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溪的南岸，可以望见帕德马纳巴史瓦米神庙石塔顶的一处渡口，寺田利光应约带着桥本欣五郎来到了渡口边上的一座茶棚。

南印度的建筑风格和北部有所不同，大多以木建筑为主。这处茶棚也是以竹木搭建，上盖以茅草，靠着大路的一旁无遮挡，另外三面则以竹木搭建了半人高的围墙，茶棚的另一边就是树林，遮掉了来自西面的阳光，当风吹过的时候，茶棚里倒是相当的舒适。

虽然这里的格调不高，只是供路人解渴的地方，不过在寺田利光看来，这里四面畅通倒是一目了然，不用担心有什么埋伏。此时正值印度的旱季，午后正是最为炎热的时候，大多数印度人都在家中避暑，因此茶棚内并没有多少客人。

寺田利光站在茶棚入口处望了一眼，就望到了坐在茶棚东北角的一桌中国人，看到对方对着自己招手，他知道自己应该没有找错地方了。

看到寺田利光到来之后，王亚樵就吩咐其他人坐到了其他桌去，寺田利光见状也让桥本欣五郎坐到了其他桌去。当这角落里的桌前只剩下王亚樵和自己后，寺田利光就用中文一本正经的向对方说道：“阁下是谁？为什么会请我来这里？我可是正经的日本商人。”

王亚樵一边给寺田倒了一杯凉茶，一边和气的说道：“你可以叫我王先生，寺田先生。我知道您是以棉布商人的名义入的境，不过一个棉布商人不去推销自己商品，反而整天跟在电影摄制组身后到处乱跑，您是打算改行了吗？”

寺田利光这才明白自己是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他自然不会承认自己出的疏漏，只能尴尬的强调道：“现在印度缺棉布的很，不用推销也能把货物卖出去，我对于电影确实很感兴趣，听说美国人要在印度拍一部大片，就忍不住想要跟着来看看，这难道不行吗？”

王亚樵注视了寺田一会，方才平和的说道：“既然寺田先生这么喜爱电影，不知您是否愿意参与这场电影的拍摄呢？”

寺田利光有些糊涂了，他有些纳闷的看着王亚樵问道：“拍电影？您是什么意思？”

王亚樵沉吟了数秒后说道：“我们拍的电影名字叫做夺宝奇兵，说的是在一座印度神庙里发现了一座宝库，但是当地的土王并不想让我们得到宝藏，因此我们需要有人去阻止土王。不过我们现在发现，演员有些不够，既然寺田先生这么喜爱电影，为什么不来饰演一个角色呢？我们会给出让你满意的报酬的。”

寺田利光跟着摄制组来印度，除了想要知道中国人和印度人想要做什么，也听说过印度人想要挖掘出一个宝藏用于反抗英国人的资金。因此王亚樵说的无头无尾，但是寺田利光还是很快反应了过来，他有些惊讶的问道：“你们真的发现宝藏了？嗯，我只是喜欢看电影，但并不想去拍电影……”

王亚樵打断了他的托词道：“按照我们的估计，这笔宝藏应当有1000万日元上下，如果你愿意加入摄制组的话，起码可以分到10%的宝藏。”

寺田利光终于拒绝不下去了，1917年之前，日本陆军军费还没有超过1亿日元一年，这个宝藏居然有十分之一的一年陆军军费了。而100万日元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笔巨款了，毕竟此时的陆军大将一月也才250日元。

寺田利光目光闪烁了一会之后，才开口说道：“至少要50%。既然您找上了我，就说明你们自己完不成这场拍摄，我们应当公平的进行分配。”

王亚樵并没有被寺田的狮子大开口给激怒，他平静的说道：“你们的角色没这么重要，这出戏中印度人、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你们并不是。我只是不希望出现什么问题，才过来邀请你们，所以最多15%。”

