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可委员汇报的时候，吴川也正翻看着手中的简报。虽然俄国在远东经营了多年，中东铁路修建之后又迁移了大批俄人进入了北满，会说中国话的俄国人和会说俄国话的中国人并不在少数，不过对于后来的欧俄地区的布尔什维克们来说，还是需要翻译才能在会议上和中国同志交流的。

对于某些突发性的会议，这种增添现场翻译的模式还行，但是对于定期会议和专题性的研讨会，现场翻译的模式就有些效率低下且未必能够正确传达真意了。

虽然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在内的布尔什维克们努力的学习中国话，而中国党员也在学习着俄语，以方便双方进行交流。但大多数人学习外语的进度还是比较缓慢的，于是在会议之前印发工作简报就成为了最常见的交流方式。

各位委员把自己准备在会上做的报告用中文、俄文印刷出来，在会议前交给大家阅读，这样在会议上需要翻译的内容就大大减少了。而有了这样一份简报，众人讨论时也算心里有了个底，不会离会议主题太远。

吴川手中的这份工作简报，显然要比李升可现在汇报的内容要更详尽一些。说起来，吉林和黑龙江尚有将近10亿多亩荒地可以进行开垦，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第一就是，这个荒地规模也许是正确的，但事实上并不能全部用来耕作。各地的调查小组几乎把能够开辟的荒地都考虑了进去，唯独没有考虑某些地区其实更适合做牧场、林地或保留为调节水源的湿地。

第二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几乎把东蒙古也给包括了进去，所以今日的黑龙江明显比后世的黑龙江大了许多，这才会有这么多等待开垦的荒地。

事实上，黑龙江、吉林两场能够开发出30%左右的荒地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吴川这次前往长春时，顺便将满铁长春调查科的资料也收缴了过来。虽然日本人的调查科成立还不久，但是他们通过接收了俄国人的资料，加上本身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差不多将南满的农业和矿产资源调查的相当详尽了。

将日本及俄国人的资料汇总之后，吴川手中的资料就显示着，东三省此时的耕地面积约在1.2亿亩上下，奉天一省的耕地就在2、3千万亩之间，超过了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开垦的耕地。今年水灾给北满约十分之一的田地造成了影响，给南满约七分之一的土地造成了影响。但是东三省的粮食产量也依然达到了100万吨以上。

今年这场水灾虽然给东三省的经济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但却还没有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因为东三省不仅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较中国其他地区高，就连土地产出也比中国其他地区高上一些。

比如华北地区一个劳动力年产粮2800-8000斤，但是在关外一个劳动力年产粮却达到了3200-1000斤，产出比关内要高出一倍。

开发的较早的奉天一省，扣除大地主和无地的雇工外，农村中的贫农户大约有2.1垧田地，中农大约有3.2垧田地，富农则平均在22垧田地上下。而在吉林、黑龙江两省，贫农家里平均拥有土地12.13垧，中农家中的土地约为22.8垧，至于富农则为128.1垧地。

不过北满农户虽然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可在财产上却并不比奉天的农户更富有。在黑龙江、吉林地区，下等田地不过10-20元每垧；但在奉天地区，下等田地却高达100-280元每垧。

黑龙江、吉林地区的上等田地为80-120元每垧，中等田地20-80元每垧；而在奉天地区，上等田地为800-100元每垧，中等田地280-800元每垧。

总的来说，南满的地价是北满地区的10倍左右，这还是熟地的价格，荒地就更谈不上什么价钱了。整个东三省，80-300垧的农场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88%左右，如果是计算20垧以上的农场，那么就占了整个耕地面积的80%左右。

李升可最后总结道：“……所以，关外的农民和关内的农民完全是两个概念。在关外，即便是贫农也是需要雇工的。拥有38垧以上田地的地主家庭，也是需要自己投入劳动的。

而这些关外的雇工和关内的雇农又不是完全一回事，关内的雇农确实有彻底没有土地完全出卖自身劳动力的无产者。但是关外的雇工却至少有一块种菜的院子，他们并不能说是彻底的无产者。

