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海河口北岸的高地上，皑皑白雪将这海岸边都染成了白色。林三海指着远处的海面向交通委员会的委员方兆国介绍道：“根据我们的规划，我们将会在这片海岸线上建立一个全新的海港，我们面前的这片盐田将会全部改造成港区，虽然这对于盐场会有所损失，但是这个新的港口一旦兴建完成，那么唐山钢铁厂所需要的焦炭和铁矿石就可以改从此处进口，而钢铁厂的成品也可以从这处塘沽新港运出，这将提高唐山钢铁厂的产能和削减炼钢成本。

我同唐山钢铁厂的厂长、总工交谈过，新港的建成将会极大的减少唐山钢铁厂的生产成本。我们也可以订购更大的货轮装载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从而降低进口铁矿石的价格，提高铁矿石的输入能力。此外，新港的建成也可以增强华北各地的物资输出，比如山西的煤和钒土矿，渤海的盐同华北各地的棉、粮等农作物……

所以，我们对于新港的规划是：从这里到那里建立30公里长的防波堤，开挖长13.4公里、宽200米的航道，建码头12座，船闸一座，新港的年吞吐量能达到2700万吨，预计用8年时间完成，总投入2.7亿共和元……”

方兆国仔细的倾听着林三海的介绍，对于这位从基层脱颖而出的技术干部，他还是比较重视的，特别对方还是一位退伍军人。作为党内的工人党员代表，方兆国天然就亲近像林三海这样的军人及工人出身的干部，这肯定是自己人。

方兆国裹了裹自己的皮大衣，但依然有挡不住海风的感觉，他于是向着林三海说道：“好了，今天该看的也看了，我们先回去再说。我明白河北省政府对于建设塘沽新港的迫切心情了，不过我们总不能在这里吹着海风谈事情吧？我还想为革命事业多奉献几年的。”

林三海只能讪讪的笑了笑，带着方兆国和一干随行人员走回了停车的地方。哪怕是过去看不惯干部乘坐汽车的党员们，现在也越来越接受汽车只是一种交通工具而已，而且人们也越来越依赖于这种代步的机器。只要有路的地方，汽车总是比马车或马匹更方便快捷，因为汽车不用停下来进食，还能始终保持恒定的速度，只要油箱里还有油，载重量也比马车大的多。

过去从城里到乡下其实是很麻烦的事，哪怕仅仅是办一件小事，至少也要两天或三天的时间，大多数时间其实都浪费在了路上。但是有了汽车之后，基本都能做到上午下乡，晚上回家。这就极大的提高了干部的工作效率，加上广播及电话，新技术让城乡之间的距离缩短了。

1920年中国的汽车登记注册数量超过了32万辆，此时美国的汽车售出数量已经超过了200万辆，中国汽车保有量差不多是美国的七分之一弱。中国多是企业、军队和政府部门登记的汽车，而美国多是个人登记的汽车。

中国汽车登记最多的城市是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和沈阳，然后是上海。哈尔滨大约注册了1.3万多辆，而上海约2900多辆，大约70%的汽车都在东北地区。而东北从小汽车到卡车的年产量，也达到了年产20万辆的规模。

东北的汽车工业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这么大的进步，美国通用汽车的创始人威廉·杜兰特功不可没。一开始，杜兰特只是想要开拓中国和日本的市场，因此在吴川的建议下，他将一个汽车工厂迁移到了长春。

但是之后，通用汽车并购福特汽车不成，反而被福特汽车以低价策略夺取了市场，资金链出现问题的杜兰特不得不将通用股份出售给了财团。但很快战争爆发了，杜兰特一边联合汽车技术天才路易斯·雪佛兰创建了另外一家汽车公司，并将中国汽车工厂变成了雪佛兰公司的零件供应商。

在战争红利和中国供应的低成本零件下，杜兰特很快就把雪佛兰公司扩张了起来，并利用雪佛兰公司股票换回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从而再一次夺回了通用汽车公司的控制权。

1920年，新通用汽车公司的规模是1916年的八倍，不过这一次杜兰特接受了吴川的建议，把一些没有竞争力的汽车工厂解散，然后运到了中国建设新工厂。和福特公司试图从头到脚全面控制汽车产业链不同，杜兰特这一次采取了留住汽车设计部门和高价值的汽车部件生产、组装工厂，其他则向中国转移的策略。

