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差的集体农场，几乎没有动力机械参与劳作，基本采用畜力和人力，不过在集体的互助下，还是修了不少小型的公共水利工程，对于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加成，一个劳动力的粮食产量从战前的1000公斤上升到1500-2100公斤。

不过，这一数值和最好的机械国营农场24000-25000公斤的产值相比，几乎还不到十分之一，可见现在我们许多集体农场和国营农场，还有着极大的粮食产量提高空间。

我们需要给农业提供更多的拖拉机、新式农具、化肥、农药和投入建设水利灌溉工程及电力浇灌站。这样的话，我们过去用了8年让东北的粮食总产量翻了一番，那么下一个十年就能让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再翻一番，从而达到3600-3700万吨的样子……

吴川一边听着杨铨的汇报，一边默默的在心里计算了一下，今年全国的粮食产量大约在1.2亿吨以上，按照4.75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505斤出头一点，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后世印度人均粮食拥有量的标准，既然后世的印度一年能够出口1200-1300万吨，那么中国出口个800-1000万吨粮食应该还是可以的。

以目前中国的工业能力来说，出口粮食大约是最快积累资本的方式了。就算现在欧洲战争结束了，俄国和德国也依然是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市场。当然，两、三年以后这个情况就会改变，俄国农业一旦恢复过来，就会重新成为世界粮食的出口国。所以应该趁着粮食价格尚好的时间，用粮食把工业装备换回来。

想到这里，吴川伸手敲了敲面前的茶几，让杨铨停下了汇报后向他发问道：“这些情况你理一个详细的报告上来，到时候给中央委员们都了解一下。下面你再说一说，关于对国营农场经营方案的调整计划吧。”

杨铨于是放下了手上的文件，拿起了自己的日记本翻找了一下，便继续向吴川汇报了起来，“之前根据一些部门汇总过来的基层信件和控诉案件，我们在各地的集体农场、国营农场也进行了核实，除了一小部分信件是不实的污蔑之词外，大部分信件上反映的问题是属实的。

一些集体农场的农户确实不是自愿加入的，而有些农户在加入集体农场后也确实存在积极性不高的现象，他们私下里抱怨最多的：一个是缺乏对于农田经营的自主权利，认为有些农场厂长完全是瞎指挥；一个是对于安排给自己的工作量感到不满，认为存在不公平和打击报复的现象。

我们分析了1156个农场的生产及分配情况，调查了9210名社员的家庭情况、日常劳动量、个人报酬和他们的抱怨理由。最终我们整个计划委员会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农场位置的差异、资金的投入量、土地条件的不同、个人能力的高下，使得我们不可能令每个农场的社员都感到满意。

我们也一致认为，在没有可能让每个农场、每个社员都处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生活时，试图用统一的生产任务和组织方式去管理所有农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我们应当在计划生产之外，给予他们一定的自主经营权，从而让各农场的社员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去改善自己的生活，从而减少社员们的不满。

另外就是健全农场的工资制度、投资制度、上缴利税的比例，尽可能的依赖制度去管理各国营农场，而不是依赖人际关系去管理，让农场的普通社员也能够了解自己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比如，我们认为农场的普通职工和场长、技术专家之间的工资差别，应当确定为6级，最高等级的工资为最低等级的1.8倍，这样普通社员的意见就会少很多。而确定了上缴利税的比例之后，各个农场也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在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能够留下更多的盈利作为农场的再投资或福利。”

对于杨铨的汇报，吴川基本上是满意的。在没有完成农业的机械化和科技化之前，以劳动力为主要投入的农业确实很难像工业那样，制定一个标准的工作量。而这种农业的生产方式，虽然有利于公共水利工程的修建，但是就个人来说，收益最多的其实还是村里的那些老弱，对青壮年劳动力来讲，他们付出的劳动和收获其实是不对等的。

就算你给他们分了田地，也就是分到手的时候他们感激你一下，等到他们觉得自己的收获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和你没什么关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你拿走的太多了，多的让他们觉得这土地宁可抛荒也不给你种了。

