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川总结完俄国革命中布尔什维克政权为什么能存在的原因后，便靠着讲台目视着阶梯上就坐的数百名学生说道：“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

今天是我在这里上的最后两节课程了，寒假之后中央就要迁去长春，诸位同学中有不少人去新学校也许还能见到我，至于留下的同学暂时我们大约是见不到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只要你们毕业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迟早还是会碰面的。

那么接下来半小时，我们照着往常的规矩，同学们提问，我来回答。嗯，各位同学真热情，那就右边第二排第五位同学，你先问吧……”

随着吴川宣布进入问答时间，底下的学生们顿时活跃了起来。如果说第一次见到吴川时，不少同学面对他的时候还有些敬畏，等到熟悉之后大家就开始放松了起来，哪怕有穿着便衣的警卫守在一旁也妨碍不到他们了。毕竟现在是冬天，总不能让人在外受冻。

当然，这些同学们的活泼还是有限的，不会如面对其他老师那样更没大小之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相当放的开了。毕竟吴川现在好歹也是革命前辈加革命领袖，没人会以为他比孙、黄的地位低多少，就连北京城内的袁世凯给吴川写信，也要称上一句畏之老弟。

对于这些从小生活在等级社会体系下的学生们来说，能够嬉皮笑脸的对着吴川喊上一句“吴老师好！”，就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勇气了。不过在听了吴川的讲课之后，这些学生们对于官员和委员的敬畏，倒也减少了不少。

既然革命委员会的主席都能轻声细语的给他们上课，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那么其他委员又有什么资格在他们面前摆谱呢？这大约是吴川给他们上课所带来的一个附加福利了，至少他让学生们知道，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并不是前清的总督巡防，也就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也因此，跑来听吴川课程的学生已经超过了他正常授课的学生人数，有些人一开始跑来就是想要看看革命委员会主席长什么样子，后来听了课程觉得很不错就变成常客了，毕竟这个时代中国还没有人会把政治、经济糅合在一起教授，甚至中国的大学里就没有政治这门课程。

也就是吴川的本职不是教书，否则他倒也能弄一个大师的头衔了。不过，因为他教授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倒是让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名声传扬了出去。还有人认为他就是威尔逊总统的学生，毕竟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大学就是教授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的。

吴川对这些流言不过一笑置之，不过他倒是不拒绝其他班级的学生来听自己的课，反正他只要没有离开哈尔滨，就是雷打不动的在阶梯教室准时上课。而且对于来听课的人，他也是一视同仁，有时也点名让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所以他的课程在学生之间颇受到欢迎。

这位被吴川点到的陌生男同学，估计也不是第一次来上吴川的课了，因此被点到之后他立刻熟络的起身说道：“吴老师好，我是文学院16-1班的何忠涵。刚刚听了吴老师对于布尔什维克派的介绍，我就有个问题想要向您请教。

从1914年7月开战到今天，俄国已经花去了数百亿卢布，付出了数百万人的伤亡，虽然这场战争是各列强之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挑起的，但是战争进行到今日，难道不是已经和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息息相关了吗？

在这个时候宣布无条件停战，要求各交战国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协定，这对于俄国和俄国民族来说，算不算是一种背叛？”

吴川瞧了一眼其他人，发觉对于这位何忠涵同学的问题，支持者还真不是少数，连坐在讲台正前方的伍豪同学对此问题也是微微颔首。

1917年对于革命委员会治下的各大学来说实在是个丰收之年，各地的年轻学子纷纷报考了东北或山东各大学，本届生源的质量一举超过了前几年。

之所以能够造成这样的局面，除了去年革命委员会收回租界这一系列动作引起了年轻人的注意之外，东北及山东的各大学软硬件都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的其他大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哈尔滨工业大学及军政大学的文科有章太炎及其弟子坐镇，这一点就已经差不多能盖住国内的多所大学了。而东北各大学的理工科院系，更是国内许多大学难以比拟的，有些大学甚至就没有理工类课程。

因为国内各大学除了缺乏理工类的老师外，更是缺乏用于理工科教学的实验场所及器具。有些大学能够设置一个数学系就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数学的研究投入最少。

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委员会同日本爆发的那几场大战和欧洲大战的讯息传来中国之后，发展工业，特别是发展重化工工业才能富国强兵的观念，一下子就在国内传播开了。有志青年莫不想要报考学习理工科学校，东北多所理工院校的出现，一下就降低了这些学生学习的成本。

