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的话让胡汉民也再次鼓起了勇气对孙中山说道：“哪怕不能把东南地区完全拿过来，至少也要把上海和浙江拿到手。

以共和党的操切姿态，要是让他们管理上海，我担心会变成第二个天津废除租界事件。现在可不是美国保持中立的时候，协约国已经把这世界上所有非同盟国的力量都囊括了进去，共和党要是在上海也搞一出收回租界的闹剧，协约国各方恐怕未必会再如此前那般退让了。

可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您，共和党制造出来的外交麻烦最终还得您出面去解决，总统难道真的承受的起各国一致的外交压力吗？这庚子国难才过去多久，我们总不能让列强有借口再组建一次八国联军吧？

英士现在虽然不在了，但是他在上海还是有不少老朋友的，有这些老朋友的帮忙，我们安定上海并不是什么难事。上海也只有在我党的控制之下，才能缓和同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在欧战结束之后，让我国赢得战胜国应得的荣誉。

我以为，只要我国真正确立了共和体制，又在欧战中做出贡献，那么各国自然会给予我国一个体面的地位。就好比日本人也是在建立了议会制度之后，才逐步取消了各国在日本的特权，以及收回了各国在日本的租界。

以当前欧战之惨烈，我以为对列强一味强硬并不是什么好事，学习日本的柔以克刚，方才是保全国体和让民众避免刀兵的最好办法。我国的国力虽然比20年前有所增长，但恐怕还是难以及得上战前的俄罗斯帝国的。俄罗斯帝国在欧战中尚且被如此蹂躏，连沙皇都被民众逼迫的退位了，我国这一团散沙的局面又拿什么去抵抗列强一致的原则？”

孙中山终于有所动容，皱起了眉头说道：“国家终究还是要真正完成统一，我们才能自强自立啊。只是，其他人且不论，我们总要先说服共和党才行。若是共和党一意反对的话，你们的想法是落实不下去的。我总不能一边接受冯国璋对于中央的投诚，一边又挑起国内的纷争吧？要是共和党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冯国璋恐怕也会改口的。”

听到孙中山的口风有所松动，戴季陶立刻说道：“共和党正是打着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才推动了本届联合政府的建立，这也是全体国民对共和党赞誉有加的基础所在。

总统你也说过，国民党参加本届联合政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效仿费城制宪会议，先从政治上完成国家认识的统一；然后就是向美国的党派政治过渡，从而建立起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自由共和国。

如今前一段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大半，除了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各省都已经宣誓承认自己为中华民国的一份子，而西藏问题主要在英国人从中阻挠，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但是后一段目标，老实说我们连道路都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华民国，名义上是一个共和国，但实际上各地都是军阀当家，如果我们不收缴这些军阀的武装，中华民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上下一体的共和国。

共和党现在虽然是共和体制最大的支柱，但是他们同样也是依靠着枪杆子治理着地方。吴川又比总统年轻这么多，说句不好听的话，您现在的位置迟早是他的。吴川有党、有枪，如果再坐上总统的位置，那么他的权势就远远超过了袁世凯，我很怀疑到时他是否还肯从这个位置上下来。

总统想必也知道，南美各国的那些军事强人坐上了总统宝座之后，几乎就是终身制总统，没有人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总统从满清起带着我们反抗帝制，这一路走来过了多少坎坷，难道您希望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再度被人给毁灭了吗？”

“我相信吴川应当不会如此愚昧的，这种话还是不要说了，传扬了出去难免破坏我们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你想说什么，还是直白一点吧，不必绕弯子。”孙中山摆了摆手回道。

戴季陶停顿了一下，瞧着孙中山的脸色小心翼翼的往下说道：“我以为，想要建立一个总统您所想要的自由共和国，我们至少应当做到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军队国家化，若是军队不能国家化，大家手中有枪又怎么肯坐下来互相妥协呢？比如北洋军，当年不就是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才硬生生的夺走了我们手中的革命果实吗？

第二件就是开放报禁，当初我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时候就已经放开了报禁，但是袁世凯窃取了政权之后又蛮横的以军警干涉新闻自由，使得不少报社纷纷躲进了租界才免遭毒手。共和党虽然没有如袁世凯那样在明面上干预新闻自由，可他们也一样建立了报刊审查机制，对于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报道就加以撤销报道。若是让他们这样继续控制舆论，今后谁还敢批评共和党？

