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佐木到一的旅程被中断了，因为他违法了革命委员会和日本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双方现役军人除外交武官之外，必须先向对方使馆申报自己的行程和事由，才能以私人身份入境。

佐佐木到一作为现役军官偏离了自己的申报行程，祭奠战友这种事情显然是不可能被革命委员会通过的，因此佐佐木就干脆没有写在自己的申报行程上。于是在被中国人报告给警察之后，他很快就被送到公主岭警局关押了起来。

得到通知的长春日本领事馆于三日后赶到了公主岭，证实了佐佐木的身份并要求其写下了悔过书，然后佐佐木就被革命委员会宣告驱逐出境，并禁止其在三年内以公私身份入境中国。也就是说，佐佐木到一即便以外交武官的身份也无法入境革命委员会治下了。

长春领事馆的外交官对于佐佐木私自更改行程也很恼火，因为佐佐木的犯规毫无价值，反而给了革命委员会留下了一个借口。自革命委员会在山东、朝鲜击败了日军之后，日本外交官发觉自己在东北地区的活动范围变得越来越狭小了。

据《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自开商埠16处，商埠开设一处，日本政府即同步跟进，在开埠之区设立领事馆或分馆。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日人在东北的领事馆和领事分馆已经超过了20处。

这些领事馆事实上已经超越了外交机构的权限，和其他列强在中国的领事馆一样，成为了兼职殖民地机构权力的特征。比如1907年日本以保护朝鲜人生命财产的名义派出了60多名日本警察和宪兵越过图们江，在龙井村设立了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随即在当地实施了非法的警察权。

1909年11月，在和清政府的交涉后，朝鲜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变为了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开始办理外交事务和对当地的朝鲜居民进行管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正试图把所谓的“间岛地区”变为日本的殖民地来管理。

1914年中朝日三方爆发战争，北朝鲜地区从日本重新独立，革命委员会乘机就把龙井地区及安东地区的日本领事馆通通关闭了。虽然日本政府一直试图恢复这些地区的领事馆，但是遭到了革命委员会的拒绝，而在革命委员会去年收回天津各租界司法权和行政权力的同时，也再次对东北各地的各国外交机构进行了调整。

简单的来说，革命委员会要求各国缩小在华外交官的编制，并严禁各国外交官干涉中国的内政和进行同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行为。革命委员会的这些行动主要还是针对俄国和日本，因为满洲过去正是为两国的势力地方，俄国还在外蒙、新疆设立了不少的领事馆以扩展俄国在当地的影响力。

日俄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同对抗革命委员会的共识，但是俄国二月革命的爆发，革命委员会和俄国之间的短暂战争，使得俄国临时政府在远东失去了大部分的话语权，过去俄国在外蒙古地区、在满洲地区的领事馆正不断被迫关闭，只留下了哈尔滨一处总领事馆，沈阳一处领事馆。

失去了俄国的援手，其他列强也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了沉默，日本颇有孤掌难鸣之势。因此日本外务省不得不同革命委员会重新开始谈判，试图至少保留满蒙地区最为重要的8处领事馆。在这样的敏感期，却爆发了佐佐木到一事件，这显然让日方在谈判中又多了一件不利的因素，自然来接人并陪同佐佐木前往大连的外交官对其没什么好脸色了。

不管是这位日本外交官还是佐佐木到一自己都没有发现这样一件事，他们虽然声明偏离行程只是一个误会，但是心里却已经开始承认这一事件的过错在于己方。而在过去，日本军官在中国的战史旅行从来不会被认为是一种触犯中国法律的行为。

佐佐木到一在大连坐上了返回日本的客船，在船上他无暇欣赏秋季大海的美景，而是把自己关在了客舱内为自己的这趟旅行做了一个总结，“……从以上这些见闻来看，满洲之民众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好坏同国家的强盛联系在了一起。昔日宗方先生所言：国家乃人民之集合体。则满洲已经初步形成了这样一个集合体，我国若想重返满洲，当不可不忽视满洲民众对于保卫满洲的意志……”