能够读到高中并想要继续读下去的，一般家境都还可以，否则中途就要退学谋生去了。但即便是如此，能够凑得起出国费用，到国外留学的学生依旧还是少数人。就好比那些去不了欧美留学的，最终都去了日本，现在这些人更是都涌进了东北各所学校学习。

这些学生中的佼佼者，就有吴川相当熟悉的伍豪同学，也有他不熟悉的恽代英、瞿双、林育南等人，当然他们现在还是只有热情的年轻人，并不是真正的革命者。

老实说，吴川过去一直没有去寻找这些历史名人，一方面是觉得革命委员会未必能够支持到十月革命，那么把这些历史名人找来岂不是害了他们。以这个时代反动派的手段，不管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对待政敌可都不会手软的。

另一方面就是，人的思想是被环境塑造出来的，特别是在这些人三观还没有确定的年纪，把他们从熟悉的环境中拉到东北来，他们就真的能够变成革命者了？吴川对此是深感怀疑的，毕竟后世连党校老师都变成反贼了，更何况是当前马列主义还不成气候的中国。

而随着伍豪等同学自发的到来，吴川也是抽空和他们见过聊过，只能说即便是未来的革命领袖，现在也还是一个好奇的中二少年。虽然他们已经比身边的同龄人优秀了许多，但是他们对于社会主义连门外汉都算不上，倒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崭新社会面貌感到激动不已。

就如伍豪同学自己所言，如果不是看到了东北这几年的变化，辛亥革命前他来东北投靠了伯父，之后还在沈阳上了半年学，之后才去了天津。这期间，他也来过几趟沈阳，革命委员会收回了东北的海关及盐税之后，他的伯父又从天津运动去了东北海关工作，不过伍豪并没有再回东北上学。

从革命前到革命后，他亲眼看到了沈阳的巨大变化，加上革命委员会对于天津租界的收回，终于使得伍豪放弃了前往日本求学的想法，转而考入了哈尔滨军政大学。但是，在他同吴川的谈话中，却始终流露着对于日本所实施的军国主义的欣赏。

于是吴川算是熄灭了收集历史名人的打算，在这些人没有经历过令自己觉悟的事件之前，恐怕是难以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他可不希望让这些人毁在了自己手里。

面对这个关于民族和国家的问题，吴川沉默了数秒后方才开口说道：“这位何忠涵同学倒是提出了一个极好的问题。

不过再说起民族和国家之前，我们先得要搞清楚这两个名词的用意。斯大林同志说过：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列宁同志对于国家的看法是：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我们都知道政治是人的社会性活动，而历史是记载了人的社会性活动的记录。民族和国家都是政治范畴里的术语，因此历史上的记录必然会表现出民族和国家在政治活动中所发挥出来的作用。

我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光是有记载的历史资料就可以上诉到三千年之前。那么民族和国家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究竟发挥出了些什么作用呢？

夏商周三代，国家和民族是一体的，所以征讨四夷也叫教训野人；周之后是春秋战国，除了楚国之外，其他各国都是同文同种，但是中原各国既有联合讨伐楚国的举动，也有联合楚国讨伐兄弟之国的举止，这个时候就已经把国家和民族分开了，原则上国家的利益要大于民族的利益。

汉同匈奴之间的争斗，既是民族之争也是国家之争；三国之后的西晋结束了战乱局面，天下重新归为一统，但没过几年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诸王利用胡人征战和掠夺民间财富，这个时候司马家是既不讲国家利益也不讲民族利益了……

然后到了清初，皇太极把蒙古人和汉人抬为八旗，利用这些蒙古人和汉人去杀戮关内的汉人，而南明小朝廷为了对付农民起义军，宁可和满清议和，也不愿同农民起义军联合扛清。

到了清末，慈禧在辛丑条约签订前对各列强外交官这样说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由此可见，这世界没有什么民族利益或是国家利益，有的只是统治阶级的利益。

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地主可以同其他民族合作镇压本民族的反抗者；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皇室可以出卖国家利益，以求保全自己的统治权力。

由此可见，俄国已经花去的数百亿卢布，付出的数百万人的伤亡，并不会给俄国的无产阶级带来任何利益，哪怕在战后俄国获得了赔款和土地，和无产阶级又有什么关系？

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说，结束战争并推翻继续战争的贵族地主和资本家才是真正的维护了本阶级的利益。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俄国无产阶级就必须停止战争，才能让俄国人民拥护自己。对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来说，继续这场战争不过是削弱了自己和同盟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进一步壮大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力量，最终让俄国人民继续无谓的流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