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庄园骑马去包尔基村大约也就半个钟点，不过如果是乘坐的马车的话，时间就要增加到将近一倍了。

俄国的乡下景象大致都差不多，或者说克拉皮文县周边的乡下看起来都一样，道路两侧不是田野就是森林，远处则是连绵不绝的低矮山岭，看起来倒是和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西地区相似，只是这里的山脉要低矮的多，似乎大都在2、3百米高度之间。

这个时间正是春小麦的收获季节，道路两旁的麦田内都有农夫在忙碌着。令吴川有些吃惊的是，在马车路过的麦田里，将近七成麦田使用着马拉的畜力收割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田地才使用人力收割。

当然，在道路两侧的田地都是最为平整的好地，这些地方使用畜力收割机还是相当合算的。令吴川吃惊的地方是，他所见到的这些麦田里的劳动机械一点都不落后，起码比五、六十年代影像里的中国乡村要先进的多了。

这场面可同佩奇和他描述的俄国农业落后景象有些不符。在佩奇嘴里，俄国农业还赶不上1860年的美国，起码那个时候的美国乡村，已经基本完成了以蓄力为动力的农业机器替代大部分人工的技术变革。

不过，这个时代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劳动力还没有昂贵到让地主们大量采购机器取代人工的动力。比如，此时意大利北部农业区的农民，每年两次乘船前往阿根廷为阿根廷的农场主们打工，一次是为了播种麦子，一次是为了收割麦子。

潘帕斯草原和美国中部的大草原地形相似，但是阿根廷的农场主们宁可从意大利雇佣农民，也不愿意全部采用更为高效的农业机器，显然说明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人力远比机器廉价的多。

所以，当吴川前往俄国的乡村时，他以为自己会看到，俄国农民带着全家在麦田里，男女老少拿着镰刀低头割麦子的景象，就好像他印象里中国乡村过去最为常见的农忙季节的景象。

原本在他脑海中，俄国农民收割麦子的景象应该这样的。他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挥洒着汗水头也不抬的收割麦子，在他们的前方是一望无际的麦穗海洋，在他们身后则是一堆堆躺倒的金黄色麦垛和露出麦茬的黑土地。

然而他现在看到的，却是一群农民驾驶着蓄力收割机轻松的收割着麦子，然后运到后方空地交给另一群人脱粒，这种农业机械化的水准，一点都看不出落后的样子。看着这些俄国农民有说有笑的样子，更是显露不出农民被斯托雷平反动政府摧残压迫的苦难沉重来，这令吴川意识到，也许这次在包尔基村的采访，大约是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了。嗯，对于男爵和俄国政府来说，斯托雷平的改革为农村造就了多少福利，让农民感受到了多少幸福，也许是个不错的正能量新闻。

但是对于《美国新闻报》的读者们来说，他们想看的可不是别人过得比自己好。《美国新闻报》不是一份针对工人发行的报刊，针对工人发行的报纸大多以大量的广告、招聘和租房信息为主，还有就是工人们最为关心的本地新闻。这类报纸的背后都有着一个大金主支持，目的是希望通过近乎免费的报纸去引导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念。

而《美国新闻报》的售价并不便宜，相对于那些几乎白送的商业报纸来说。《美国新闻报》的影响力也不够广泛，相对于那些拥有着著名记者的新闻报纸来说。

因此《美国新闻报》的广告收入并不高，它需要依赖读者的订阅才能生存下去。那么《美国新闻报》的售卖对象是个什么阶层呢？按照佩奇·开普兰的说法，就是那些庸俗的纽约市民和附庸风雅的小资产阶级。

这些人想要看什么样的新闻？他们想要看的，是那些比自己过得更不如意的人们的生活。通过窥视他人的痛苦，从而令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的阶级优越感，种族优越感和国家优越感，最终营造出一种虚幻的幸福感。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还能够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对那些从前高高在上的皇帝、贵族和上流人士进行批判，从而满足了他们内心的自我崇高感，以为自己才是这个国家的决定力量。