寺田利光冷笑了一声道：“如果我们真的这么不重要，那么您又为何邀请我们？难道不是怕我们坏了事吗？我们至少也该得三分之一。”

王亚樵思考了许久后说道：“这里是英国人的地盘，一旦被捅破了宝藏的事情，大家谁也得不到好处，最吃亏的只是印度人而已。最多20%，要不然你就当今天没有来过这里好了。”

寺田利光注视着王亚樵想了又想，看着对方的眼神清澈如一，他终于还是点头答应道：“行，就20%，但是我们要派人参与宝藏的发掘。另外，你想让我们做什么？”

王亚樵轻轻点头应道，“可以派人，但要服从我们的命令。印度的雨季是6月到9月，我们想要把地宫里的东西运出来，只剩下了一个月的时间，否则一场大雨就能把地宫给淹没了。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一旦我们开始挖掘地宫，场面就会搞得很大，本地的土王有可能就会出面阻止。所以，你们的任务就是阻止土王干涉我们的行动，用什么方式都行……”

和日本人交涉完毕之后，王亚樵也松了口气，他随即发了一份电报给国内，一方面汇报自己的工作进程，一方面则是请示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5月1日，是第二国际所规定的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在东北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法定的节日，但是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却要比往年热闹的多，因为今年的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庆祝自己的节日，还在为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作出了庆祝。哈尔滨、长春和沈阳都组织了盛大的工人游行活动，美国公使芮恩施也借着吴川的邀请来到了长春。

作为一名美国公使，参加中国无产阶级的节日庆典，庆典中还出现了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祝贺的标语，这让芮恩施的立场有些尴尬。不过他还是接受了吴川的邀请，而不是同其他列强的外交官那样，选择了躲避。

站在观礼的阳台上看着步调一致的游行队伍不断的从大街上走过，芮恩施觉得自己也许应当重新修改一下对于中国人的评价了。

在他没来中国之前，他曾经认为，“有教养的印度人虽然把英国人当作掌握政府艺术的专业的野蛮人，但是在文化方面，他们认为英国人仍处于孩童期；而中国是一个对待外人更加温和的地区，中国会允许甚至欢迎欧洲人来调停。因此，与印度相比，中国可以与西方国家建立更加直接、更加深远的关系。”

芮恩施这种对于中国的认识，是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是相适应的。虽然作为一名进步主义者，他反对帝国主义，但是作为美国人，他认为美国有义务帮助中国人走上现代文明，从而建立起由美国代表西方和东方打交道的新方式，而不是英国对于东方的殖民地征服方式。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芮恩施担任驻华公使之后一直把美国的价值观输出放在了首位，也鼓励美国资本同共和党的合作。在共和党的配合下，芮恩施担任驻华公使的初期确实赢得了不错的政绩，他对于美国国务院的汇报中也意满志得的说道：

“中国人很关注日常生活的改善，只要有任何实际的生活好处引起他们的注意，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利用它。毫无疑问，西方工业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将会畅通无阻。电报已经融入中国人的生活；铁路在几年之内也将发展起来。制造业正在快速的发展，矿业也在进步。随着这种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也将发生预期的变化。”

不过很快芮恩施就发现，中国人的观念和习俗并不是“将”发生预期的变化，而是正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超过了芮恩施的理解。出生于1869年的芮恩施，实质上已经经历了一个快速现代化的美国历史时期，从马耕到机器耕地，从油灯到电灯，从马车到火车，美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把一片蛮荒之地变为了高楼大厦和工厂林立的工业国。

美国的这种工业成就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欧洲同胞，这也是芮恩施所主张的引导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底气。因为在他看来，不管美国如何向中国传入工业文明，以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中国社会也还是无法和美国的大工业展开竞争的，这也是美国所主张的自由贸易的基础。

可是现在看来，中国人对于工业文明的接受能力并不弱于西方人，而欧洲战争的爆发更是给了中国工业一个快速发展的机遇期。美国资本在战前的筹谋，因为战争爆发的关系已经完全破产。虽然美国的资本家们并不介意对于中国的投资计划完全偏离了方向，他们还是因此赢得了大量的利益。

