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旅顺工科大学的校长，富田忠诠同时还是关东厅的一名官员，他很快就明了林权助的想法。他举办一个隆重的入学仪式，以表明关东厅对于这所大学的重视，又召回了今年毕业生中的优秀分子，让这些中日毕业生给入学的后辈加以鼓励，以表明学校除了学业之外，也同样重视中日亲善关系。

不过作为金州本地人王永江却不会被富田校长所安排的仪式所感动，能够被日本人感动的亲日分子不是移居日本了，就是被革命委员会给镇压了。甲午战争之后先不提，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南满强行购地、抢矿的种种举动，已经彻底让南满地区的中国人对日本失去了所谓同文同种的归属感。

特别是在革命委员会的一系列宣传中，日本已经从所谓的友善邻邦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海外大敌。从唐朝的白江口入侵，万历时期的侵朝战役到甲午之战，都是日本试图踏上大陆的野心迷梦，把日本当成是东亚友善邻邦，那么中国就是下一个朝鲜。

不管王永江对于这样的宣传是否相信，他也清楚自己应当接受这样的宣传，否则在革命委员会之内就不会再有他的位置。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没有立刻站队，本是想着以自己的才能，不管谁上台都是可以一展身手的，因此没必要在大势不明时表明自己的立场。

事实上，当时革命委员会要是只针对满清的话，他说不定就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了。不管他和袁金铠的关系多么好，也不可能为一个日暮西山的王朝陪葬的。在哈尔滨和武汉两地先后爆发革命之后，处于南北夹击之下的北京显然是回天无力的。

但是，革命委员会不过才占了北满就急不可耐的对日本驻南满护路军下手了，这就让南满的一些士绅商人难以下注了。王永江当时觉得，革命委员会这么鲁莽恐怕大事难成，因此就选择了继续观望，这一观望就让他错过了加入革命委员会最好的时机。

谁也没能想到，革命委员会居然击败了日本增援南满的部队，并迅速占据了整个东北地区。而王永江所自负的才能，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力面前也掀不起半点浪花。农业时代，个人才能也许能决定事情的成败，但是在工业时代，组织才是一切。

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其实应当是最能体会的到的，因为甲午战争就是一场组织对个人的对战。号称重臣的李鸿章所建立的北洋水陆大军，在按照了西法组织起来的日本军队面前，宛如儿童和相扑运动员之间的较量。

假如没有张榕拉了他一把，那么王永江觉得自己最好的归宿大约就是去学校教书去了。因为不在组织之内，他就无可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毕竟革命委员会可不是满清，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已经让从前的乡绅几乎失去了直接干涉地方事务的权力。

见过了旅顺工科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又听了关于这些毕业生对于新入学后辈的鼓励演讲，王永江也被富田校长邀请上台对着本校的学生说上两句，以资鼓励。

王永江也没有推辞，爽快的接受了邀请上，站在演讲台上的他望着下方就坐的学生们扫视了一眼，数千名学生整齐的坐在那里，就是乌压压的一片人头，几乎看不出什么人的面貌来。

王永江很快就收回了视线，调整了下思路后开口说道：“今日能够过来参加工科大学的入学仪式，确实是一大收获。因为从在座的诸君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和日本的未来。

正如吴川主席所说：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在于她有多大的领土，多少军队和军舰，也不在于这个国家有多少政治家和富豪，而是取决于这个国家究竟有多少工程师。

我国东三省登记在册的工程师大约是2500多，差不多每一万人里有1个，而东三省是我国工程师最为密集的区域，假如平均到全国，估计10万个里面有1个就不错了。

而在美国，每100人口中就有2.5个工程师；德国是每100人口中就有5个工程师。和这些欧美国家相比，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差距是250-500倍……”

坐在下方坐席前排中央的林权助侧了侧头，向着身边的富田忠诠问道：“你怎么看那位吴川主席的言论？听起来似乎是倾向于实业救国论的理念。”

富田忠诠沉默了数秒后回道：“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其实很不错，能够制造出先进的军舰大炮的，终究还是人。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普通人或普通工人出身的技术工人已经很难去理解技术进步所创造出来的机器了，只有掌握了专业知识的工程师才能设计和建造这种先进的机器。

所以，工程师的数量决定着一国之技术高低，这话是真诚的。不过我并不认为工程师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毕竟再好的机器也是需要人去使用的。只有当国民万众一心的去报效国家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前途才是无限光明的。