第三件就是应当把三民主义的内容列为学生学习的必考项目，共和党过去这些年把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都列入了教科书让学生学习，可谓是从小就在培养本党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不能把三民主义也列入学生的学习内容，我担心十年或二十年后，青年人都只知有共和党，而不知总统和国民党了。

也只有完成了以上三条，中华民国才能真正成为一自由共和国，而不是被独裁者统治的国度……”

胡汉民听着也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季陶说的好啊，袁世凯窃取总统一职后就装作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就连那些士绅名流也对北洋将领敬重学者、惠泽教育的做法大加赞赏，可他们却依旧搞不过共和党啊。

我记得报纸上就评价过：北洋敬学者，非国民启蒙之学、国民普遍之学，乃精粹掇拔之学、士绅一隅之学。北洋之际，两府为学拨款，累年不下百十万。其十之四五归于高等大学堂、大学校，十之二三归于大学教员、学人之平日开销。唯入国民普及教学、小学堂、启蒙诸师长者，十中无一。此尽天下蒙学、初小之财，供高位学人之用矣。

但是共和党这边却恰恰相反，共和党人大幅降低大学教员、学人之薪酬，却尽力保障小学老师的生活，因此数年之内关外就从蛮荒之地化为文教乐天。时至今日，关外的适龄儿童入学比例已经达到了近九成，几乎于东洋近邻日本相当，哪怕是关内最为富庶的东南地区也难以企及。

北洋所敬重的那些高等学校的教授学人，不是蝇营狗苟的无用之辈，就是倾向于共和党的进步学者，北洋在教育上可谓是惨败于共和党了。要是我们不重视这一点，等到北方各大小学校都用上了共和党思想的课本，我们在下一代身上恐怕也要重蹈北洋之覆辙了。”

对于戴季陶和胡汉民的担忧，孙中山并不是毫无触动的，他沉默良久之后也叹息着说道：“军队国家化，这自然是民国建立以来，我一直想要办到的事。但是这件事实在是阻碍良多啊，哪怕是支持我们的地方军阀也是不肯把军队交给国家的，更何况是共和党呢？”

戴季陶见状便赶紧说道：“要我看，共和党也不是不想军队国家化的，只不过是想以国民革命军领导全国的军队而已。这件事中反倒是我党牵连甚少，因为本党手中并无真正的服从三民主义的嫡系部队，都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他们支持本党不过是希望利用本党这面旗帜罢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欲取先予，先支持共和党对全国军队进行整顿，然后利用各地军阀对于共和党的恐惧，把他们的队伍整合到我党的名下来，让他们真正变成信奉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如此不仅可以消除各地军阀割据之局面，还能同共和党进行交换，换取大家一同放弃对于军队的控制，从而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

孙中山的目光转向了戴季陶，神情严肃的问道：“你的意思是？”

戴季陶点了点头回道：“以支持共和党整顿全国军队的条件，换取上海、浙江的归属。共和党本就一支独大，眼下他们又开始整顿全国军队，各地必然惶惶不安，必然会有人出来质疑共和党的居心。共和党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应对，都不会让地方军阀们满意的，总统到时正好可以居中协调。

再一个，以共和党在关外及天津、山东之霸道，英国人必然不乐意共和党的军队进入上海，以免再来一次天津租界事件，毕竟上海各租界都有越界拓界的违约行径。我们退一步，则英国人必然要站出来表态反对共和党进入上海，则总统正好借此机会修复之前和英国人的关系。

当下在上海虹口事件中我们已经失了一局，若是不能扳回一些局面，我担心之后的总统任期内，总统做什么就更加受到共和党的牵制了。这样一来，总统这五年任期恐怕都要耗费在那些扯皮的事务上了，五年之后我们还怎么和共和党竞争呢？”

孙中山望着居仁堂外天井内的花木，好久方才回过神来说道：“季陶不妨去探一探那边的口风，搞明白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再做决定吧。”

