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李仪祉这番话，吴川也是沉默了许久，东北的快速发展可不仅仅在于外来资本和技术设备、外国专家、技术工人的输入，国内各地的知识青年向东北的汇聚也是推动工业发展的巨大动力。

毕竟在辛亥革命之前，全国的小学生也就100多万，中学生几十万，大学生只有数万。虽然1914年德国综合大学的学生也就6万人，但是中国的大学生学的都是文学和法律，很少有学习理工类的。

至于此时的美国，虽然其大学教育欧洲人并看不上，但是1914-1915年度的招生人数已经突破了40万人。哪怕美国的大学教育和欧洲差距较大，光是这个基数已经足够让优秀的人才涌现出来了，毕竟这个时候的美国大学并不热衷于商业和法律教育，而是热衷于研究科学。

从1912年到1917年，吴川通过借贷普及东北的小学教育，也不过才将东北8-11岁儿童的入学率提升到了88.7%，去年小学入学人数为88万人，初中入学人数为30万人，高中及中专入学为19万人，大学入学人数为3.5万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东北的教育普及率刚刚达到一个工业社会的初步阶段，已经可以为东北的工业输送合格的受教育工人了。但是相比起美国、德国这样的先进工业国，东北的教育程度却又差的远了。

虽然在吴川看来，眼下东北的义务教育体系不过才建立了一个雏形，远远不能同欧美这些工业国家的教育体系相比，但是对于李仪祉这些从关内来的知识分子来说，东北这样的发展速度实在是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也冲击了他们原本对于工业化的固有印象。

工业化这个词语固然是他们来到东北之后才接触到的，但是对于欧美先进的工业，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脑子里还是有着深刻印象的。当然，他们脑子里的先进工业，只有一个个巨大的钢铁造物，还没有形成一种工业体系的概念。

哪怕是李仪祉这种学有专长的理科生，归国之后也是想着要修缮几条河流，造福中国的农业。毕竟在他游学欧洲的期间，他发现没有一个先进的工业国没有发达的水利设施，而有着发达的水利设施就有着发达的农业。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水利事业却极为荒废，因此决定投身于中国的水利事业。

如果不是想要来东北看一看另一种革命的成果，原本他归国后是准备追随孙中山的。但是来东北之后，东北对于农业的规划和工业支持，使得东北的粮食亩产和总产量都在逐年上升，他这才发觉想要发展农业，光修几条水渠和水库是不够的。电力排灌、化肥农药、机械农具、良种和农业人才，只有在这样的工业支持下，才会有一个发达的农业。

不仅仅李仪祉有了这样的认识，来自关内各省的革命志士也在东北的生活中真切的感受到了什么叫工业化。他们过去之所以跑来东北，是因为关内的革命陷入了低潮，反动势力的反扑导致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但是随着袁世凯的去世，革命委员会势力的扩张，这些革命志士觉得此时再返回家乡已经有了一定保障，他们就不愿在东北继续安逸的生活，而试图返回家乡去继续促进革命的浪潮了。

对于这些革命志士的焦虑心情，吴川心里其实能够理解。虽然他和这个时代的故乡没有多少情感上的联系，但是在国外的时候，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也还是把归国革命放在了第一位。因为他很清楚，国外即便再好，终究不是自己的地方。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即便身在国内，家乡也还是和其他地区有区别的，毕竟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更讲究根源。哪怕如北洋的那群武夫，在南方烧杀抢掠的同时，在故乡却也是愿意修桥铺路的。

“只是，东北的教育和工业化是不可复制的。假如没有这场战争，东北根本还不起这笔债务。”吴川默默的在心中说了一句。

不过他很快就调整了自己的思路，先是挥手让周边的人离开一些距离，这才对着李仪祉说道：“我能够理解你和一部分同志的心情，但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有着其自身的逻辑，我们也可以把它描述为一种客观运行的规律，违背了这种规律必然是要受到惩罚的。”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李仪祉有些疑惑，虽然他来东北之后对于政治理论有所理解，但是他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感冒，认为研究这些主义还不如多研究些实际的问题，毕竟他的家族也是关中名门，正处于被布尔什维克打击的对象。

不过既然吴川主动对他提到了这个问题，李仪祉也就顺着对方的意思问道：“究竟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违背它就要受到惩罚？难道我们就不能打破这个规律吗？”

吴川盯着对方的眼睛沉吟了片刻，方才组织着语言说道：“资本的基本逻辑只有一个，就是满足资本自我增殖的欲望，所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其终极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追逐利润。

为了满足资本自我增殖的欲望，资本控制下的工业体系就必须满足，利用最小的成本，赚取最高的利润。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一工业体系就会自动的压低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的价格，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在市场上赢得正常价格下的超额利润。

你刚刚说的很对，革命委员会对于东北的投入其实已经太过了，中国其他地区也需要工业，也需要发展，也需要改变落后的面貌，但是这不是资本的逻辑，资本只会投资在有利可图的地区。东北越是发展，这里的投资回报周期就越短，资本的回报率就越高。

而且，这场欧洲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将会进入一段和平期。在和平时期，想要发展工业，必然是交通便利的地区最为适合工业投资。事实上，如果我们的国力再强大一些，能够确保沿海地区的安全，那么依托长江的长江三角洲和依托珠江的珠江三角洲，才是更加适合发展工业的地区。

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一规律，那么世界其他便利地区的工业就会以更加低廉的成本击败我们的工业。我想你也清楚，没有市场，光有工厂是无用的。

以我们现在的工业能力，还没有能力完成工业的内循环，我们需要向外进口各种机器，才能满足工厂的消耗，而进口机器是需要外汇和黄金的，如果不能出口工业品换取外汇和黄金，我们就得向外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以当前世界的农产品出口来看，我们竞争不过美国和俄国的农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村需要付出更多。