吴川还是明白的，现在的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农业国，你要是不哄着农民，说不定他们就开始怀念起大清了，分到了田的农民，在大清好歹也就距离老爷一脚的差距。现在的中国距离那个濒临亡国灭种的时代已经有些距离了，而他和共和党也不是那个坚定的能走完2万5千里的组织，因此还是应当从提高生产力的道路上去解决农村中的小农思想更为合适一些。

在杨铨之后进行汇报的周泽春，确实要比杨铨汇报的内容要简短的多，但是他汇报的问题却比农业的问题更加的麻烦。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吴川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就一直在推动东北的工业发展，这不仅仅在于革命委员会需要一个工业基地提供武器装备的消耗，更在于共和党需要一个稳定而意志坚定的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

应该来说，从1912年到1914年期间，东北的工业发展势头良好，且快速扩大的工人群体也没有什么不满的，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大批从关内来的农民转化为了建筑工人，他们获得的待遇要比关内的农村雇工好的太多了。而那些表现出色的建筑工人还被招募进了工厂，成为了待遇更好的产业工人，这就更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了。

但是这一时期的东北工业总的来说都是亏本的，是革命委员会依赖贷款维持着工厂的生产，自然也不会让工人们超过8小时工作日，工人在上班期间倒是有一半时间是在扫盲和进行技术培训。

1914年欧洲战争爆发，哪怕是最劣等的工业品，在市场上都成为了紧俏货。对于那些在战场上未必能活过三周的士兵们来说，质量低劣的军装和军需品不是问题，没有补给才是最大的问题。战争刺激了欧洲以外国家的生产能力，特别是对于正处在刚刚建设出成果的东北，工厂需要更多的工人才能运转起来，而那些民营工厂也展开了对于熟练工人的争夺战，于是原本不应该出现劳动力匮乏的中国，在战争期间东北却一直都处于劳动力不足的状态。

虽然关内各省有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但是很少有人会搬迁过去，即便撇开关内外的社会治安及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的差异，光是东北能够提供的便利交通、廉价能源、充足的供应链和丰富的订单，就不是其他地区能够提供的，最多也就是上海、青岛和天津、武汉这些港口城市还能提供一些生产上的便利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营工厂的工作日很快就超过了9小时，民营工厂则超过了10小时，甚至还有12小时的。原本还觉得过的不错的工人们，现在也开始不耐烦这种长时间的加班了。特别是那些民营工厂，有的工厂现在还实施把头制度，就是说工厂不是直接雇佣的工人，而是同把头进行交易，你带多少工人过来，工厂就付你多少钱，至于你怎么给工人发，工厂就不管了。

在这种把头制度下，工人不仅得不到任何保障，甚至连每月的工资都要被克扣，甚至还有遭到把头的毒打和虐待。而这些被把头从乡下带到工厂的工人，几乎不被允许出工厂，每日除了上班就是在工厂的宿舍，早上顶着星星上班，下午戴着月光回宿舍，形同坐监。

对于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来说，这样的生活显然是难以忍受的，特别是在他们接受了工人中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政治教育后，就提出了要维护8小时工作制，打倒把头制度及反对对工人进行监禁及搜身等侮辱压迫的工厂制度，国营工厂主要是8小时工作制的问题，后面那些激怒了工人们的问题都在民营工厂中。

工人们发起的斗争自然获得了各工会的支持，但是却遭到了革命委员会政府方面的反对。政府方面认为对于积贫积弱的中国来说，当前的工业发展机遇期可谓是千载难逢，这个时候多工作一个小时都能为国家换来急需的外汇，从而减轻身上的债务，工人们应当忍耐一段时间，革命委员会本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自己领导的政权，这不是笑话么？

政府方面认为可以给工人们增加加班工资，但是不能减少加班。至于民营工厂的问题，政府认为他们现在也一直都在处理，只要工人们上告，他们都去做了调解的，但是更多的问题出在那些把头身上和工厂主无关，因此现在应当废除的是民营工厂的把头制度，而不是关闭工厂整顿。现在东北每个工厂身上都是有任务的，关停一个都会造成一连串的反应，这显然是政府不愿意接受的损失。