这一次通用汽车公司真正采取了通用零部件的设计，确保中美工厂生产的零件能够通用组装于一辆汽车上。杜兰特的战略大获成功，不仅降低了汽车生产的成本，提升了公司利润率，还减少了工厂内的工人运动。

通用汽车公司采取的新战略，虽然没有让福特公司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却令福特公司感受到了威胁。虽然美国熟练工人的生产效率要比中国工人高，但是美国汽车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并不能完全抵消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优势。而且随着中国工厂工人生产效率的提升，中国产零部件价格下降的空间要比美国产零部件更大一些。

因此，一直对东方设立工厂兴趣不大的福特公司，也开始和革命委员会接触，预备在中国建立新工厂。不过福特公司和革命委员会合作的第一个项目倒不是建立汽车工厂，而是预备把福特公司名下的拖拉机工厂转移到中国。一战结束后，农产品价格的下跌，和许多生产军用拖拉机的工厂重新转入民用拖拉机生产，这就让福特萌生了退出拖拉机生产的想法。

1916年福特公司进入拖拉机生产，1919年就开始大批量上市，价格仅为885美元。到了1920年，福特拖拉机就降到了790美元，但是对于萎缩的美国农业和超过160家的美国拖拉机生产商来说，美国拖拉机生产能力已经过剩了。

中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正推动中国钢铁、玻璃、橡胶、水泥等产业的快速增长，这些工业产品正是修建厂房、道路和汽车所需的原料。而在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工业化进程中，也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市场。

原本中国的城乡居民能够购买的耐用消费品只有手表、缝纫机和自行车，但是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不仅增强了国有资本的力量，同样也促进了私人资本的发展，比如轻工业的私人资本，在战争景气中就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些高收入群体有着购买高级工业品和奢侈品的需要。

这还不包括，美国和英法及德俄的战后贸易战时，中国对以上这些国家几乎都有着贸易互补关系。因此美国资本将一部分生产能力转移到中国时，还能避开各国对于美国的贸易抵制。

上了皮卡车后，这种中国自己设计的工具车非常受各国农场主的欢迎，也很受经常下乡的政府人员的欢迎，既可以带人带东西，也足够结实耐用。

方兆国用双手搓了搓脸，觉得手上有些热乎起来之后，这才对着林三海说道：“塘沽新港这个规划确实很好，不过交通委员会还需要和地方政府进行交流，毕竟光一个唐山钢铁厂现在还不值得我们投入这么大。我们需要和山西、河南，甚至是陕西、内蒙达成协调，确保这些地区有足够的物资从天津出海。海不过，我倒是希望你能够去另外一个新项目负责起来。你有没有想法？”

林三海想了想说道：“只要党需要我，去哪我都没有意见，只要有工作可干。不过要是今后塘沽新港开始建设了，能不能让我参加建设？我花了好多精力在这个项目上，我觉得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如何去建设它。”

方兆国点了点头说道：“只要你能把新项目干好了，我到时候会把你调回来的。我们总不能把能干活的人排除在外吧？塘沽新港又不是什么小项目。”

林三海这才生起了兴趣问道：“是什么地方的新项目，要我过去？”

方兆国坦率的说道：“营口港和沈阳这两年发展的都很不错，但是这两地之间的交通状况已经开始阻碍到两地的发展了。虽然两地之间有铁路和公路，但是铁路的运力虽大，可时效性并不好，港口卸下的要紧货物不能及时运到沈阳，沈阳这边想要把货物运到港口也需要提前登记。至于公路，汽车和行人、畜力车混用，开不快也不安全。

所以，在吴川同志的关注和建议下，认为沈阳和营口之间应当修建一条专门用于汽车行驶的专用高级公路，除了汽车外，其他交通工具都不得上这条路。类似于全封闭的铁路，这条专用公路一旦建成，那么往来营口和沈阳两地的公路交通时间将会缩短到4小时以内……”

在此时的长春站台，一辆客运列车停靠在了站台。从列车上下来的耿谨文对于这趟行程很是满意，不冒烟的电气机车确实少了许多烟尘，更重要的是，他看了看表后说道：“又提速了啊。”