不过对于共和党来说，眼下的关注点并没有放在冯国璋的电文上，因为俄国发生了更为重要的事件。8月30日，列宁前往莫斯科兵工厂发表演说，当他演讲完毕走到工人中和工人们进行交流时，遭到了计划周密的暗杀。

这一次列宁的运气并不好，向他射击的三枪都打中了他的身体，一枪击中了他的左肩，一枪穿过了他的脖子，最为致命的一枪穿透了他的左肺。很快警卫就在现场抓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女子芬妮·卡普兰。

虽然芬妮·卡普兰并未招供是谁指示她这么做的，但是同一天在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人L·卡内盖瑟暗杀了彼得格勒契卡主席M·乌里茨基。两起事件很快就被联系在了一起，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共布掀起了一场白色恐怖，以挽回他们在之前两月内叛乱的失败。

随着萨马拉的收复，察里津到莫斯科的交通终于恢复，在数百万普特粮食从南俄运到莫斯科之后，工人们的愤怒终于消退下去了。社会革命党显然并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虽然他们在组织工人和农民方面比不上布尔什维克，但是在搞暗杀重要人物方面却是驾轻就熟，当初的俄罗斯帝国官员们就尝过社会革命党的这种恐怖手段。

列宁在医院里醒来时，第一时间就对着守在了身边的捷尔任斯基费力的说了两个单词，“沙皇”“远东”。捷尔任斯基和边上的斯维尔德洛夫瞬间明白了列宁的意思，在目前的局势下，沙皇已经成为了远东自治领和莫斯科之间的唯一联系，一旦沙皇出了问题，远东自治领很可能完全的脱离俄罗斯闹独立了。

捷尔任斯基向躺在病床上的列宁保证，他一定会将沙皇一家转移到安全的居留地去，列宁这才放下心接受医生的治疗。在急诊室外，捷尔任斯基对着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中央委员们神情严峻的说道：“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如果我们不采用红色的恐怖对待白色的恐怖，那么只会让那些反革命分子洋洋得意，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攻击我们。另外，我认为有必要将斯大林同志调回莫斯科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否则党内不少同志会因此而产生动摇的情绪。”

捷尔任斯基的前半句话大家都很赞成，毕竟这样的刺杀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他们这些中央委员的生命了。至于捷尔任斯基的后半句话，则有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赞成。反对的大多是彼得格勒过来的中央委员，支持的都是莫斯科本地的中央委员们。

不过在捷尔任斯基的强力主张下，在列宁受伤无力主事时，作为契卡主席的捷尔任斯基简直拥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各位委员们终究还是没能拗过他。见到自己的主张通过，站在医院走廊上的捷尔任斯基也是松了口气，他知道如果不是趁着这个时机提出这样的主张，等到这些中央委员们回过神来，他们也许就要主张让托洛茨基回来主持中央了。

捷尔任斯基非常担心，这个连列宁都要争辩不休的党内天才，究竟能否在列宁受伤期间维持住党内的团结。虽然他主张要用红色恐怖对待白色恐怖，但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让党内混乱起来，那样的话人民委员会就真的支持不下去了。

托洛茨基之前和军事反对派的争论，对于红军官兵所实施的严苛军纪，让捷尔任斯基下意识的就排除了让托洛茨基回莫斯科主持大局的选项。相比较而言，一直支持列宁的斯大林，且待人温和的斯大林，就目前来说更能让党内其他同志接受。

在给察里津发去了电报之后，捷尔任斯基迟疑了半个小时，终于还是简单扼要的把列宁受到刺杀的事情打电报给了吴川，比起这份电报带来的副作用，他更为担心有错误的消息传到吴川的耳中，从而让对方失去了对俄国革命胜利的信念。

和吴川一起工作了这么久，捷尔任斯基自然能够感受到，在吴川身上的投机性要比革命性大的多。哪怕是他也不敢保证，在失去了列宁之后，对方还会不会继续支持莫斯科了。在他的感觉中，吴川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基本是源于对列宁思想的崇拜。

远在万里之外的吴川并不了解捷尔任斯基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但是列宁受到刺杀的消息还是震惊到了整个共和党的高层。有一点捷尔任斯基的猜测倒是很准确的，那就是共和党的许多高层在吴川的灌输下，确信了只有列宁才能领导俄国革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