以我国落后的农业技术和庞大的人口，这种付出就等于是人为的饥饿。所以，只要没有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只要我们需要来自资本主义强国的资本和技术设备，那么我们最好还是按照资本主义的逻辑发展工业。从平衡的角度来说，工业不能集中于东北，但是从资本的逻辑来说，工业越是集中，其所带来的投资成本下降是以倍数计算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点工业资本当成芝麻撒在大饼上，只能集中使用……”

李仪祉在心里琢磨着吴川说的这些话，能够把其他人遣开和自己说这些，他知道吴川至少说的是真心话，如果再加上之前对方否决了革命委员会其他委员们进京的要求，他就能够听明白，吴川还是在强调共和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重心还是会放在东北。

“您刚刚说了这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那么，难道还有其他方式的工业化吗？”李仪祉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接着向吴川问道。

吴川看着远处的松花江，点了点头说道：“当然有，既然有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就会有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但是我们搞不起那个。”

李仪祉有些急切的问道：“为什么？难道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存在什么问题吗？”

吴川收回目光，回头看了他一眼，淡然的说道：“那首先得有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向我们毫无保留的提供技术和设备，还手把手的教会我们去使用它们。但是现在世界上并没有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只能和那些资本主义的国家打交道，然后一点点的积攒起自己的家底，谋求我们自己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李仪祉一时哑然，但还是摇着头说道：“那么我还是希望能够回陕西去工作，至少等到革命委员会向陕西大举投入的时候，陕西应当先打好一个基础，而且我以为自己在陕西也能够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吴川听完思考了许久，方才点了点头说道：“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当前我们不能把注意力从东北移开，但是党中央对于华北和西北的工业布局也在计划着，但是如何启动华北和西北的工业布局是需要时机的，在时机到来之前，你回陕西做些准备工作也不错。

这样，你把这里的工作交代完成，然后我安排你去和张绍增同志谈谈，中央已经决定，让张绍增同志入陕负责陇海铁路和陕西地方的工作。他需要一个熟悉陕西地方的助手，你的条件正适合。同样，你想要获得资源打好陕西的工业基础，那么有张绍增同志的支持，也会较为容易一些。”

李仪祉有些疑惑，在他看来只要吴川点了头，那么向陕西划拨资源的时候就没有人会出来阻扰，但他还是很快的略过了这一点，向吴川承诺会在截流完成后尽快移交手中的工作。

对于吴川来说，其实也是松了口气，他的确可以不受阻扰的调动资源，这就是高度组织下党政权力的统一带来的附属效应，但是他不可能盯住每份资源划拨出去后的使用。权力和责任一旦出现分离，那么权力将会不受限制，而责任也将无人负担，或者说责任都将落在拥有无限权力的自己头上，这并不是他想看到的结果。

让其他委员掌握一部分资源的使用，也让他们承担起自己应当负起的责任，这既有利于集体领导制度下的民主议事原则，有利益自然也就有了坚持主见的动力，也能让其他委员们为自己分担责任。

现在共和党已经控制了关外四省，收回滨海一省，内外蒙古，关内三省，实际控制了10个省级地区，此外还对新疆、陕西、山西、江苏、安徽、湖北开始施加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相邻的远东、北朝鲜两地也掌握了一定的控制力。

光是完成10个省级地区内的统一组织和改造，调理党内外的人际关系，协调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关系，共和党在国际上的定位和同各国之间的关系协调，当这些事情都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一个高效团结的权力核心是无法及时的、适当的处理的。

吴川自知不是如列宁、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精力充沛的天才型领袖，他处理不过来这么多复杂的公务，因此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只会举手的党中央，而是能够替自己分担工作的工作伙伴。在度过了前期的思想不统一阶段后，他就开始试图在党组织的约束下，把一部分权力分配出去。

结束了李仪祉的问题之后，吴川继续了自己的视察之行。不过就在他在丰满水电站悠然自得的视察着工程进度的时候，北京这边的各国外交官们却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捷克军团和俄国苏维埃之间爆发冲突的详细情报终于传到了这些外交官的耳中。

英美法日俄五国公使进行了紧急磋商，俄国公使库达舍夫是对干涉最为积极的，会议一开始他就向其他四国公使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暴政，就是对于自由俄国人民的最大威胁。这一暴力政权不仅正危害着俄国人民的自由，现在也正对协约国对抗同盟国的战争造成了威胁。他们不仅为同盟国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物资，还在阻扰捷克军队返回欧洲参加对同盟国的作战……我们必须要把捷克人从红色恶魔中解救出来。”

英国公使朱尔典瞧了一眼慷慨陈词的俄国人，心里其实是不以为然的。库达舍夫现在到底是为捷克人的遭遇感到激动，还是在担心自己，还真不好说。毕竟在今年1月18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正式致函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宣布旧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不能代表现在的苏俄政府，并向刘表示愿意废除沙俄时代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以重新建立两国的外交关系。

只不过袁世凯当时正病重，政府没人做主，也没人愿意为了苏俄得罪协约国，所以这件事就被拖延了下来。不过在共和党的推动下，外交委员会正力主解除库达舍夫的外交身份，承认苏俄政府为俄国的合法政权，和苏俄政府重新讨论两国的外交关系。

当前中国的政治局势明显对代表自由俄国的库达舍夫不利，虽然临时政府已经为人民委员会给消灭了，但是留在中国的俄国人还享有着沙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在华特权，这些人既不愿意回国被人民委员会清算，也不愿意失去在中国的特权地位，因此鼓动协约国干涉俄国革命恢复临时政府就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