、三科或四科，二科者：总务、财政；三科者：总务、内务、财政；四科者：总务、教育、财政、实业。县公署内再无白手和幕宾，皆为国家财政给养之官员或公职人员。

无锡县，公职人员不到300人，整个县的人口超过90万人，相当于一名公职人员管理着3200余人；河北盐山县公职人员38人，全县人口14.8万，相当于1名公职人员管理着近3900人……

通过以上这些县的数据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民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除了靠近通衢大道的大城市外，较为偏僻的地区，县公署只能依赖于地方乡绅对地方进行治理，若是当地乡绅势力较为强势，则县公署几乎无公可办。

我们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推动的土地改革运动，除了在经济上打击了地方豪绅大户之外，也取得了对于地方势力在政治上的打击。但是，在对地方豪绅大户的打击之后，乡村也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如果我们不能尽快的填补这一权力缺失，那么不是被地方政府窃取了我们的果实，就是有新的地方势力的崛起。

有鉴于此，我们经过了充分的调查和考量，认为应当在县一级建立革命委员会监督地方政府施政，并直接对乡村进行控制。对于乡村的控制，实质上就是建立新组织以取代过去地方豪绅大户在乡村扮演的角色。

那么这些地方豪绅大户过去在乡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类：协助政府征收赋税，调解村民之间的纠纷，对于地方公共事业的领头发起作用，代表政府向村民宣告政府颁发的法令政策和组织劳役、兵役等。

因此我们认为，在最基层的乡村应当建立以集体合作社为核心的行政村区域，然后在行政村和县一级革命委员会之间建立沟通上下的行政机关，比如乡、镇机关。

这些乡镇机关应当设立：生产合作、文教卫生、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司法调解等工作委员会，考虑到财政上的压力，工作委员会最好不要超过7个，个别中小地区的乡镇可以采取兼职方式压缩部门。按照现在关外每名公职人员对应600名群众的比例，我们应当分阶段的增设编制，使关内的公职人员及群众比例接近这个比例。

另外，行政村的干部建议以不脱产为好，乡镇干部则视情况而定……”

听完了计划委员会委员杨铨的汇报后，吴川并没有立刻发表什么意见，而是转头向坐在另一边的梁廷栋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梁廷栋思考了一下之后说道：“就行政编制方面我没什么意见，但是对于干部的培养上我觉得，现在的方式存在着不小的毛病。我们现在过于注重对青年学生和军队干部的培养了，对于工人干部的培养完全不够，这恐怕很难体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而城市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对于农民和工人出身的党员干部颇有居高临下的作风，认为这些党员干部缺乏知识和文化素养，完全不能胜任专业的工作，让他们负责一项事业，就是外行领导内行，错漏不断。而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则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完全是官老爷的作风，是在搞知识分子的小圈子。

我认为双方的分歧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恐怕会造成党的内部分裂。就比如说这次华北地区的土地改革，我们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同时也爆出了不少问题。

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干部在土地改革运动当中显得过于理想化和天真化，因此常常出现了被地主豪绅蒙蔽的现象；工农出身的干部虽然对土地改革运动充满了热情，但是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又往往会不自觉的扩大打击目标，从而偏离了中央所制定的土地改革总路线。

而土地改革还只是阶段性的任务，我对于新的行政体系建立后，这一体系下是否能够真正的弥合内部党员干部的分歧，和确保我们的干部是否能够完成中央所要求的工作，我感到有所焦虑。”

吴川只是注视了一会梁廷栋，又看向杨铨问道：“杏佛，你怎么看廷栋同志所担忧的事？”

虽然在1910年就加入同盟会，也在东北独立后第一时间加入了革命委员会，不过杨铨对于社会主义并没有过多的了解，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倒是对于美国政府的行政系统颇感兴趣，花费了不少精力进行过研究。

因此对于吴川的提问，他第一反应并没有往政治上进行考虑，而是直接从行政组织上进行了思考，因此他不假思索的就回道：“外行领导内行，这在国外本就是一个普遍现象，比如美国的各行政部门几乎都是外行领导的，上一届的海军部长被任命前不过是一个记者而已。

更何况，我国的共和体制也好，革命委员会体制也好，过去从来没有在中国出现过，对于所有人来说这些体制都是新事物。哪怕有些人在国外研究过共和体制，他们也不过是盲人摸象，未必就真的对共和体制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因此，我认为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现象，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消灭这种现象，而是如何规范外行领导内行的行为，使之不脱离组织的施政目标。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完全可以仿照美国政府的行政体系，对于组织的领导方式建立起一套行动规范。比如，我认为：第一部门领导不能越过下级发号施令，对于一个不了解部门业务的外行来说，这是制造一系列问题的开端；第二部门领导应当承担起和其权力相对应的责任，不能把自身的责任推给下级；第三……”

“第三是什么？”听到杨铨突然停顿了下来，吴川下意识的追问了一声。到底还是年轻气盛，杨铨终于还是没有管住自己的嘴说道：“个人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我以为这是组织能够正常运转的前提。”