比如在奉天省，来自关内的贫雇农，春天出关，冬天返回，在奉天无永久性居屋和耕畜，拥有生产资金约五、六十元。如果年景好的话，大约能够增殖一倍。但是那些无力负担路费和生产资金的关内贫农，就只能留在家乡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比如黑龙江的农业雇工，除了包伙食之外，打头的一年可以拿到32.3元和3.28石粮食，一年上工322天；老板子年工资82.2元和3石粮食，工作311天；跟做的一年38.3元和3石粮食，工作311.3天。

但是在河北，雇工的工资和粮食大约就要少上三分之一；如果是山东的话，更是要少上三分之二。短期雇工的工资，关内外的比例差不多是1：3。

因此黑龙江、吉林两地的农村，最需要的不是分配给雇工以土地，而是修缮交通和水利，给与资本借贷和节约劳动力的现代农具的支持。北满地区的农业现在需要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集中，而不是进一步的分散资本和劳动力。

在美国一个农夫可以耕作200亩土地，但是在东三省每个农夫只能耕作30-20亩，至于关内一名农夫能够耕作的田地就更低了。在奉天地区因为人口的密集，也许某些地区已经和关内一样出现了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问题，但是在黑龙江和吉林地区，土地所有制的问题还不是当前农村的首要矛盾。

当前北满地区农业的首要问题是，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落后的道路及水利建设，导致了我们不能快速和大面积的开垦北满的荒地，从而不能有效的利用起北满的土地资源。

如果北满地区能够增加1亿亩耕地，以180斤粮食一亩计算，我们也能增产180亿斤粮食，相当于多养活了2000万人。”

对于李升可的农业调查报告，在座的执行委员们都讨论的很是激烈。不管是俄罗斯还是中国，此时都应当算是农业国，只是前者好歹还在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而后者则还在工业化的门槛之外，因此中俄党员对于农业问题还是相当关注的。

比如捷尔任斯基就首先指出，当前中国革命的最大问题就是工人力量的严重不足，而北满地区的农业雇工天然就是工人阶级的可靠盟友。

革命委员会当然不能在农村实施落后的小农经济，而是应当推行集体农庄，变封建的土地私有制为无产阶级的集体所有制，把农业雇工变为集体农庄的农业工人。只有在土地所有制度的变更下，农民才能向更加革命的工人阶层转化，从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出于对斯托雷平所推行的富农土地所有制的厌恶，几乎大部分俄国党员都支持了捷尔任斯基的主张，认为应该严格限制农村中的地主和富农数量，将乡村先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生产基地和革命源泉。

面对俄国布尔什维克们如此一致的呼声，中国党员倒是不敢全然反对了。吴川思考了半响后，决定先押后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

他对着众人说道：“农业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工农业的完全分离，从而形成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的经济关系上的。

农村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以消灭地主和富农阶级为目标当然是我们共和党的任务。但是党要建设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单独讨论农业问题而不解决工业问题，是无法形成社会主义的工农业产品交换经济的。如果我们建立不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产品交换体系，那么也就无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说到底，党的任务是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我们必须从全局去看待问题，而不能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就像古猿不能单个进化成人一样，我们也不能让一部分生产单位首先进入到社会主义。夺取政权，掌握政权，建设起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然后再将整个国家推进到社会主义，这才是党按部就班前进的道路。

脱离了工业谈农业问题，脱离了农业谈工业问题，或是脱离了政权性质谈论经济基础，我以为都是不可取的……”

吴川的主张虽然未能完全说服几位俄国党员，但终究还是让委员们同意先放一放农业上的问题，过两日先听取了革命委员会就下一阶段的工作重点讨论之后，再来解决农业上的问题。

在会议结束之后，吴川又邀请了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两人留下，要求和两人进行一场小范围的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