在这样的局势下，工会内的党员、共青团员就比较迷茫了，他们不知道是应该接受政府的要求去平息工人们的愤怒好呢，还是应当遵照列宁主义的要求，继续带着工人们去斗争工厂主和国营工厂的厂长。

吴川听完后沉思了许久，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极为头疼的问题，却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不过他并不打算在杨铨面前就这一问题发表意见，因此在思考之后他用手指按着头部说道：“这确实是我们要设法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恐怕就会动摇工人阶级对于党的信任。这样吧，这两天你陪我去各个工厂转一转，我想听一听工人们的想法……”

上午的谈话结束之后，吴川便决定和周泽春去红十月特种车辆厂看一看，作为前中东铁路的列车修理厂，这个工厂的工人不仅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哈尔滨的发源地，也是辛亥革命中最先参与哈尔滨起义的工厂工人，可以说是共和党在工人中的一个支撑点了。

吴川的到来获得了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不过他并没有听到工人们的抱怨声音，相反他听到的问题大多数都和工人们自身福利无关，他们更期待着俄国革命的胜利，希望共和党能够坚定的拒绝协约国干涉军通过中东铁路进入俄国，并向他问道：“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像俄国的无产阶级那样，把那些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也从中国赶出去，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由劳动人民拥有的国家？”

站在一部待修理的列车机头侧面钢板上的吴川，只能向着工人们热情的呼吁道：“工人同志们，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一个由劳动人民完全拥有的国家，我相信很快她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是，工人同志们，我们也应当看到，资产阶级的力量现在还是很强大的，哪怕是一个在这场战争中死伤了上百万年青人的法国，也依然牢牢的镇压着国内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比法国更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有英国和美国。

当然，我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会害怕资产阶级的力量，我只是想说，无产阶级不会畏惧战斗，因为在战斗中死亡的绝不会是无产阶级。

可是同志们，我们每一份力量都是宝贵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是为了胜利而不是为了牺牲。我们要先积蓄我们的力量，让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最为薄弱的地方赢得胜利。那个地方现在叫莫斯科，叫柏林，我们这里还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决战的战场。

看看我国的人口比例吧，将近5亿人口的中国，最革命的工人阶级却还不到1000万。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尽快的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让我国农民更多的转变为先进的工人阶级一份子，从而削弱国内地主、封建文人、买办和帝国主义的力量，在当前阶段的任务中，资本主义暂时还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需要忍耐他们。

当然，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能同资本主义斗争了，我们还是要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要阻止他们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剥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但是这种斗争并不一定会以暴力手段表现出来，因为政权现在正在我们手中，我们将会按照无产阶级的意志制定法律，去剥夺资本家们对于我们的剥削……”

吴川在红十月特种车辆厂的演讲获得了工人们的欢迎，从列车头上下来的他，同围着自己的数百名工人进行了握手，当他离开工厂坐上汽车时，他才感觉到自己的右手手臂肌肉有些酸麻了。

不过吴川并没有在意这一点，他一边用左手按摩着右手的手臂，一边对着周泽春认真的说道：“我想了一天，我觉得我们还是应当相信工人阶级。红十月工厂的工人们今天已经很好的证明了，他们并不是一味的只贪图于自己安逸的人，只要让工人阶级了解他们的利益所在，那么他们自然就会主动的去协助党和政府去完成最为艰难的工作。认为工人阶级不顾全大局，只顾着自己小家的想法，我看是要不得的。这只能说明，我们还在把工人阶级当成了要照顾的幼儿，而不是革命的领导者。我们需要给工人以领导革命的权利，当然我们也要尽可能的去同工人们讲清楚党所面临的困难，但如何把革命继续下去，终究还是要依赖于工人阶级的觉悟的。”

周泽春沉默了数秒后就接受的说道：“我支持您的意见，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去做？当前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还是在两个部门，一个是工厂的工会，一个是工厂的夜校，前者由工人中的党员领导，后者由知识分子中的共青团负责，我们应该让谁去发动工人？”

吴川想了又想，最终回道：“还是应该通过工会去引导工人，共青团起辅助和宣传的作用为好。除此之外，党内的干部培养，应当对工人阶级进行一定的倾斜了，特别是从工会系统上来的工人党员，应当作为重点来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