在佐佐木乘坐的客船离开大连港的时候，旅顺工科大学正在举办1917年度的入学仪式，新上任的革命委员会驻大连、旅顺办公室主任王永江和关东厅长官林权助出席了这场入学仪式。

1913年旅顺工科学堂开始招收中国学生，1915年旅顺工科学堂升级为旅顺工科大学，这两次变化的背后是中国革命军击败了南满铁路护路军，中国革命军在山东和北朝鲜战胜了日军。

1914年中日朝鲜、山东战争结束之后，以高桥本吉、清水留三郎为首的日本议员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赴日留学生的数量远超欧美诸国，但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却大多成为了反日分子，而前往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却都成为了亲欧美分子？”

这些议员质疑文部省对于中国留日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问题，并要求对留日的中国学生实施补助金政策，以灌输日中友好的思想。随着革命委员会力量的不断增长，中日贸易数额的急剧增长，日本政府开始对中国留学生的问题加以重视了起来。

但是和过去的满清时期及南方的中国青年留学选择不同，革命委员会治下的东北和山东地区，出国留学的规模虽然稳步上升，但是文科方面的留学生数量却在急剧下降。

而过去前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却主要以文法政三科为主，日本和中国毕竟是一水之隔的邻居，日本文化又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对于那些外语成绩不大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选择日本留学不仅便宜也容易适应环境。

何况中国留学生想要学习的西方法律和政治，日本都已经进行了第一次转化，和自己跑去欧美重头摸索不同，在日本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只要在日本人归纳出来的体系下按部就班的吸纳就可以了，完全不需要担心学无所成。

当然，这也导致了在日本留学的法政科学生往往被英美留学生所看不起，认为他们不过是在拙劣的盗版者那里再次盗版，丝毫没有研究欧美法律、政治真谛的决心和信念。简单的说，在这些英美留学生看来，到日本学习法律和政治的只有两种人，要么是想要拿一张文凭回去当官，要么就是借着留学名义去日本搞革命的，都不是想搞正经学问的。

至于理工科方面，日本帝国大学虽然还算不错，但是和欧美相比就差远了，就连欧洲的几个小国，在理工科的教育上也是远远超过日本的。因此革命委员会所统治下的区域内，在战争爆发之前首选是去德国和美国留学，战争爆发后则大多选择了前往美国留学。

革命委员会治下的这种留学倾向，自然是让日本的政治精英们难以接受的。在经历了1916年的天津租界事件之后，各国政府都已经相当明确的了解，假如说有这样一个政治势力能够统一中国的话，那么必然是共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委员会。

虽然各国都在努力着试图拖延革命委员会统一中国的进程，但是各国同样做着两手准备，试图在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内部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改变一个成年人的世界观很难，但是对一个世界观尚未成型的年轻人进行文化上的影响却要容易的多。

就如同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学，事实上在民国之前是中国多支出的退款，民国以后美国政府才真正的退回赔款加大了对于中国教育的援助。其他各国也在纷纷效仿美国，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培养亲近自己的年轻人。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不管他们怎么优待中国的年轻人，革命委员会治下的年轻学生都不会把日本当成首选之地，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在一二十年之后，将会失去对于中国顶层的政治影响力。

于是，旅顺工科大学，这座原本日本政府不太重视的海外大学，开始获得了日本文部省和日本财阀的大力援助，毕竟这所大学就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于那些家境不太好的东北、山东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选择。

在这样的扶持之下，1917年旅顺工科大学的入学生中，中国学生第一次超过了日本学生。本年度中国学生的入学人数259人，日本学生245人。

刚刚上任的王永江第一次和关东厅长官林权助会晤，就是要求进一步扩大旅顺工科大学的规模，并提高学校中的中国讲师数量。林权助是本年三月上任的，外务省出身的他被调任关东厅长官，意味着外务省同革命委员会交涉事务中的话语权在上升。

林权助也清楚原敬及海军省同革命委员会达成的协议，王永江所领导的办公室，实际上就是同关东厅逐步交接权力和制定双方在各方面妥协政策的革命委员会负责机关。显然对方是想先从教育方面入手，他自然不会不给予配合，但是也不打算让王永江夺取对于旅顺工科大学的控制权。