所以，这些《美国新闻报》的读者们，是不会花钱去买一份鼓吹斯托雷平改革成功，俄国农民现在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报纸的，因为这种新闻不能带给他们任何愉悦和满足。

虽然这并不关吴川的事，毕竟他只是佩奇的采访助手。不过对于试图在《美国新闻报》内谋求一个职位的吴川来说，这篇采访报道的成功与否，是直接关系到他是否能够在美国安家立业的重要问题，这就由不得他不担心了。

想到这里，吴川不由把目光从车窗外收了回来，他伸手向着马甲背心的口袋掏去，一不小心胳膊肘就撞到了堆满车厢的货物。他皱着眉头转了转身体，方才拿出了口袋里的一本巴掌大小的笔记本。

这本用黑色皮套包起的笔记本，是吴川购买日记本时一并买下的，主要是用来记载一些采访中的线索。比如他在档案室内抄录的一些资料，或者同自治会办事员们闲聊时听到的一些消息。不过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多的，还是他同叶纳林·伊凡尼奇交谈中所了解的县内农村和工厂的情况。

叶纳林·伊凡尼奇虽然没有在乡下生活过，但是这几年他所居住的街区却拥进了大量来自乡下的新工人，这使得他听说了不少县内农村的情况。而作为一名自治会的抄写员，他从业近20年，经他手抄录的各类文件已经是不计其数，因此对于县内农村的历史沿革变化也是相当熟悉的，这就给了吴川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只不过叶纳林知道的太多，而吴川之前主要把精力放在了自己的身份问题解决上，所以两人围绕农村之间的谈话并不深入，因此他也就没想到会遇到眼下这种状况。

不过翻看着日记的吴川很快就反应了过来，那些被赶入城内的新无产阶级，其实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受害者。在他们眼里这场土地改革自然是坏的很，他们向外人诉苦时显然是不会提及改革的好处的，这纯粹是一个立场问题，倒不是叶纳林欺骗了他。

既然是改革，自然就会有受益者，而他现在所见的这些麦田里收获的农民，显然就是这场俄国土地改革的受益者。想通了这一点，他的内心倒是平静了下来，开始重头翻看起叶纳林向他提及的，关于俄国农村制度沿革的历史。

俄国的乡村公社有一个单独的词“米尔”，而“米尔”在俄语中还有另外一个歧义，指的是世界。对于俄国的农民来说，公社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

即便1861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农民依附于村社的政治和经济附庸关系也依然存在着。没有村村长老的准许，村民连县城都去不了，更不用提跑去外省打工了。

而连环保制度的税收政策，更是把全村人强制的约束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为了俄罗斯帝国最微小的一块底层基石。

村社一般由地主或是地主制定的对象担任长老，虽然只是区区村子里的长老，不过这些长老的权力却相当的大。他们不仅可以决定村子里各家缴纳税额的数目，还负责调解日常生活中村民的冲突，抓捕村子范围之内的小偷或强盗，甚至能够把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去的权力。

不过随着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推行以来，村村长老的权力就在不断下降，而乡村警察的地位却越来越高。

只是按照1861年2月19日法令，村社的权力机构应当是“米尔大会”而不是什么“长老会议”，村长、收税员、文书等人员也应该通过大会公开选出，而不是由长老们暗箱操纵的。只不过随着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被富裕农民掌握的“长老会议”认为，他们的贡献要比村子里的穷人们大的多，所以他们自然就应该拥有更大的权力。

而斯托雷平推动的土地改革，实际上就是站着富裕农民的立场上发起的改革，因此村社的权力也就日益为富农们拥戴的“长老会议”所窃取了。于是这些破产农民虽然入城当了新工人，但是却依然对于村社中的富农耿耿于怀。他们对于富农的怨恨之情，在叶纳林的述说中，可谓是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