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7月29日，从六月中旬以来对人民委员会一直传来的坏消息中，终于开始出现了一些好消息。比如伏龙芝打下了萨马拉，一举消灭了大半只科穆奇军，从而迫使萨马拉地区的反动势力不得不向乌法转移了，这就让东面战线的恶劣形势有了极大的好转。

就如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汇报道：“根据我们获得的确切的情报，反动的萨马拉的立宪会议委员会正在向乌法转移，他们还试图向协约国求援，帮助他们重新返回萨马拉，甚至是向喀山、莫斯科进军。

雅罗斯拉夫尔市及周边的叛乱已经被平息，但是鲍里斯·萨文科夫我们还没有找到。不过我们注意到，城市里的工人们反对我们，主要还是因为没有工作和得不到充足的粮食。而乡村中的富农还隐藏着大量的粮食，但他们拒绝出售给人民委员会，他们要求我们支付现金或是工业品，而不是不断贬值的纸币。

现在纸币卢布只相当于战前卢布的22%，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收获季获得足够的粮食，那么城市中的居民将无法生存下去，一旦城市里的经济开始崩溃，我们现在印刷出来的纸币将会变得一文不值，那么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会被彻底撕裂，我们到时就只能做出最极端的选择，要么保存城市，要么选择乡村。”

列宁自然清楚城市经济一旦彻底崩溃对于当前的苏维埃俄国而言就是死亡，没有工业产出，红军就不能打败在协约国支持下向着人民委员会进攻的各路白卫军。

因此他对着窗外遥遥相对的红墙上的角楼思考再三后，方才一手插在马甲的口袋中，一手按着自己的办公桌，向着捷尔任斯基慎重的询问道：“乌克兰能够提供一部分粮食给我们吗？或者我们可以给乌克兰的马赫诺发一个电报？”

坐在列宁办公桌对面椅子上的捷尔任斯基沉默了数秒后摇着头回道：“那就是一个无法沟通的精神失常者，他一边宣布任何钞票都是有效力的，哪怕是自制的伪钞；但又一边拒绝接收任何钞票，只同意城市居民和他的追随者进行物物交换。

也就是说，他的部下可以拿着不知从那里弄来的钞票，哪怕是伪钞，也可以在城市里购买商品，但是他却拒绝城市中的居民拿着钞票去乡下购买农产品，哪怕是他的部下支付的钞票。这就是赤裸裸的抢劫。

马赫诺的部队每占领一个城镇，就会把所有的钱和食物分发出去，直到食物吃完他们才会寻找下一个目标。但是他们对那个被破坏殆尽的城镇拒绝承担任何后果，也拒绝给城市中的居民配给任何资源。对于他们来说，除了小型的家庭农场之外，他们拒绝承认其他生产是必要的。

比如马赫诺控制区内的铁路和电报工人因为没有获得任何工资向其请求帮助，但是马赫诺却告诉他们：我们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养活你们，我们不需要铁路；如果你需要钱，就向那些需要你的铁路和电报的人要面包。

但事实上他的军队并非不使用铁路，只不过他给自己的军队宣布免除了铁路使用的费用。我认为马赫诺的军队虽然在对抗德国入侵者的战场上起到了一点作用，但是他们给乌克兰地区带来的破坏作用也许要更多一些。而且他们从不和白军进行正面交战，他们只是在远离白军的地方进行破坏而已。

所以向他请求援助，我看只是白费力气。还不如向中国同志请求帮助，并加强对于农村地区的粮食征集工作，那样我们才能度过现在这个难关。”

列宁坐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有些疲惫的说道：“战前俄罗斯城市居民的粮食消耗总额是5亿普特上下，15-16年帝俄政府征购了5.02亿普特的粮食，16-17年征购了5.4亿普特，去年到今年征购了约4亿普特，而今年到明年八月我估计连4亿普特都未必能征购到了。因为德国人和白卫军占据的地方，大多都是我国的粮食产区。