只是芮恩施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觉得美国资本虽然赢得了利益，但是并没有对中国输出美国的价值观，到现在为止，东北的社会主流反而更加的偏向了工人阶级的认知，远离了芮恩施希望中国走向的共和民主之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东北社会就变得更加的红色了起来。

因此他这次前来长春，还是希望能够同吴川好好的谈一谈，就北京政府的组建和欧洲战后的中国外交方向，能够同吴川达成一个共识。

应该来说，其他列强的外交官拒绝参加东北的五一节庆祝活动，倒是方便了芮恩施和吴川进行谈话了。当下面的游行队伍经过的差不多时，吴川邀请芮恩施回到房间里坐下休息。

当两人在房间一角的沙发上坐下后，芮恩施便以闲聊的口吻向吴川问道：“您对于北京政府的组建是什么看法？现在这样拖下去，其实并不符合贵国各方的利益。我认为，消灭地主阶级这个主张完全可以在国会建成之后再讨论通过，而不是强迫各方先认同贵党的主张，再组建国会。”

吴川为自己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后说道：“不，我认为他们应该先认同我们的主张，再建立国会才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不能同一群谋杀犯坐在一起开会。

假如公使先生您稍稍注意一下每日的共和日报，您就会发现，并不是我们要消灭地主阶级，而是地主阶级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不经过审判枪毙一名地主，但是南方的地主却仅仅因为有人支持土地改革，就对这些人进行了谋杀。

仅仅是我们的报纸，就已经收到了上百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主对于进步知识分子的谋杀，这还没有包括哪些地主对于乡村雇农的暴行。公使先生，我们不能让一群杀人犯派出代表，坐在国会中跟我们商议如何免除他们的罪行，他们应当获得的是审判。

就像贵国的南北战争那样，只有当奴隶主放弃了对于奴隶制的支持，他们才有权利派出代表维护自己的利益。我国的地主阶级如果不能放弃对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支持，那么我给他们的就只有子弹和炮弹，而不是国会的议席，那不符合我党的价值观。”

芮恩施沉默了片刻后，认真的说道：“我并不是想要为那些野蛮的乡下地主辩护，但是在俄国爆发了革命之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正在毁灭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也许列宁是一个圣哲，但是我认为世界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杀戮俄国人民的圣哲。

我认为，我们应当有更好的，更加温和的方式去改变那些落后愚昧的传统制度，这也是美国的价值观念。但是现在贵国却在为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欢呼，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征兆。您不觉得吗？”

吴川吸了一口烟，认真的思考了许久，方才对芮恩施回道：“我也正在观察俄国的革命，对于俄国革命中某些过激的方式，我党并不认同。您看，我们一直都在接收从俄国逃入中国的俄国人，也一直努力的维持着远东的和平局势，但是某些国家却试图把东北也拉入到俄国的内战之中，这是相当的不合适的。

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我一向反对那些不道德的战争，比如俄国白卫军对于本国平民的屠杀，他们甚至连临时政府的支持者都不放过。虽然我认为某些打着布尔什维克旗帜的军队确实犯了罪，但是我也不可能去支持另一个罪犯去屠杀俄国人民。

正是看到了俄国内战的残酷，所以我必须要坚持本党的主张，要彻底的消灭地主阶级。只有消灭了这一阶级，农民才不会支持暴力革命。把土地分给农民，是避免中国成为第二个俄国的最好办法。中国工人对于俄国革命的欢呼，我以为这不算什么威胁，因为现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都在为俄国革命欢呼，包括美国的工人。

共和党有能力控制住工人运动的上限，使之不会突破温和的示威游行，变为街头的革命运动。当然，为了避免工人暴动，我们就不能让一群反动派坐在国会的议席上，让他们找到革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