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对于袁世凯政府的不负责任感到非常的愤怒，他对于亲自上门前来传达这一决定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说道：“贵国政府如此行事，我国将不得不采取断然举措，关于山东战事问题将不再和贵国沟通，因此而造成的一切后果将由贵国承担。”

在日本公使的面前，孙宝琦这位前清的山东巡抚，现在的民国外交总长，宛如是一个做错了事被老师责罚的小孩子，只是一味的唯唯诺诺，毫无半点反驳对方的意思。

日置益看着这样的支那官员，心中也不由大为生厌，以近乎驱赶债务人的羞辱方式，结束了这场让他充满了不快的谈话。送走了孙宝琦之后，日置益就开始思考如何应对当前出现的变化。

外务省于欧战爆发之际将他派来中国，自然是因为他的对华强硬姿态还要过于小幡酉吉公使，加藤外相认为只有他才能更好的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

不过此前都在南美地区担任大使的日置益，此次来到中国之后就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的态度和他印象中出现了一些区别。日清战争之后，中国人对于战胜了自己国家的日本不仅没有任何怨恨，反而出现了一股学习日本的风气，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亲近日本的。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也正是因此而萌发。

但是日俄战争之后，一部分中国人的态度就开始有所转变了，他们虽然赞叹着黄种人首次战胜了白种人的胜利，但是在羡慕着日本极速开化的同时，也开始警惕日本对于中国领土、资源的野心。但是这个时候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还是畏惧的，认为自己是不能单独抵抗日本入侵的，所以满世界的去寻找能够帮助自己的列强。

可是这一次他来到中国之后，日置益突然发觉除了北京政府的官员对日本的态度没什么变化之外，中下层的中国人对于日本人似乎已经失去了曾经的敬畏。

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人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和欧洲人相去不远，为了特意区分自己和中国人之间的差别，在华日本人都会显得格外的蛮横无礼，就连本国的外交官员都认为，中国民众对于日本的好感度急剧下降，和这些在华日本人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在华日本浪人的犯罪活动是分不开的。

只是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官员认为，日本作为一个后起列强，在在华利益上的争夺已经弱于欧美列强，而以中国人欺软怕硬的懦弱本性，对待中国过于亲善，只会让中国人优先把利益交给更让他们感到恐惧的白种人手中。此外中国人又无反抗日本之武力和智力，因此对于中国人的观感不必过于忧虑。

但是现在的中国民众，在日本人面前已经不是那么的顺从了。根据日置益的调查，这正是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变化。因为日本军队被革命委员会赶出了南满，中国的普通民众才开始觉得日本人和自己并没有什么差别。

虽然日置益知道，不管是陆军省还是外务省，对于支那革命委员会的态度是蔑视的，认为这些支那人是依靠了白种人的支持才让日本在南满吃了个亏。陆军反对任何关于南满战败的说法，认为陆军是为了国家忍辱负重，才不得不在南满做出了退让，陆军是能够战斗下去的，但是国家所面临的财政困难和欧美列强的干涉，使得陆军无法继续战斗下去。

可不管陆军在民众之间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不管陆军省和外务省的官员如何在外宣扬，只要失去了欧美列强的支持，支那革命委员会就如何不堪我国之一击。但是陆军省和外务省在对待支那革命委员会的具体问题上，却都显得极为慎重。

比如陆军口口声声要打过鸭绿江，结果不过是往鸭绿江对面放了一排枪，遭到了支那革命委员会的抗议之后，就偃旗息鼓了。按照陆军的说法，北朝鲜地区的天气不好，朝鲜驻屯军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北朝鲜的抵抗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越过鸭绿江就有可能重蹈1911年的覆辙，前线无法快速打开局面，而后方的后勤被朝鲜抵抗武装切断。

日置益听后心里倒是释然了，陆军虽然口口声声说自己在南满没有失败，但是看着他们总结这场战争经验这样具体，就知道陆军上下其实还是承认了南满败绩。

也正是因为如此，陆军在跨不跨过鸭绿江的实际操作上会显得这么慎重，而海军在封锁了胶州湾之后，因为山东革命委员会的警告，也没敢阻扰中国籍商船的进出。加藤外相则极力主张同北京政府交涉，反对和革命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

对此日置益倒是能够理解的，虽然来北京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是看一看报纸上的新闻就知道，革命委员会对于山东问题是没有妥协的言论的。

革命委员会甚至公然声称，成为中立国并不代表要放下武器，只有武装中立而没有和平中立的道理。中国不愿意参加这场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世界爆发的战争，也呼吁各国的普通民众一起反对这场战争，但是中国也绝不接受有人打着战争的旗帜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

这种煽动民众反对战争的言论，在革命委员会控制的报刊上比比皆是，甚至引起了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外交官的不满抗议，当然大家知道向革命委员会抗议是没什么作用的，因此压力都指向了北京政府。