我以为，那位吴川主席固然是一时之人杰，但是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脱离中国人的陋习，过于看重物质而轻视人的作用了。和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才能培养起来的工程师相比，让更多的普通工人忘我的奉献自己，才是追赶欧美列强的光明之路。”

对于富田忠诠的看法，林权助不置可否，对方虽然是旅顺工科大学的校长，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日本官僚。对方在教育问题上支持对中国人开放，显然就不认为中国人学了这些西洋学问就会强大起来，倒是将吸引中国学生报考旅顺工科大学当做了扩张帝国在中国年轻学生中影响力的机会。

他望着台上正在讲话的王永江片刻，随即又向富田问道：“那么本年度贵校的毕业生都去了哪里，学校有了解过吗？”

富田忠诠马上小声的回道：“除了少数毕业生回国深造和返回故乡之外，大多数人都留在了南满和关东州工作，大约为本届毕业生的四分之三。前往南满工作的毕业生和留在关东州的毕业生之比，大约为4：1的样子。”

林权助终于把头转了过来，正视着富田的眼睛问道：“怎么去南满的毕业生有这么多？难道关东州没有地方容纳他们么？”

富田苦笑了一声说道：“关东州确实没有这么多公司能够容纳他们，不管是大连造船所还是沙河口的车辆制造所，能够接纳的毕业生总是有限的。本校毕业的学生又不是学习法律和政治的，因此就算是日本毕业生也不肯去关东厅谋个职位，他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学以致用。

但是之前关东州地位不明，因此许多日本企业都缩小了在关东州的投资，或是干脆搬回了国内去。至于那些胆子比较大的企业，又因为大连的电力、煤炭和原材料都比南满要贵，因此大多搬去了沈阳、营口甚至是隔壁的金州。

既然日本企业都搬离了关东州，求职的日本学生自然也只能跟着去南满了，至于那些中国学生就更加不会留在关东州了，这里除了少数中国企业和中日合作企业之外，其他日本企业对于中国人都是持歧视态度的，而在南满他们就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林长官，光是在学校里谈日中亲善是不够的，如果日本企业继续这种对中国人的歧视性对待，那么即便他们在学校里亲近于我们，到了社会上经历了几年也就变成反日分子了。更何况，要是连我们教育出来的学生都不愿意替日本企业服务，我们还怎么期待他们为大日本帝国服务呢？”

林权助沉思了片刻后说道：“关于日本企业的问题，我回大连之后会找相关人员谈一谈。既然我们不可能用武力征服这里，就不能不采取怀柔的措施……”

王永江演讲完毕，富田忠诠上台做了致辞，1917年度的入学仪式终于宣告结束。礼堂内的学生们起身恭送了林权助、王永江等中日官员的离开，随即在班级指导老师的安排下规规矩矩的按班级次序离开了座位。

至于那些被邀请回来的毕业生们，则不必如这些学弟们那么守秩序了，他们三三两两的从礼堂侧门离开了。平田五郎、小野贞藏、张文涛、白文武四人是毕业生中关系较为密切的，因此四人离开学校后就相约去海边转一转然后再去会餐。

工科大学距离海边也就不到1里地，四人走到了海边的石堤上，看到远处的老虎尾滩，不免就停下闲聊了起来。四人稍稍聊了几句，小野贞藏谈了谈自己在大连造船所的工作，张文涛和白文武则讲了讲沙河口车辆制造厂的忙碌，唯有平田五郎沉默不语。

张文涛不由向他问道：“平田，大连邮政局的工作怎样？”

平田五郎想了想说道：“我来之前已经递交了辞职信了。”

三人都有些惊讶的向他询问原因，平田五郎望着远处的老虎尾滩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后说道：“我是学无线电的，可是在大连邮政局只能发发电报，这不是我的志向。我打算下周去一趟哈尔滨，听说哈尔滨通讯器材公司在招聘关于无线电的人员，我想去碰碰运气……”

三人顿时沉默了下去，小野贞藏犹豫了一下后说道：“哈尔滨通讯器材公司是东亚第一的无线电制造公司，据说除了销售部门对日本人开放外，技术部门中还没有招募过日本人呢。”

平田五郎回头看了三人一眼，用力点了点头说道：“我知道，不过这一次的招聘并没有对日本人做出限制，所以我想去试一试。假如不行的话，那么我打算在哈尔滨找一找无线电维修方面的工作，日本在这方面至少落后了中国5年以上，除了军队还没有哪家商社投资无线电制造的，学校里教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用，我希望能够去哈尔滨学点真正有用的，然后回日本开一家无线电方面的制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