一旁的梁廷栋瞄了一眼杨铨，但并没有说话。吴川只是沉默了数秒便点了点头说道：“杏佛说的这三条组织原则，我看确实可行。我的建议是这样，第一党校内要增加行政管理的相关课程，这一课程的教科书，杏佛你可以组织人编写一本，到时交给我审核；

第二党内现在存在的这种分歧，我看还是处于人民内部的矛盾，解决这样的矛盾要依赖于政治教育和风气整顿，廷栋，你和周泽春委员碰一碰，要求各党支部开展一场批评和自我批评运动，先进的同志要帮助落后的同志解决思想问题。同志们的帮助还解决不了的，组织再考虑出面挽救，组织也挽救不了的，那么就只有劝退。”

梁廷栋和杨铨都是心头一惊，梁廷栋虽然是最先提出干部问题的人，但是对于吴川的果断作风也还是有些打鼓的，虽然他提出问题的意图就是希望能够让吴川拿个主意。

就在吴川办公室内的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张云荣敲门进来向吴川报告道：“马上就五点半了，您和周树人先生约定的晚宴时间快到了，要现在准备车子吗？”

吴川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便向着两人说道：“你们晚上要是没事，不如和我一起去吃饭。”

对于吴川的邀约，梁廷栋想了想才回道：“太炎先生在不在？他在我就不去了，他现在一见到我就想让我给他拨款修文学院的教学楼，我真吃不消他。”

吴川只能摇着头对杨铨问道：“那么你呢？”

杨铨也赶紧摇着头说道：“我得尽快回去把今天的讨论结果整理出来，然后编制正式报告提交中央委员会审核。”

吴川于是便放了两人离去，自己带着张云荣去厚德福饭店了。周树人来东北已经有10多天了，从沈阳开始他就一站接一站的对东北城乡各中小学校进行了考察，虽然只是走马观花，但是他也看出了不少东西。

抵达长春后，他除了拜会自己的老师章太炎之外，便是拜会了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领袖吴川，应该来说同吴川的见面他还是感到比较舒心的。

虽然吴川没有立刻答应他提出的教育发展计划，因为东北的财政年度是从今年三月到来年三月，和北京的从今年六月到明年六月不同，革命委员会今年的预算早就已经计划好了，没办法再进行大的调整了。周树人能够看得出吴川并不是在搪塞自己，因为这一路的中小学校基本能够确定共和党在教育上的投入确实比北洋政府肯花钱。

对于看的入眼的人，周树人还是肯放下身段应酬一二的，因此这一晚上的聚餐也算是宾主尽欢了。吴川难得放松一晚，没有再考虑什么政务，当然在周树人和章太炎谈起魏碑和古籍时，他也只能乖乖的坐在一旁倾听了。

第二天一早，他略略起晚了一些，这个时候宋云桐已经上门了。吴川稍稍洗漱了一下，就在餐厅里和宋云桐碰了面，他一边喝着玉米粥，一边问道：“今天怎么这么早过来？”

刚刚喝了一碗粥的宋云桐舒服的晒着早上不甚热烈的阳光，向着吴川说道：“我一会要去沈阳，检查一下辽宁的财政和税收工作，所以想着先把工资调整计划报给你。”

吴川一边取过炸的酥脆的油条，一边说道：“那你先简单的讲一讲吧，一会我慢慢看就是了。”

宋云桐于是从皮包中取出了文件，翻开后念道：“今次的工资修改，主要是针对军队和政府部门，也考虑到了全国统一后的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工资体系更改为行政24级，24级为最低，参照对象是政府部门的初级办事员和军队中的准尉，月薪为28元……最高一级，参照对象是总统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月薪566元。

工龄工资和军中对应级别的供给制依旧保存，总的来说军官的工资增长幅度不大，不过政府部门的工资有较大的增长。不过通过对批发价格和工人工资增长的情况加以对照，财政委员会认为这样的调整应当是可以接受的，而从我们的财政状况来看，也是负担的起的。”

吴川歪着头心算了一下，才说道：“我记得没有调整之前，最低一级和最高一级的工资好像没超过10倍，这调整之后已经超过20倍了？”

宋云桐只能苦笑着说道：“可是和北洋的官俸差别相比，我们已经进行了相当的压缩。袁世凯给自己定的年俸是36万，此外一年还有公费150万元，交际费54万元；给副总统定的是年俸12万元，一年交际费24万元；国务总理月俸1500元，各部总长月俸1000元；简任官12级，从600元到50元；县内的办事员是8-10元。

就算主席您克勤克俭，但是也应当照顾一下这些旧体制的官员啊，因为我们现在还用的上他们。现在这个工资表，已经是尽量的增加底层公职人员和削减县知事以上人员的工资数额了。”

吴川沉默了下去，很快就问道：“那么财政委员会把我定了几级？”

宋云桐刚想说一，但到了嘴边却说道：“定了2级。”

吴川摇了摇头说道：“2级也高了，定3级吧。说实话，在这个位置上我要这么多工资干嘛，想花钱都没机会。”

宋云桐有些愕然，虽然知道吴川说的是事实，但他还是劝说道：“袁世凯宣布节俭，也不过是把月俸按照八成实发，公费降到月支4万，您如何连个2级都不能拿？”

吴川不以为然的说道：“我可不是袁世凯，我也不愿意学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