站在耿谨文身边的秘书立刻解说道：“我们坐的这辆客车是最新研制的电力机车，最高时速89公里每小时，比之前的60公里每小时足足提高了50%的速度呢。耿委员，那边好像是来接您的。”

耿谨文抬头看了一眼，赶紧上前几步和对方握手问候道：“廷栋同志怎么过来。”

梁廷栋和他握了握手后，这才微笑着说道：“刚好过来送个人，然后吴川同志说，让我顺便捎你过去。这样，北京那边还好吗？”

耿谨文看了看左右，方才对着梁廷栋回道：“还是觉得长春更好，每次回来我都觉得变化不小。不过我担心关外再这么飞奔下去，关内就要把关外当成外国了啊。”

梁廷栋楞了下，也压低了声音说道：“老实说，每天早上醒来我都担心晚上回来时能不能找到家门。除了吴川同志还嫌建设的太慢外，有些老同志宁可去小城市呆着，也不想留在大城市了，因为真的搞不明白这样的城市到底怎么管理。”

两人相视一笑，耿谨文就岔开了话题说道：“先上车吧，总不能让吴川同志等的太久。”

耿谨文这次回来，并不仅仅是对中央做一个常规汇报，他同时也有着不少问题要同吴川和其他中央委员进行商讨。在车内，他和梁廷栋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对方显然也有些事情想要获得他的支持。

当两人从车上下来，走进了吴川的办公小楼后，张云荣立刻把两人带上了楼，领着两人进了二楼的一间温暖的小会客厅。耿谨文和梁廷栋坐下喝了一杯热咖啡后，吴川就推门走了进来。

耿谨文、梁廷栋起身和吴川互相问候，然后三人便坐了下来。吴川靠着沙发，向着耿谨文说道：“上次你回长春，我刚好还没回来，我们两人倒是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徐世昌据说已经称病不出门了，现在孙总统那边是什么想法？他属意谁来当内阁总理啊？”

耿谨文沉默了片刻后说道：“主席，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国民党或孙总统的意见，而是本党和群众的意见更为重要。

本次在国外办理的政府间交涉也好，国内外的贸易谈判也好，还是今年的赈灾也好，这些事情都是主席和本党办下的。国民党或北洋，总统府或国务院，几乎都只装点了门面。

这些人既不能办事，在本党做事的时候还指手画脚，除了扯后腿和同列强勾结外，几乎就没干什么正事。我们难道还要继续容忍他们吗？”

一旁的梁廷栋也点了点头说道：“我们给了国民党和北洋太多的机会，但是他们除了争权夺利之外，几乎就没干出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张静江在浙江推行温和的土地改良政策，结果却被浙江乡绅给赶出了老家，他在国民党的同志不仅不和他同仇敌忾，还指责张静江做事莽撞不懂得体谅乡亲，坏了国民党的名声。搞的张静江只能宣布辞去公职，躲在上海当寓公去了。

而国民党在上海、江苏的官员，贪污成风不说，还喜欢逛窑子。据说有在南京当官的国民党党员，在上海养了一个外室，然后是每周五坐火车去上海度周末，他去上海比上班还准时。因此很多人找他办事，不是去官署而是直接在上海同那个外室攀交情，据说比上官署办事快多了。

北洋之官吏腐化堕落至少还保存个面子，但是国民党这些新官吏打着国际潮流的名义，是连基本的操守都不要了。国民党所谓的实业建设，到今日为止连一条都没有实现。和这些人一起，我们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吴川沉默的倾听着两位委员的意见，等到两人停下之后，他才叹了口气说道：“和他们在一起，当然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不过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容忍他们吗？”

耿谨文和梁廷栋互相看了看对方，于是开口问道：“我们到是真的想不出，还请主席您明示。”

吴川伸手揉了揉眉心后说道：“我国自古以来的政治传统就是，权利归于上，责任归于下。这样的政治传统下，是不可能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的。而没有了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

对我而言，共和党能够走到现在，我自然希望它能够走的更稳当一些。我不希望，人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只是造就了一个吴川所有的中国，或是党所有的中国，这个中国依旧和人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如果我的目标只是这个，那么对于人民来说，孙文和国民党站在中央政府内，和我们站在中央政府内，究竟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