我和粮食委员会的委员们商议过，要想维持大城市的粮食最低消耗，那么每个月至少要1647万普特，一年就需要19764万普特的粮食。这是粮食征购的最低要求，否则城市就要大批的饿死人了。

这样庞大数量的粮食需求，指望从中国运来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终究还是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大多数的粮食需求问题。我只是担心，如果下达了对于农村的粮食征集命令，将会使社会革命党彻底的远离我们，成为我们最为坚定的反对派。”

捷尔任斯基显然要比列宁乐观一些，他对列宁坚定的说道：“这只是黎明之前的黑暗，只要能够消灭白卫军和打退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无产阶级的光明就会照耀在所有人的身上。我相信农民们应当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的。眼下他们的付出，不过是春天里的播种，等到秋天时自然会收获沉甸甸的喜悦。”

列宁瞧着捷尔任斯基沉吟不语，他心里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观，7月1日时粮食人民委员会颁发了极为严厉的粮食征集法令，可以说这也是左翼社会革命党掀起叛乱的导火索。连有着革命觉悟的左翼社会革命党都对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集法令都如此不满，那些乡村中富农又怎么会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粮食呢？

是以列宁比大多数委员都了解，一旦把粮食征购法令推向更为严厉的粮食征集制度，那么农民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反抗恐怕就不会如现在这么消极了。但是，失去了农民的支持，人民委员会还能依赖工人阶级生存下去，失去了工人阶级的支持，农民也不会站出来保卫人民委员会的。

就在他思考着捷尔任斯基的主张时，他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斯维尔德洛夫拿着一份厚厚的信件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向他说道：“托洛茨基同志发来了电报，是关于前线的军队编制、指挥和相关问题的内容。”

列宁听后只是苦笑了一声，方才对着捷尔任斯基说道：“你先等一等，让我看看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件，也许倒时还需要你给出一点建议。”

捷尔任斯基微微欠身向列宁点了点头，这边列宁也从斯维尔德洛夫手中拿过了信件看了起来。不出列宁所料，托洛茨基给他的信件并不单单是为了谈前线的事，而是在向他进行控诉。

“斯大林和他身边的那些人对于我的控诉完全是不实的污蔑之词，斯大林也好，伏罗希洛夫也好，都是对于军事所知不多的门外汉，他们对于我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责，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军事问题上做出决定的反对派。

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从红军组建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已经开始形成了。它的基本原则可以归结为：坚持选举原则；反对吸收军事专家；反对建立铁的纪律；反对军队的集中领导原则等等。

反对派分子力图为自己总结了一条概括性的理论公式，他们断言集中领导的军队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革命不但应该废除阵地战，而且还应该废除军队的集中领导。革命完全建立在灵活性、勇于出击和机动性上。它的战斗力是数量不大、能独立作战、配有各种武器的小部队，它不需要固定的基地，只靠老百姓的支持，能够自由出入敌人的后方等等。

总而言之，就是硬把小型战争的战术说成是革命的战术。实质上，就是把我们的弱点理想化。但我坚定的相信，集中化的组织和统一的战略必将胜过地方的随机应变、军事分立以及军事联邦制……

而察里津的军事反对派就一群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的中下级军官，那里的革命部队大多是由北高加索农民组成的，他们历史上和哥萨克之间就有着严重的对抗性矛盾，因此革命之后那里的游击战争就变得格外凶残，每个村庄都被卷入了战争之中，也因此造就了不少在小冲突中游刃有余的游击队员，但是对于大规模的战斗任务，他们就无能为力了。

现在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正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规模的白卫军的进攻，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上就没有一处没有敌人存在的安静地方。假如我们听从这些军事反对派的建议，那么白卫军就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源源不断的向苏维埃俄国的心脏进攻，而我们却只能束手无策的看着这一切发生。因为没法派出一支能够在正面击败帝国主义的红军，那么游击队就不能迟滞白卫军的行动。