所以日置益以为，对革命委员会进行虚言恫吓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反而会让对方更加瞧不起日本帝国。想要让革命委员会作出退让，必须要在实力上压倒对方。就在日置益思考着该怎么联合英国人一起向北京政府施压，先获得一个进入山东的名义时，公使馆的秘书秋津匆匆的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拿着一份电报纸的秋津，脸色有些异样的向日置益汇报道：“第二舰队来电，今日早上我方空军和支那空军在青岛上空发生空战，我军损失三架飞机，一架负伤逃回。加藤司令官要求阁下向支那政府交涉，要求支那政府严惩向我军发起攻击的支那飞行员，并将支那军队撤出青岛。”

日置益有些难以置信的看着秋津说道：“海军受到攻击不立刻开炮还击，反而要求我向支那政府提出抗议？加藤司令官是吃错药了吗？”

加藤定吉当然没有吃错药，站在座舰天桥上的海军中将看着在空中巡视侦查己方舰队的两架支那飞机，他除了沉默之外没有发出任何命令，当然他也没有什么命令可下达的，整个第二舰队包括英国盟友的军舰，都没有安装过任何防空武器，对于支那人的飞机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站在加藤身后的海军官佐们虽然一个个脸色铁青，但也都还保持着冷静，因为支那飞机的完备性已经超出了他们对于飞机这件新事物的理解。

最先把飞机引入日本的正是海军，几位海军军官认为这种新的飞行器有可能在未来战争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因此试图建立一个研究飞机的协会。但是海军上层一开始并不支持，倒是陆军听说这件事后表示愿意提供经费，于是在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研究飞机的临时军用气球研究会，委员长是当时陆军军务局长长冈外史。

之后，提议发起研究飞机的海军军官在研究会中日益被陆军边缘化，而海军内部也开始转变了对于飞机的态度，特别是1911年南满战事中支那军队用飞机轰炸了公主岭事件，使得海军大受震撼。于是在1912年5月，海军航空术研究委员会成立了，山路一善海军大佐成为了委员长，梅北兼彦、河野三吉、山下一诚、中岛知久平成为了研究会的骨干。

海军还将在日俄战争中俘获的一艘货船改装成了水上飞机母舰“若宫丸”号，在此次青岛战事爆发后迅速形成战斗力，并派往了胶州湾参战，试图从战争中验证飞机的作战方式。

“若宫丸”号排水量8000吨，搭载着3架莫里斯法曼1912型双翼飞机、1架吕号乙型双翼水上飞机，共4艘飞机组成的海军航空队。这只日本第一支飞行中队于8月21日才正式编组完成，整个中队配备了7名飞行员。

8月27日“若宫丸”号抵达胶州湾，8月28日航空队就想升空侦查青岛，但是被第二舰队司令官加藤所阻止。因为在第二舰队封锁胶州湾之后，加藤定吉就接到了山东革命委员会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表示：日英舰队如果擅自进入中国领海、领空，即被视为对中国宣战，革命委员会将采取一切必要的防御措施，包括动用武力。革命委员会对于日军的反击，也将不止于山东。

出发前加藤定吉已经得到海军内部的指示，对于山东的进攻应当先让陆军开第一枪，因为山东战争是陆军所主导的，海军在山东表现的再出色，也不过是在为陆军做嫁衣裳。海军在这场战争中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群岛，南下支舰队才是海军最要紧的任务。

所以分配给加藤定吉的都是一些老式军舰，新式战舰都被留给了正在组建的南下支舰队。因此虽然觉得山东革命委员会的通牒有些狂妄自大，但是加藤定吉还是指示“若宫丸”上的航空队不要轻举妄动，等待北京政府正式划出中立区再说。

不过今日一早，“若宫丸”再次发来电报，说是预计后几天的天气不会太好，飞行员需要趁着今日的好天气试飞一下，以熟悉青岛海上的起飞状况。加藤定吉这一次却同意了“若宫丸”号的请求，因为他前一晚刚刚接到电报，陆军第五师团已经集结完毕于今明两日登船出发，不管北京政府是否同意划出中立区，陆军都已经决定在龙口登陆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海军航空队起飞之后就毫不犹豫的越过了海岸线，在侦查了青岛港湾之后，还向青岛港口一幢架设着天线的建筑投下了一颗自制炸弹。事后查实，这是德国的无线电广播大楼，炸弹并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伤亡。

就在海军航空队得意洋洋预备返航时，支那飞机突然出现了，然后性能优异且装备着机枪的支那飞机迅速击毁了三架日军飞机，只有金子养三少佐驾驶的吕号乙型双翼水上飞机凭借着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一点运气才逃回了外海，和田秀慧海军大尉、藤濑胜中尉、大崎教信中尉不幸殉国。日本海军航空队第一次参与战事，就差点遭到了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