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9月28日，哈尔滨呼兰区的第一化工厂内一片欢歌笑语，这座建于1913年的化工厂正在为厂内第三套硫酸制成设备落成进行剪彩仪式。

30出头的奥地利工程师克利姆特作为这套制成设备的主要设计师，被邀请参与了剪彩。对于克利姆特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惊喜，毕竟他现在的身份还是一名战俘，他并没有想过自己还能获得这样的荣誉。

截止1917年8月，俄国在东线俘虏的战俘达到了230万人，其中210万战俘是来自于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些战俘大多被送往了西伯利亚、远东和中亚安置。

到了1917年6月为止，约有32万名战俘安置于鄂木斯克、伊尔库茨克和阿穆尔军区，远东地区天寒地冻，俄国人又不给战俘足够的饮食和御寒衣物，对于不适应这里酷寒气候的德奥战俘来说，无疑就是一场谋杀。

如果不是1915年革命委员会同阿穆尔总督区开始大规模开发小兴安岭-布列亚山铁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建设矿区和矿区到佳木斯之间的铁路，使得阿穆尔军区突然发觉这些战俘不仅不是负担还是一笔可以变现的财富，估计还有大量的德奥战俘会默默无闻的在战俘营中冻死饿死。

和在俄国人的战俘营中缺衣少食的生活相比，替中国人工作的德奥战俘至少获得了食物、保暖衣物和有效的治疗。在北京和同盟国断交之前，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官在视察了革命委员会为本国战俘提供的待遇后，也认为革命委员会已经竭尽所能的救助了这些战俘。

而如克利姆特这样有专业技能的战俘，更是直接脱离了战俘营的管制，拥有了独立的房间和相当不错的报酬，他的报酬不仅可以负担自己的日常用度，还能积蓄下一部分。对于那些从俄国人可怕的战俘营出来的战俘们来说，这简直是天堂一般的待遇。

并不是没有人想要趁机逃离东北就此归国的，不过德国外交官劝说他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比较好，因为德国在华的侨民和那些中国人从俄国人手中租借的德国战俘足足有七、八万人，德国政府并不希望因为救援了一两百名战俘而让其他人遭到针对性措施，更何况协约国对于德国的船只和侨民特别的敌视，他们也难以确保这些战俘能够安全的返回国内，因此还不如让他们待在和德国关系密切的东北境内更安全一些。

至于奥地利人，随着战局的发展，奥地利政府甚至连国内的民众都快要顾不上了，更何况是这些远在东亚的战俘。因此对于逃到天津的奥地利战俘，奥地利领事馆采取了闭门不纳的态度，不仅不给他们提供返回国内的帮助，甚至连食物和住所都不提供。

如果不是革命委员会派兵进入天津，打断了一群奥地利逃亡战俘的计划，奥地利驻天津领事馆估计将会成为第一个为本国公民在海外攻击的驻外机构了。

因此到了1916年下半年之后，在东北的德奥战俘已经没有人想要在战争结束前返回国内去的想法了，大家都安心的在东北工作着，等待战争结束之后安全的被遣返。特别是到了1917年初，得知了协约国对于同盟国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海上禁运之后，在对协约国政府的痛恨之余，德奥战俘们倒是更加努力的工作，以期待能够在战争结束之后，带一些积蓄回国去重建家园了。

虽然1917年东西两线协约国都遭遇到了失败，但是处于战场之外的德奥战俘们获得的信息可比国内的同胞们全面的多，特别是对于美国在宣布参战后动员起来的人力和物资，在革命委员会的报纸和广播中都讲述的非常详细了。

在这些报纸和广播的分析中，同盟国已经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即便德国继续在东西线获胜，甚至于俄国直接退出战争，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之后，协约国的人力和物资已经压倒性的战胜了同盟国，而柏林现在最好的出路就是在还占据战场上的优势时赢得一个体面的投降，而不是期待什么和平协定。

当战争还没有分出胜负之前，哪怕是已经成为了战俘，这些德国人和奥匈帝国人还试图保卫帝国的荣誉，但是一旦意识到帝国的失败已经不可避免之后，战俘们顿时就开始转变了思想，表现出了厌恶战争和憎恨发动战争的皇帝了。

克利姆特正是其中的一员，从为了皇帝而战到赶紧结束该死的战争，他仅仅用了不到三周就转变了自己的认识。当然，他也不能否认，战俘营中刊印的那些小册子和报纸，确实极大的促进了自己思想的改变，开始把这场战争看成了各国资本家对于无产阶级力量的一次大谋杀。