所以，我们应当把察里津纳入到苏维埃俄国之中来，否则这些游击队员就会毁了革命。对于斯大林和他的跟班们对于我对于红军整顿军纪的指责，我完全不想做出什么回应。

因为只要人民委员会派出一些人员到前线调查一下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下有不少红军根本称不上是一支部队，他们只是一群不守纪律的武装人员的团伙。

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接近某个村庄之后就会占领它，任何一个独立的居民点或房屋都会被他们视为白卫军的窝点，遭到他们公开的和暗中的劫掠。他们没有任何关于纪律和作战时服从指挥人员的概念，而红军中的一些指挥人员本身也是软弱无力，意志不坚强，被其中的少数卑贱下流分子吓唬住了，结果不是指挥员在指挥部队，而是他的部队想把他往哪推就往哪推。

在这样的部队中，即便是最坚定和最果断的指挥员有时也想干脆逃跑，免得自找苦吃。把这些武装分子变成作战部队只是任务的一半，我们还面临着清除部队里居心不良的人、卑鄙龌龊的人、以恐怖手段吓唬部队甚至怂恿挑衅的人的任务。

我们的红军部队是在各个地区以各种方式组建起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志愿人员，他们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因此同他们一起进行军事作业很困难，他们只能进行游击式的袭击，但只要一遇到正规军队，哪怕是不多的敌人也会仓皇逃亡。

面对捷克军队时，我们的部队就大大的吃到了这样的苦头。数百上千的红军，在几十上百的捷克军队面前一哄而散，只留下了我们的指挥员在阵地上。

我们需要给这些红军建立起一个组织，哪怕就是旧沙皇军队的组织，也好过这样的一团散沙。我们需要一些，懂得在旧军队里如何建设各级管理、指挥和供给机关的人。如果我们能够在红军中建立这样的机关，那么我们就接近革命事业的胜利了。

前线的军队现在需要的是组织者而不是宣传鼓动员，我们需要集团军服从战线指挥机构的命令，需要各师服从集团军的命令，需要各团服从各师的命令……假如没有一个这样组织起来的红军部队，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所以我要重申一点，必须要对红军进行组织和纪律上的整顿，哪怕是使用旧沙皇军队的军官……前线需要的是能够服从命令、吃苦耐劳、甚至是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而不是浅薄的、夸夸其谈的宣传员……”

列宁伸手按了按太阳穴，然后顺手把手上的信件递给了捷尔任斯基，这边则对着斯维尔德洛夫问道：“你怎么看托洛茨基对于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责？”

斯维尔德洛夫思考了片刻后说道：“斯大林同志恐怕并不像托洛茨基同志说的那样，是对托洛茨基同志建立红军组织的原则进行盲目的反对。至少斯大林同志在察里津布置的防御措施，并不像托洛茨基同志说的那样，是游击队员的作风。

而且斯大林同志还和伏罗希洛夫、米宁同志建立了北高加索军区军事委员会，以集中对于察里津军政组织的领导，可见斯大林同志反对的不是托洛茨基同志建立红军的组织原则，而是反对托洛茨基同志把大批的旧沙皇军官塞进红军中来。

我对此也是认同斯大林同志的意见的，我们其实还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将远东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各级军官拆分到各个红军部队中去，从而加强对于红军的组织及军纪。另外就是向中国同志请求帮助，帮助我们建立一所培养红军军政人员的军事学校，在这方面我认为中国同志要比我们走的更前方一些。”

列宁微微颔首说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建议不仅仅是请求中国同志帮助我们建立军事学校，我们也可以派出一批学员前往中国方面学习，从而尽快的培养出苏维埃红军的军事指挥人员。

另外，我们是否应该派一个人去察里津，去同斯大林同志谈一谈，化解下他和托洛茨基同志之间的矛盾，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对于红军指挥员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顺便也代表人民委员会去见一见共和党派出的中央委员，我们接下来也许要请求中国同志给予许多帮助，那么最好同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更加稳固的关系，不能仅仅依赖于吴川对于我们的好感。俄共布和共和党之间应当有着更多的交流。”

斯维尔德洛夫想了想便说道：“那就让我去吧，我和徐景魁委员之前在中国还是交往颇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