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为了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和把这场战争看成是统治阶级对于底层民众的谋杀，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来说简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即便是刚刚被中国人从俄国的战俘营中解救出来，克利姆特也只是对于中国人有所感激，但并没有消除欧洲人对于中国人的偏见，比如中国人只适合干体力活之类的观点。

等到他接受了部分社会主义的观点之后，他顿时觉得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当联合起来，把贵族和资本家都送上绞刑台，世界才会变得安宁和平。而在这样的思想改变之下，原先为了报恩而替中国人工作，顿时变成了更有主动性的帮助中国社会主义者建设国家，壮大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工作。

正因为他的这种主动性，克利姆特才会被革命委员会赋予了越来越大的责任，比如研发改进第一化工厂的这套接触法生产硫酸的装置。

1881发起，德国巴登苯胺纯碱公司的R·克尼奇对接触法进行了历时10年的研究，在各种工艺条件下系统地测试了铂及其他催化剂的性能，并在工业装置上全面解决了以硫铁矿为原料进行生产的技术关键。

1906年，美国人F·G·科特雷耳发明高压静电捕集矿尘和酸雾的技术在接触法工厂获得成功，成为净化技术上的重要突破。

1911年，奥地利人C·奥普尔在赫鲁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套塔式法装置。六个塔的总容积为600m，日产14t硫酸（以100%HSO计）。

1913年，巴登苯胺纯碱公司发明了添加碱金属盐的钒催化剂，活性较好，不易中毒，且价格较低，在工业应用中显示了优异的成效。

在巴登苯胺纯碱公司转让的技术和设备下，1914年哈尔滨第一化工厂就完成了第一座5塔式装置，日产硫酸12吨。战争爆发之后，德国工厂无法继续提供关键设备，革命委员会同美国方面合作，于1915年在长春建成了由一个脱硝塔、两个成酸塔和四个吸硝塔组成的七塔式装置，在酸液循环流程及塔内气液接触方式等方面有所创新，提高了生产效率。

而克利姆特所负责改进建设的这座七塔式装置，则是把昂贵的铅材替换为了革命委员会自己能够生产的钢材，这一套装置的成功，使得革命委员会不仅完全掌握了接触法生产硫酸，还拥有了量产塔式装置的能力。

硫酸在三酸两碱的化工基础原料中占据了第一重要的地位，大量的廉价的硫酸不仅能够极大的降低其他产业的生产成本，还能够促进其他产业的生产规模。

比如对于化肥的生产，硫酸就是最为不可缺少的原料。1吨普通过磷酸钙需要消耗360公斤硫酸，1吨硫酸铵需要消耗250公斤硫酸，而这两种化肥现在就是东北能够生产的主要化肥品种。每吨化肥大约能够增加3吨到7吨粮食，效果远比豆饼等农家肥要出色的多，随着大规模化肥生产成为可能，原先用作肥料的豆饼倒是可以更多的用于饲料当中去了。

正因为如此，革命委员会对于此次建成仪式相当重视，工业委员会的委员不仅亲自到场，还特意邀请了身份有些尴尬的克利姆特参与了剪彩仪式。

只不过让第一化工厂领导和工人们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吴川居然和工业委员会的宾步程委员一起到了现场。于是剪彩仪式就变得更加隆重了起来，第一化工厂的工人们不是受益于革命委员会大办教育的第一批中学毕业生，便是辛亥革命之后退役的革命军士兵，天然就是吴川的支持者。

因此每一次吴川来第一化工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工人围上来想要和吴主席说上几句，说什么倒是不重要，哪怕是问候了吴主席一声，得到了回应，这些质朴的工人就很开心了。毕竟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现在的生活已经让他们觉得没什么可求的了。

已经多次历经了这样场面的吴川，驾轻就熟的和工人们打着招呼，然后询问了一些安全生产和工人的福利待遇问题，和厂里的领导们交流了对于厂内子弟学校及工人们的军事训练情况，这才离开了热情的工人群体，开始观看起了新设备。

在询问了一些关于设备的问题之后，吴川忍不住向身边的宾步程问道：“现在用接触法生产硫酸的产能有多少了？总的硫酸制造产能又达到多少了？”

宾步程心情舒畅的回道：“到今年年底，接触法制造硫酸的产能大约能突破30万吨，加上铅室法等制造硫酸的产能，预计总的产能可以上50万吨了。工业委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停建其他落后的设备，主要投入到接触法生产，两年内再上30万吨的塔式装置，从而彻底完成硫酸自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